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创业型经济
Ⅰ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去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等口号广为流传，被视为真理。但是，事实和数据表明这些口号纯属谬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形势出现了从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的重大变化。
1965—1985年这20年间，16岁以上的美国人口（按照美国统计标准，这些人属于劳动力范畴）增长2/5，从1.29亿人上升到1.8亿人。同期美国就业人口增长1/2，从0.71亿人上升到1.06亿人。这一阶段的第二个10年（1974—1984年）中，劳动力增长最快。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加了2400万个。
无论从百分比还是绝对数字来看，美国在这20年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其他任何和平时期都多。但自1973年深秋的石油危机之后的10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依次经历了能源危机、“烟囱工业”几近崩溃和两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的经济发展极其独特，其他国家都未曾发生过类似情况。1970—1984年，西欧实际上失去了三四百万个就业岗位。1970年，西欧的就业岗位比美国多2000万个；但到了1984年，它却比美国少了近1000万个。在就业岗位创造方面，日本也远不如美国。1970—1982年的12年间，日本的就业岗位只增长了10%，还不到美国同期增长率的一半。
美国就业岗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增长状况，与25年前专家的预测背道而驰。那时大多数劳动力分析专家预测，即便以最快速度发展，美国经济也无法在70年代与80年代初为达到就业年龄的男子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些适龄劳动力出生于1949年和1950年，是“婴儿潮”的第一梯队。事实上，美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预期需求量的两倍。70年代中期，许多已婚女性纷纷涌入劳动力市场，这在1970年是无法想象的。这就导致了80年代中期的今天，每2个有孩子的已婚女性中就有1个参加工作；而在1970年，每5个中才有1个。美国经济为这些女性都提供了就业岗位，而且大多数岗位都优于过去女性所从事的工作。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美国的“零增长”时期，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也是美国“去工业化”时期。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人们的关注点依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25年这段时期（大约结束于1970年）内快速发展的领域。
早些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越来越大的机构，包括《财富》500强，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当地政府，大型学校和超大型大学，学生人数为6000及以上的大型高中，成长型的大医院。战后25年的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实际上都是由这些机构创造的。这期间出现的经济衰退，包括就业岗位减少和失业现象，主要发生在小型机构中，当然主要是在小企业中。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就业领域出现全新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先前就业领域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自1970年以来，《财富》500强企业的固定岗位逐年减少（不考虑经济衰退引起的失业）。起初缓慢减少，到1977年或1978年，开始大幅削减。到1984年，《财富》500强企业至少削减了400万～6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政府机构的雇员，也比10年或15年前要少。由于60年代初的生育率骤降，入学人数减少，教师岗位也随之减少。到1980年，美国大学发展停滞，工作机会减少。80年代初，甚至连医院的雇员数量也停止增长。换句话说，为了弥补传统机构所失去的至少500万固定岗位的需求，我们创造了至少4000万个就业岗位，而非3500万个。这些新的就业岗位都是由中小型机构创造的，大都是20年前还不存在的中小型企业。据《经济学人》报道，现在美国每年新增的初创企业高达60万家，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繁荣时期的7倍。
Ⅱ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多人会立刻联想到“高科技”。事实并非如此简单。1965年以来创造的4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高技术领域所贡献的不过500万～600万个。高技术领域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最多只能弥补“烟囱工业”所失去的，其余的就业岗位则是由其他领域创造的。即便给“高科技”下一个最广泛的定义，每100家新创企业中，也只有一两家称得上是“高科技”。
我们正处于重大技术变革的初始阶段，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未来学家”的设想，甚至连《大趋势》（Megatrends）和《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中的描述都无可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经300年的技术发展告一段落。在这300年里，技术模式或模型无外乎是一种机械模式，也就是太阳等恒星内部进行的各种反应模式。1680年左右，当时原本籍籍无名的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Denis Papin）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揭开了这一时代科技发展的序幕。直到我们在核爆炸中再现恒星内部的核反应，这一时代才终结。由于技术在机械过程中的作用，这300年间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温度、更强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模式转变为生物过程模式，主要研究有机体内部的反应。在有机体内部，过程主要围绕信息来组织，而非围绕物理学家所阐述的能量来组织。
无论是以计算机还是电信、工厂里的机器人还是办公自动化、生物遗传学还是生物工程的形式呈现，高科技的重要性都不可估量。高科技令人振奋、夺人眼球。它创造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愿景，并为人接受。由于高科技的神秘色彩，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人更愿意去不知名的小企业，而非银行巨头或世界级电气设备制造商。虽然对这些年轻人而言，绝大多数所工作的企业的技术平淡无奇而又枯燥乏味。此外，高科技也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重大转变。20世纪60年代初，风险资本还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到80年代中期就达到盈余状态。因此，高科技就是逻辑学家所称的“认识根据”（ratio cognoscendi）。它是我们感知和理解现象的根据，而非仅仅只是解释现象。
从数量上看，如前所述，高科技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到总数的1/8。从就业岗位来讲，在不久的将来，高科技的表现不会有所改善。从现在（1984年）到2000年，在美国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中，高科技所占的比例不会超过1/6。如果真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高科技是美国经济中的创业领域，那么美国经济真的会“零增长”，并陷入“康德拉季耶夫波”中的停滞状态。
20世纪30年代中期，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用其计量模型预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将导致农场产量急剧下降。事实证明，这一预测完全正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基于技术的内在动态，提出50年为一个经济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断言，技术每隔50年会到达顶峰。在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的连续20年中，持续的技术进步会使成长型行业发展良好。但是，这些行业看起来像创纪录的利润只是因为发展停滞的产业不需要的资本回笼而已。这种发展态势不会超过20年，随后经济会突然陷入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出现之前，通常会有某种恐慌作为预兆。接下来就是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stagnation），新兴技术无法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使经济自行复苏。对于这种境况，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政府尤其如此。[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促使长期经济扩张的产业，如汽车、钢铁、橡胶、电气设备、消费电子品、电话还有石油[2]，完全符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些产业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或者稍近一点，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之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无论从技术还是经营理念上，这些产业都没有重大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经济开始增长时，它们已经是成熟产业了。只需投入少许资本，这些产业就能扩张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工资和福利飞涨的情况下，它们依旧能获得高额利润。但是，正如康德拉季耶夫的预测，这些信号就像肺病患者红润的脸颊，只是经济强健的假象而已。事实上，这些产业内部已经开始衰败。它们并非陷入停滞或缓慢衰退，而是在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oil shocks）之后迅速崩溃。短短几年，它们从利润创新高到濒临破产。很快形势完全明朗，这些产业即便能够复苏也很难在短时间恢复到先前的雇佣水平。
高科技产业也符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正如康德拉季耶夫所预测的那样，迄今为止，高科技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以抵消旧产业失去的就业岗位。所有预测都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20世纪）最后十几年——高科技产业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形不会有所改善。举例来说，虽然计算机行业迅猛发展，但数据加工和信息处理（包括软硬件的设计与工程、生产、销售和服务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创造的就业岗位无法弥补钢铁业和汽车业同期（几乎确定）将失去的就业岗位。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无法解释美国经济创造的4000万个就业岗位。迄今为止，西欧的发展一直遵循康德拉季耶夫模式，但美国并非如此，日本可能也非如此。美国发生的某些事件，抵消了康德拉季耶夫“技术长波”的影响，而且与经济长期停滞理论并不相符。
美国并非仅仅延长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所需要的就业岗位将远少于过去20年的需求，经济发展对工作的依赖程度也会降低。到20世纪末，确切地说到2010年，美国新增劳动力会比1965—1980年期间少1/3。这是因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婴儿到1965—1980年长大成人，而1960—1961年“生育低潮”时期的出生率比“婴儿潮”时期低30%。此外，目前50岁以下参加工作的女性人数与男性持平。从现在起，职业女性数目也会受到人口自然增长的限制，也就是说，女性就业人数也会减少30%左右。
对于“烟囱工业”的发展趋势，即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不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我们也应将其视为严谨的假设。考虑到高科技产业无法抵消昔日成长型产业的停滞效应，我们应该再次重视康德拉季耶夫理论。作为愿景的开拓者和带头人，高科技产业发挥着重大的实质性作用。就数量而言，高科技产业代表着明天而非今天，尤其是作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它们将造就未来而非造就现在。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理论能够解释美国经济行为并预测其发展方向，但它依然遭到质疑。因为这个理论无法解释“康德拉季耶夫长期停滞期”美国经济中创造的4000万个就业岗位。
我并不是指不存在经济问题或危机。恰恰相反。20世纪即将结束的这25年中，经济的技术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将带来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诸多问题。我们也在经历重大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20世纪的伟大成功——福利国家（它带有无法控制或看起来无法控制的巨额通胀赤字）。国际经济风险加大，巴西、墨西哥等快速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腾飞和灾难性崩溃之间徘徊。这可能会导致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再次在全球出现，持续时间也许更久。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忧虑，失控的军备竞赛。不过，对于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现象，美国至少可以将其视为幻象而非事实。因为，美国出现了全新的创业型经济。
现在去判断创业型经济到底只是美国现象还是同时存在于其他发达国家，还显得为时过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创业型经济正以其特有的模式在日本显现。不过，至今尚未确定创业型经济能否在西欧出现。从人口统计特征来看，西欧的发展滞后于美国10～15年。西欧的“婴儿潮”和“生育低潮”都比美国要晚。西欧延长学校教育年限的策略也比美国或日本晚了10年左右，而英国尚未启动这项举措。如果（事实上，极有可能）人口因素是美国创业型经济出现的原因之一，那么可以预测，到1990年或1995年，欧洲会出现类似的发展。当然，这纯属猜测。迄今为止，创业型经济只是美国的特有现象。
Ⅲ
这些新的就业岗位从何而来？答案是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其来源并不唯一。
自1982年以来，波士顿一家名叫Inc.的杂志社每年都会对100家快速增长、创立时间在5～15年的美国上市公司进行排名。由于仅限于上市公司，这个排行榜的排名明显偏向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备受推崇，易于找到证券承销商，在股市中募集资金，在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交易股票。其他新创企业必须经过多年努力，必须5年以上都盈利，才能上市。即便如此，每年这个100强排行榜中，只有1/4是高科技企业，其余3/4大都是“低科技”企业。
例如，1982年的排行榜上有5家连锁餐厅、2家女装制造商、20家医疗保健服务机构，而只有20～30家高科技企业。虽然1982年的美国报纸频频悲叹“美国去工业化”，但排行榜中制造业企业占1/2，服务业企业仅占1/3。虽然1982年有文章称，美国北部霜冻地带的经济衰竭，阳光地带可能是唯一的增长区域，但是排行榜中阳光地带的企业仅占1/3。从排行榜来看，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企业所占比例相同。据推测，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马萨诸塞的经济濒临绝境。事实上，排行榜中这3个州的企业同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3个州的一样多。甚至连冰雪天堂明尼苏达，也有7家企业榜上有名。在行业和地理分布上，1983年和1984年的排行榜也是如此。
1983年，Inc.又推出了一个500强企业排行榜，包括500家新近成立、快速发展的私营企业（非上市企业）。排名前两位的是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的一家建筑承包商（当年建筑业空前不景气）和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家用健身设备制造商。
针对风险投资家的调查结果，也遵循同样的模式。在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组合中，高科技企业并不起眼。一位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组合中包括几家高科技企业：一家新成立的计算机软件制造商、一家医药技术的新创企业，等等。但是1981—1983年间，该投资组合中营收和利润增速第一的是一家平淡无奇、毫无科技含量的理发连锁店。紧随其后的依次是一家牙医诊所连锁店、一家手工工具制造商和一家向小企业出租机器的金融企业。
据我所知，1979—1984年间的众多企业中，创造最多就业岗位的、营收和利润增长最快的企业是一家金融服务企业。这家企业在5年时间里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且大多数岗位的待遇极其优厚。虽然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但股票交易业务只占营业额的1/8。其他业务是年金、免税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和公募基金、抵押信托保证、避税项目合作，以及为该企业所称的“明智投资者”提供大量类似的投资项目。它指的“明智投资者”包括小镇和郊区并非极其富有的专业人士、小商人或农场主，他们希望能将多余的资金储存起来。这类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奢望通过投资致富。
我能找到的最能揭示美国经济增长点的资料，是一项针对100家快速成长的中等规模成长型企业（营业收入为0.25亿～10亿美元）的研究。这项研究是美国商业联合会（American Business Conference）委托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两位高级合伙人于1981—1983年开展完成的。[3]
无论在销售收入还是利润上，这些中等规模企业的增长速度都是《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3倍。自1970年以来，美国500强企业的就业岗位不断流失；而在1970—1983年，这些中等规模成长型企业就业岗位的增速是整个美国经济的3倍。即便在1981—1982年的经济萧条期，美国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2%，而这100家企业的雇佣水平也增加了1%。这些企业遍及美国各经济领域。当然，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包括在内。此外，也有一些金融服务企业，如纽约帝杰证券公司（Donaldson，Lufkin & Jenrette）。这100家企业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一家生产和销售起居室家具的公司，第二是一家生产和销售甜甜圈的公司，第三是一家精品瓷器公司，第四是一家书写用品公司，第五是一家家用涂料公司，第六是一家从印刷出版当地报纸拓展到提供消费者市场营销服务的公司，第七是一家为纺织厂生产纱线的公司，等等。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经济中只有服务业是增长的，但超过一半的中等规模成长型企业属于制造业。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过去10～15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领域包括很多且不断增加的“通常不被视为企业”的机构。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而且很多正在转变为营利性企业。这些机构中，最为常见的当属医疗保健领域。这段时期，传统的美国社区医院陷入困境。但也有很多连锁医院快速发展且欣欣向荣，包括营利性医院和日益增多的非营利性医院。一些“独立的”医疗机构发展更为快速，如临终关怀中心、医疗与诊断实验室、独立外科中心、独立妇产院、“免预约”精神诊所，或者老年诊断和治疗中心。
如今，几乎所有的美国社区学校都日趋衰落。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低潮”导致学龄儿童大量减少，一种全新的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却在繁荣发展。1980年左右，在我居住的加州小城里，几个母亲为照顾自己的孩子成立了一家社区托儿所。到1984年，这家托儿所已经成为一所学校，拥有200名即将就读4年级的学生。此外，当地浸礼会教徒几年前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正准备接管克莱蒙特的一所初级中学（这所中学创办于15年前，在过去5年里因为一直没有生源而空了下来）。不过，各种成人教育项目都在加快发展，无论是针对中层经理的行政管理项目，还是针对医生、工程师、律师和理疗学家等的进修项目。即便在1982—1983年的经济萧条期，这些项目也只是暂时受挫而已。
另一个显现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领域是新兴的公私合营的“第四部门”。这一领域由政府部门（州政府或市政府）出资并确定绩效标准，然后将消防、垃圾回收或公共汽车运输等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委托给私营部门。这种方式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服务。自1975年海伦·布萨里斯（Helen Boosalis）首次当选为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市长以来，林肯市一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100年前，同样在林肯市，平民党人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首次引领我们走上公用事业的市政所有权之路。得克萨斯州也是公私合营方面的先行者，圣安东尼奥市和休斯敦市就是很好的例子。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学院的表现尤为突出。同样地，位于该市的一家领先计算机制造商，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在教育，甚至是罪犯管理和改造方面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公私合营关系。考虑到公众不愿为日益衰落的邮政服务支付更多的补贴和费用，从长期来看，能够拯救这项服务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竞标选择“第四部门”以获取一流服务。否则，10年后，邮政服务将消失无踪。
Ⅳ
除了快速增长和违背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理论之外，这些成长型机构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事实上，它们都是“新技术”的代表，都以全新的方式将知识应用到人类工作中，而这才是“技术”的定义。这种“新技术”不是电子学、遗传学或者新材料技术，而是创业管理。
只要弄清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尤其最近10年就业岗位的惊人增长就不难解释了。这种“新技术”甚至可以与康德拉季耶夫理论相调和。美国正在经历一种所谓的“非典型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也是如此。
自约瑟夫·熊彼特于1939年首次指出以来，我们就意识到，从187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近50年，美国和德国的实际发展状况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并不相符。第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开始于铁路发展热潮，结束于1873年维也纳的股市崩盘。那次股市崩盘对全球股票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进而引发经济大萧条。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发展都陷入漫长的停滞期。当时钢铁、化工、电气设备、电话以及最后出现的汽车业等新兴技术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都不足以弥补铁路建设、煤矿开采及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停滞所引发的失业。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在美国和德国。而且尽管维也纳股市崩溃导致奥地利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且尚未恢复，但奥地利也未出现经济停滞现象。起初，这几个国家的经济也备受打击。但5年后，它们摆脱困境，重新腾飞。就“技术”而言，这些国家与深受经济停滞之苦的英国和法国并无区别。企业家是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经济行为差异的因素。比如，在1870—1914年期间，德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就是综合银行的成立。首个综合银行是由乔治·西门子（Georg Siemens）于1870年创办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4]。德意志银行的使命是发现并投资创业者（创业型企业），对他们（它们）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管理。在美国经济史中，诸如纽约的J. P. 摩根公司（J. P. Morgan）[5]之类的创业型银行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如今，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在美国，或多或少也可能出现在日本。
事实上，高科技并不属于“创业管理”这一“新技术”。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家依旧推崇19世纪的管理模式。他们深信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如果你发明出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你的门槛将被踏破。”可是，他们未曾想过去问：“更好的”捕鼠器究竟是什么样的？为谁所用？
当然也有例外。很多高科技企业了解如何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世纪就有这样的例外事件。德国人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创办了一家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即西门子公司）。美国人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不仅是伟大的发明家，还是成功的企业家，有两家公司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家是运输业的领先者（即西屋公司），另一家是电气设备业的主力（即西屋电气公司）。
但是，对于“高科技”企业家而言，他们的原型似乎依然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爱迪生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他将发明转变为一门学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研究”。但是，他真正的志向是创办企业，并成为商界大亨。然而，他对企业管理一窍不通，最终为了挽救企业不得不让位他人。如今，很多企业（即便不是大多数）仍然以爱迪生的方式管理企业。确切地说，这些企业管理不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高科技企业依然遵循传统模式。这种模式起初令人振奋，接着快速扩张，然后突然崩溃，在5年内经历“麻雀变凤凰，再变回麻雀”的转变。大部分硅谷企业以及大部分高科技生物企业，仍然是发明家而非创新者，是投机者而非创业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高科技产业突破不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预测，并且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使经济复苏。
但是，有系统、有目的、以企业家精神管理的“低科技”机构却能做到这点。
Ⅴ
在所有重要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只有熊彼特关注企业家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企业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超经济的”（meta-economic）。它深刻影响并塑造经济，但并非经济的一部分。对经济学家来说，技术同样如此。至于企业家精神为何会出现以及为何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某种文化中，经济学家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企业家精神曾出现在19世纪末，如今似乎再次出现。的确，企业家精神为何有效的原因也许并不属于经济范畴。这可能源于价值观、认知和态度的变化，也可能是人口统计特征的变化、机构（如1870年左右美国和德国的创业型银行）和教育的变化。
在过去20～25年间，相当多美国青年的态度、价值观和志向确实都发生了转变。显然，关注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青年的观察者并没有预测到这种变化。突然之间，很多人开始长年拼命工作，追求高风险而非贪图大公司的安稳。这该如何解释呢？那些享乐主义者、追求地位者、附庸者、墨守成规者到哪儿去了呢？15年前我们所知的那些不在乎功名利禄，只求美国重回怡然自得状态（如果回不到田园绿色）的青年，又去哪儿了呢？不管怎样解释，这都不同于过去30年里预言家的设想，如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威廉·H. 怀特（William H.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的《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以及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对青年一代的预想。的确，创业型经济的出现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事件，还是文化和心理事件。不管原因何在，其都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领域。
这种态度、价值观以及最终行为的深刻变化来源于一种“技术”。我们称之为管理。正是管理的新应用催生了美国创业型经济的出现，主要表现为：
- 应用于新创企业，无论其是否为商业企业。然而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管理只适用于已有企业。
- 应用于小规模企业。仅仅几年前，大多数人还断定管理只适用于大规模企业。
- 应用于非商业性机构，如医疗保健、教育机构。大多数人遇到“管理”这个词，想到的仍是“商业”。
- 应用于根本不被视为“企业”的单位，如当地餐馆。
- 最重要的是，应用于系统的创新。这是为满足人类需求，去寻找并利用新机会。
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一种技术，管理与当今高科技产业的其他基本知识（如电子学、固态物理学、遗传学以及免疫学）出现在同一时期。管理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同工程和医学一样的“有用的知识”，管理也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最后成为一门学科。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有几家大型企业（主要是商业企业）开始运用管理实践，如杜邦公司（DuPont Company）、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大型零售商西尔斯百货（Sears，Roebuck）。在大西洋彼岸，有德国西门子公司和英国玛莎百货公司（Marks and Spencer）。管理成为一门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6]
大约从1955年开始，发达国家经历了一股“管理热潮”[7]。大约40年前，我们所称为“管理”的这一社会技术，首次出现在大众（包括管理者本人）视野中。此后，管理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而非少数独立信仰者的随意实践。这40年来，与同时期的“科学突破”一样，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比科学突破更为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都变为“组织社会”，而管理也许并不是唯一因素，或甚至不是重要因素。如今，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在组织中工作，包括老板自己。企业的老板日益趋向于变成“职业经理人”，身份是雇员而非企业所有者。无法肯定管理是不是唯一因素，是不是重要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管理没有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发达国家就不会出现目前的社会现状：“组织社会”和“员工社会”。
对于管理，尤其是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的基本原理已经为人所知。40年前，大部分人甚至是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管理工作。如今，管理已是司空见惯。
但总的来说，人们至今仍然认为管理仅仅适用于商业企业，而且是大企业。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管理协会邀请小企业负责人参加“高管培训项目”，得到的回复大都是：“管理？那是针对大企业的，与我无关。”直到1970年或1975年，美国医院管理者还依然排斥任何带有“管理”标签的事物。他们声称：“我们是医务人员，不是企业员工。”（在大学里，尽管教职工会抱怨他们所在的机构如何“管理不当”，但他们的看法与医务人员是一致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这段时间，“进步”意味着创办更大规模的机构。
这25年来，企业、工会、医院、学校、大学等社会各领域都倾向于创建更大规模的组织，原因是多样的。最主要的因素肯定是，人们相信能够管理好大型机构却不知如何管理小型机构。当初美国创办大型综合高中的热潮与这个观念有很大关系。人们声称：“教育需要专业化管理，而这只有在大型机构才能发挥效用。”
最近10或15年里，这种趋势才得以逆转。事实上，美国现在的趋势是“去机构化”，而非“去工业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50年里，美国和西欧普遍认为身体不适者最好去医院，重症患者尤其如此。医生和病人持有同样的观念：“病人来医院越早，医生对他们的疗护越好。”最近几年，这种观念也在转变。现在，我们愈加相信病人远离医院的时间越长越好，越早出院越好。当然，这种转变与医疗保健或管理毫不相干。它只是一种逆反心理（无论是长久的或短暂的），是对崇拜集中化、计划和政府等的反叛情绪。这里所说的这种崇拜现象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到达顶峰。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和信心管理好小型机构以及医院等非商业机构，那么就无法保障医疗保健领域的“去机构化”。
总体而言，相比于“管理良好”的大型组织，小型创业组织对于管理的需求更为迫切，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最重要的是，无论对新的创业型企业还是对“管理良好”的持续存在的企业来说，我们现在所正学习的管理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举个具体的例子。早在19世纪，美国就出现了汉堡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堡店已风靡城市街头。而麦当劳汉堡连锁店将管理应用到原本一直是毫无规划的夫妻店中，成为一个近25年来广为流传的成功故事。首先，麦当劳设计了终端产品；然后它重新设计整个制作流程；接着，它重新设计或发明了制作工具，这样使得每块肉、每片洋葱、每块面包、每根炸薯条都是一样的，进而形成一个可以精准控制的全自动化制作流程；最后，麦当劳将客户“价值”定义为产品的品质和可预知性，快速便捷的供餐服务、绝对干净以及亲切友好，并基于此制定标准和培训员工，根据标准确定员工收入。
这些举措就是管理，而且是相当先进的管理。
管理是使美国经济迈向创业型经济的新技术，而非某种新科学或新发明。它也将促使美国走向创业型社会。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于商业和经济领域，社会创新在教育、医疗保健、政府和政治领域中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再次强调，社会中极其需要的企业家精神要求将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技术应用于新问题和新机会。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30年前为管理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投入到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那就是：制定原则、注重实践、创立学科。
[1]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不朽巨著《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1939）一书，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曲线传播到西方。如今，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最著名、最严谨和最权威的信徒，也是“长期经济停滞”理论的最严肃和最博学的倡导者。
[2]与普遍看法相反，石油业是第一个进入衰退阶段的。事实上，1950年左右，石油业就不再发展了。自此，不管是制造业、交通业、取暖业还是空调业，产出每增加一单位所需要的石油增量一直在下降，起初较缓慢，在1973年以后，下滑迅速加快。
[3]该文章名为《美国中等规模成长型企业给我们的启示》，由理查德·卡夫诺（Richard Cavenaugh）和小唐纳德·克利福德（Donald Clifford，Jr.）于1983年秋发表在《麦肯锡季刊》（McKinsey Quarterly）上。
[4]乔治·西门子（又译作格奥尔格·西门子）和综合银行的故事，详见第9章。
[5]2000年J. P. 摩根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成立摩根大通。
[6]首次将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知识，即一门学科，是我最初的两本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年，研究的是通用汽车公司）以及《管理的实践》（1954年）。
[7]如今，中国也出现了这股管理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