第2章
有目的的创新和七个创新机会源
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创新活动能够赋予资源以新的能力，进而创造财富。事实上，创新活动本身就能创造资源。只有当人类发现自然界中某种物质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时，资源才得以称为资源。在此之前，植物只是杂草，矿物只是岩石而已。不到100年前，从地下渗出的石油以及铝土矿（铝的生产原料）都还不是资源。由于它们会导致土壤贫瘠，人们将它们视为有害物质。青霉菌也曾被认为是有害物质，而不是资源。当时，细菌学家在培养细菌时，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培养基以免被青霉菌污染。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医生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这种“有害细菌”正是细菌学家苦苦寻找的细菌杀手。自此之后，青霉菌才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
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情况同样如此。在经济领域中，“购买力”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它却是由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提出的。
19世纪初期，美国农民的购买力水平很低，因此无法购买农业机械。虽然市场上有各种收割机，农民也很需要这种机械，但是他们无力购买。于是，收割机的发明者之一，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提出了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这样，农民可以用未来的收入来购买收割机，而不是仅仅依靠过去的积蓄。忽然之间，农民就拥有了购买农业机械的能力（购买力）。
同样地，凡是能够改变现有资源的财富创造潜力的事物，都能被称为创新。
将卡车车身（车厢）从轮子上卸下来，再将其放置于货运轮船上，这一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技术。集装箱这一创新并不是源于技术，而是源于一种新的认知，即将货轮视为一种“货箱容器”而不是一艘“船”。这意味着，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地缩短货轮在港口停泊的时间。这项看似普通的创新，却使远洋货船的运载能力大概提高了4倍，可能也因此拯救了船舶运输业。如果没有这项创新，在过去40年里，世界贸易很难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想想在那40年内，所有主要的经济活动可是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
真正使普及教育成为可能的，不是对教育价值的广泛承诺，也不是教师在教育学院受到的系统培训或某个教育理论，而是一项不起眼的创新：教科书。教科书很可能是捷克[1]伟大的教育改革家约翰·阿莫斯·科梅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的发明。17世纪中期，科梅纽斯设计并使用了第一套拉丁文入门教材。如果没有教科书，即便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一次也只能教授一两个学生。有了教科书，即便是普通的老师，一次也可以给三四十个学生传授知识。
上述事例表明，创新并非一定与技术相关，甚至不必是创造一个“实物”。就影响力而言，很少有技术创新能与报纸、保险之类的社会创新相提并论。分期付款购买方式完全改变了经济。任何地方只要引入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不管当地生产力水平如何，都能使经济由供给驱动型变为需求驱动型。起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创新，现代医院对医疗保健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医学上的进步。管理作为“有用的知识”，首次使具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组织里工作，这是20世纪的创新。它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一个我们过去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都没有的崭新体系：一个有组织的社会。
经济史书籍中提到，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 Borsig）是德国制造蒸汽机车的第一人。博尔西希在开展这项创新时，遭到了同业工会、教师和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对。直到今天，这项创新仍然是德国工厂的组织系统以及德国工业实力的基础。博尔西希还提出师傅（Meister，即能够自主运营工厂的受人敬重的高技能人才）的概念；还有学徒制（Lehrling System），该项制度实现了在职训练（Lehre）与课堂教学（Ausbildung）的有机结合。1513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出版的《君主论》一书中提出的“现代政府”，以及其思想的早期追随者让·博丹（Jean Bodin）60年后主张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两项密切相关的社会创新显然比大多数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深远。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创新及其重要性的例子，出现在现代日本。
自1867年向现代世界开放门户以来，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跃成为超级经济强国和国际市场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它却一直受到西方人士的轻视。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创新必须与实物相关并以科技为基础”的盛行观念。无论西方人还是日本国内的一些人，都将日本视为模仿者，而非创新者。总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技术创新或科学创新，他们的成功源于社会创新。
自1867年开始实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极不情愿地向世界敞开了国门。此举完全是为了避免重蹈印度的覆辙。当时，印度遭受西方国家征服、殖民和西化。日本的基本目标则是，以纯粹“柔道”的方式，运用西方的武器将西方人“抵御”在国门之外，以保持日本的独立。
这表明社会创新远比蒸汽机车或电报更重要。而且，从学校、大学、行政机关、银行以及劳资关系等机构的发展来看，相比于制造机车或者发明电报，开展社会创新更为困难。一列从伦敦开到利物浦的火车，无须加以调整或改变就可以用来从东京开到大阪。但是，日本的社会体制纯粹是“日本独有的”，当然也是“现代化的”。因此，日本人需要推动社会体制变化以适应具有高技术特征的“西化的”经济体系。人们能够以较低成本从国外引进技术，这并不会有太大的文化冲突风险。与之相反，体制则必须依赖深厚的文化根基才能发展。100年前，经过再三考虑，日本人决定集中资源全力发展社会创新，而通过模仿、引进和改造来进行技术创新，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一政策依然是日本最好的选择。如同在第17章中将要谈到的，人们有时开玩笑似的称之为创造性模仿，其实是一种备受推崇、非常有效的创业战略。
尽管当下日本人必须学会自主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引进和改造其他国家的人的技术，为慎重起见，我们还是不应低估他们的能力。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离社会创新最近的一种形式。历史表明，只要形势需要，日本总能表现出这种强大的社会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向社会展示了其运用创业战略的超凡能力。
由此得知，“创新”是一个经济术语或者社会术语，而非技术术语。借用萨伊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收益率。”或者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习惯，从需求角度而非从供给角度将其定义为：“创新就是改变消费者从资源中获取的价值和满意度。”
我认为，不能根据理论模型来判断哪种定义更为合适，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钢铁厂从一体化的综合炼钢厂到迷你钢铁厂（微型钢铁厂）的转变，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最为合适。这种迷你钢铁厂以钢屑而非铁矿石为原材料，最终产品不是需要再加工的粗钢，而是钢梁或钢杆。这种转变使成本大大降低，但并没有改变最终产品、最终用途及客户。同样地，我们可以从供给角度分析集装箱的出现。虽然录音带或录像带的技术含量可能比钢铁更高（至少与之持平），但采用消费者价值和满意度对其创新加以分析，则更为合适。此外，20世纪20年代由亨利·卢斯（Henry Luce）创办的《时代》《生活》和《财富》等杂志，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的货币市场基金等，这些社会创新也应从需求的角度加以分析。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展出一种创新理论。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阐述一个人何时、何地、如何系统地发现创新机会，以及如何判断成功的概率和失败的风险。尽管相当粗略，但是我们的知识已经足以发展出创新实践。
19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发明的发明”。对科技史学家而言，这已是老生常谈。大约在1880年以前，发明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19世纪早期的书籍总是提到“灵光乍现”。发明家被认为是既浪漫又荒谬的人物，把自己关在在孤寂的阁楼里摆弄捣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明已逐渐变成了研究，变成了一种系统的、有目的的活动。无论在目标还是在可获得的成果方面，这种活动都可以进行有高度可预见性的策划和组织。
对创新而言，情况同样如此。如今，企业家应该学习如何进行系统的创新实践。
成功的企业家不会坐等“缪斯之吻”而获得灵感，他们通常勤奋实干。他们并非想要惊天动地的成就，诸如那些能够引起产业变革、高达上亿元的业务或能够一夜暴富的创新。而那些急于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创业者注定会做错事、走错路，导致创业失败。一个看似伟大的创新，可能除了技艺之外，别无其他。而一个看似寻常的创新，比如麦当劳的创新活动，反而可能成就一番惊人且具有高利润的事业。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于非商业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
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如金钱、权力、好奇心，或名誉及他人的认可，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希望能够创造价值、做出贡献。他们目标远大，并不满足于对现有事物的改进或者修正，而是试图创造出全新的、独特的价值和满足感。他们尝试将物质转化成资源，并以一种新型的更高生产力的方式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
正是变化总能为独特的新生事物的产生提供机会。因此，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地、有组织地对变化的寻找之中，存在于对这些变化所催生的经济或社会创新机会的分析之中。
通常来说，这些变化已经产生或者正在发生。绝大多数成功的创新都是基于变化而实现的。诚然，有些创新本身就蕴含着重大变化，例如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但这些是特例，而且是不同寻常的特例。成功的创新大都很普通，仅仅是利用了变化而已。因此，创新学科，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是一种诊断式学科，即系统地审查能够带来创业机会的变化的领域。
具体而言，系统的创新就是关注七个创新机会源。
前四个创新机会源存在于机构内部（不论是商业机构还是公共服务机构），或是存在于产业或服务业内部。因此，通常只有产业或者服务业内部的人才能察觉到这种创新。这些创新都有一些表征，已经发生变化或者稍加努力就能产生变化。这四个创新机会源是：
- 意外事件——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部事件。
- 不协调事件——与假定或者推测不一致的事件。
- 基于流程需求的创新。
- 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变化。
第二组创新机会源有三个，指的是存在于企业或产业之外的变化：
- 人口统计特征（人口变化）。
- 认知、情绪及意义上的变化。
- 新知识，包括科学和非科学知识。
这七个创新机会源的界限模糊，且存在很大的重叠部分。好比同一建筑物上不同侧面的七扇窗户，透过某扇窗户可以看到相邻窗户所展现的景致。但是，透过特定窗户的中心所看到的景致是截然不同的。
考虑到每一创新机会源都有其独特性，我们应分别对这七个来源加以分析。从本质上讲，没有一个机会源比其他机会源更重要或更有生产力。重大创新可能来自对变化表征的分析（如产品或价格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意外成功），也同样可能来自重大突破性知识的广泛应用。
这些创新机会源是按照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高低依次讨论，而非随意排序。与大众所认知的不同，新知识（特别是新科学知识），并非成功创新的最可靠或最可预见的来源。虽然基于科学的创新是可见的、迷人的、重要的，但实际上是最不可靠的、最不可预见的。相反，对诸如意外成功或意外失败等潜在变化的表征的一般性分析，其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则相当低。通常情况下，由意外事件所引起的创新，从新企业的创立到产生结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历程最短。
[1]1620年，波西米亚（日耳曼语对捷克的称呼）战败，此后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867年后，捷克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捷克和斯洛伐克联合，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多次社会、政治动荡之后，多次更名，于1993年起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