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史上最凶残大屠杀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曾广为人知地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称为希特勒的“刽子手”，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该如何为其作传？从决定开始写作本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很清楚，为一个纳粹人物作传会给写作带来一系列的特定挑战，不仅需要掌握关于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广泛且数量不断增加的文献，还必须面对如下古怪的难题：不得不去深入这个人物的心灵，而其心理和意识形态世界是如此让人排斥和不可思议地疏远，即使纳粹独裁统治在近七十年前便已结束。然而，主要的挑战还不在此，而在于任何类型的生活写作（life-writing）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传主产生共鸣，即使那个传主是海德里希。

传记作家经常会使用解剖和肖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来描述他们的作品：解剖是对一个生命进行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法医般考察，而肖像则依赖于传记作家对其传主产生的共鸣。而我则选择了将这两种手段相结合的第三种方式，并将其最恰当地形容为“冷移情”：尝试保持相当的距离来重现海德里希的生活，但绝不会后向阅读历史，或是陷入将历史学家和庭审战犯的检察官这二者角色混淆的危险。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应当是解释和情境化，而非谴责，我必须努力避免哗众取宠和审判式的口吻，这会倾向于过早地特征化描述海德里希的生活。海德里希的行动、语言和举止会为自己代言，因此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尽力为他自己的特有话语和表达选择留有空间。

然而，关于海德里希个人的记录实在是太过缺乏。我搜索了德国、英国、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捷克共和国的相关档案，搜索的成果大大多于人们通常所假设的关于海德里希生活的资料。但是，与约瑟夫·戈培尔或是年轻时代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不一样，海德里希并没有一本个人的日记，而且只有一小部分私人通信幸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但还是有数量惊人的官方文件、讲话稿和信件得以留存，这使得我们能够详尽地重现他的日常事务和决策过程。

在鉴别本书所依据的散落在各处的资料时，我经常得依靠档案保管员和图书管理员所提供的有用建议。在全球各地，有几处档案馆和图书馆让我参阅了其丰富的馆藏，并为我提供了未出版的材料，职员们给予了我专业的帮助，我对此甚是感激。这些档案馆和图书馆包括：慕尼黑的当代史研究所，德国联邦档案馆及其在柏林、科布伦茨、弗赖堡和路德维希堡的分馆，以及基尤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布拉格的捷克国家档案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的档案，还有位于莫斯科的德国历史研究所，它极大便利了我参阅奥索比档案中的帝国安全总部的文件。

本书发源于牛津，而且我对那里的许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马丁·康威和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在该课题的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建议，并对本书的最初几稿做了极佳的评论。罗伊·福斯特教了我很多与生活写作相关的东西，且对手稿做了绝佳的评论，即使在我离开牛津之后还一直是我的朋友和灵感来源。自2007年离开牛津之后，我成为都柏林大学学院的一名教员，该学院给予了我充分的自由去做研究和写作。在我的学院同事中，威廉·马利根、斯特凡·马林诺夫斯基和哈利·怀特都是最有帮助的批判性读者，并给予了我鼓励。除了我在学院战争研究中心的同事之外，我还得感谢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约翰·霍恩，他和我共享了一段为期三年的共同研究的愉快经历，他对于历史学术研究的执着一直是我的一个灵感来源。

在牛津和都柏林之外，尼古劳斯·沃克斯曼、查德·布莱恩特、马克·康沃尔和约亨·伯勒尔慷慨地同意阅读我作品的草稿，同时还有两个匿名读者做得远超出他们应有的责任，对我原来的想法做了评论。他们的建议使最后的手稿得到了极大提高，我也对他们深怀感激。在布拉格的时候，我有幸同米洛什·霍热斯共事，他能够翻译相关的捷克文学作品和参考书目中的关键部分，这让我可以将过去二十年中在捷克出版的关于纳粹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重要作品结合到我的书中。在柏林，我很高兴和扬·博克尔曼一起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搜集了大量的德国参考书目和文学作品，这极大地帮助了我按时完成这项研究。他和沃尔夫·贝克还专业地提供了用于本书的两幅地图，同时谢默斯·斯巴克还帮忙看了附录。在大约六年前，希瑟·麦考伦找我写作本书。她和她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以极高的热情、能力和耐心对待整个创作过程，很难想象会有一个更好的出版商。

我最后的感谢一如既往是给我的家人。在我频繁地去柏林参阅档案时，我的父母迈克尔和伊夫林·格瓦特一贯地支持、爱和鼓励我，我永远感激不尽。最后，我对我的妻子波尔莎的歉疚是巨大的。她从头至尾阅读了我的手稿，并且在过去的五年中不得不忍受我定期不在身边和持续分散她的注意力。我将本书献给她，必然是一次不够充分的尝试，它无法表达我对她的爱与感激有多深。

2011年5月于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