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马赫迪[1]起义

一直以来尼罗河[2]都滋养着非洲大陆东北部。在这条母亲河的源头坐落着埃及管辖的苏丹，那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由于地处大陆中央，四周绵延500英里的山脉、沼泽和荒漠将这些偏远的地区与海洋隔绝。尼罗河是他们繁衍生息的唯一依靠，也是他们文明进步的唯一途径。正是通过尼罗河，他们才得以和外界建立商业联系，欧洲文明才得以渗透到这片落后的区域。苏丹通过尼罗河和埃及相接，就像潜水员通过输气管和水面相连一般。如果没有了这条输气管，潜水员便会窒息；如果没有了尼罗河，苏丹将一无所有！

喀土穆[3]，坐落于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交汇处，是南方贸易的必经之地。它就像一个发射器，将从各方汇集来的商品通过尼罗河向北运往地中海沿岸。同时它也是苏丹肥沃土地的最北端。在喀土穆和阿斯旺[4]之间，尼罗河流经1200英里的无垠荒漠。最终，荒漠逐渐远去，尼罗河在埃及境内和三角洲地区再现生机。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这些发生在无垠荒漠中的事件。

在政治家和探险家眼中，真正的苏丹和南方水源充沛、绵延起伏的繁茂之地相距甚远。事实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被一些人误解的苏丹。这个偏远的苏丹从埃及边境沿尼罗河延伸至恩图曼[5]。这是士兵们的苏丹。没有财富和希望，但它饱含历史沧桑。它那些破旧的村落有着和那些遥远而开明的民族相似的名字。它那不毛之地的风景如画作一般。它无边的荒漠饮弑过勇士的鲜血，那些炙热、黑暗的岩石见证过举世的悲剧。它便是战场。

这片辽阔的土地也许会顺理成章地被称作“战地苏丹”，带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在非洲大陆上延伸开来。沙漠中的平地褐中泛红、橙里透白，只是偶尔会被一些奇形怪状、光秃秃的黑色石柱隔断。无雨的风暴不知疲倦地在炽热干裂的大地上空舞动。被风裹挟的细沙深深地堆积在山丘上的深色石块间，像极了雪花依附在阿尔卑斯山顶的景象，只不过这里的雪花如火一般，仿佛能落入地狱。大地燃烧着岁月无尽的渴望，钢青色的天空，没有一片云朵能阻拦太阳无情的炙烤。

尼罗河在沙漠中穿梭，宛如一条细青丝穿过一块巨大的棕色粗毛毯，虽然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她也是棕色的。河水环绕沙滩，浸透河岸的地方便是植物生长繁茂的区域，和远处的沙漠相比尤其赏心悦目。尼罗河蜿蜒穿梭3000余英里，对她周边的一切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她在这里最为珍贵。旅行者像依靠挚友般在危难之时坚定地偎依在尼罗河畔。遍地烈焰灼灼，此处却阴凉满布；沙漠炙热难耐，此处却凉爽至极；大地干涸龟裂，此处却水源充沛。这深褐色的画面也因这抹宝贵的绿色而显得明朗起来。

然而，那些未曾目睹过沙漠或不曾被烈日炙烤过的人也许不会欣赏这岸边旺盛的灌木。营养匮乏的芦苇和水草在水边杂乱而疯狂地生长着。随着一年一度的洪水干涸散去，那些草丛之间的暗黑色腐烂土壤也碎裂成颗粒状。这里不适合一般的草木生长。遍地的荆棘，就像竖起满身尖刺的刺猬，傲慢地疯长着，仗着它们纠结成团的刺儿阻断道路。只有站在边缘的棕榈树显得比较友好。沿着尼罗河旅行的人们必须时不时地去关注那些长得繁茂的灌木，在那些蔓延开来的枝叶之间，偶然泛出的红黄色光点代表着一片成熟的丰盛庄稼，同时也抗议着：大自然并不总是邪恶而残酷的。

即使不和沙漠相比，尼罗河畔放眼望去也是广阔的贫瘠之地。千篇一律，它们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们的悲伤。然而，有那么一个小时，一切都变了。就在太阳落下西方的峭壁之前，一道柔美的霞光突然出现，使这片风景变得明亮而充满活力。这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画家在灵感涌现之时润饰着他的画作。他在岩石间画上深紫色的阴影，突显了沙滩上的光线，并将一切都美化，镀上金黄色，最终创作出了一幅熠熠生辉的画作。在微风中，尼罗河宛如一个湖泊，从土黄色变成了银灰色。西方的天空也由灰青色变深成了紫色。眼前的一切都在这神奇的笔触下变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随后，太阳落下山间，天空逐渐褪去色彩，沙滩上的霞光缓缓消散，慢慢地，一切都灰暗下来，就像一个失血垂死之人的面颊。黑暗中的我们忧郁悲伤，直到星光将夜空点亮，提醒着我们光明就在前方。

这片土地的美是瞬间的美，她的表情孤独凄凉，她的性格异常坚定。战争从不需要刻意地去为其营造凄凉的氛围，就像在酷暑灼热的地方根本不需要烧碱车间。沙漠中水源匮乏，沙石都在向无情的天空祈求雨露，对于它们这种渴望的嘲弄显然是一种卑劣的行为。

荒凉在此处倍增，只有尼罗河畔才有生命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尼罗河，当他向西走便会发现大地荒无人烟，直到美洲海岸线他才可能发现阿拉伯卡巴比什部落[6]孤独的帐篷或某队商人的篷车。或者他可能朝东走，直到孟买出现在地平线上，也只能发现沙滩、海洋和太阳。在这不毛之地，水源向来难以找寻。

在整个河战中，尼罗河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她是整部剧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将领策划军事行动，政治家制定重要政策，读者想知道战争的过程或者结果，都必须去认真思考尼罗河。她是其所流经的这片土地的生命。她也是我们战争的起源，是我们战斗的方式，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个故事中的每一页都应出现尼罗河的身影。在那些战斗期间，她静静地在棕榈树的掩映下闪闪发光。她也几乎是每一次军事行动的缘由所在。士兵们夜里傍着河岸安营扎寨，白天背靠或侧倚着无法逾越的河流发起或迎接战斗。岸边，每天清晨和夜晚，排成长队的骆驼、马匹、骡子和待宰的牛群趋之若鹜。无论是埃米尔[7]、托钵僧[8]、军官、士兵，还是友军和敌人，都像跪拜在古埃及的真主跟前一般汲取他们日常所需的水源，装入皮革或者水壶中。没有尼罗河，任何人都无法开始他们的行程，也无法继续行进下去。没有尼罗河，任何人都将无法成功回到原点。

任何一个行走在尼罗河畔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战士，都会毫不吝啬地把他们敬仰和感激的颂词赋予这条伟大的河流，因为在每段行程和每个阶段她都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帮助。千百年来，尼罗河每年都上演一次洪水的奇迹。每年雨季来临，非洲中部山脉的积雪开始融化之时，尼罗河的源头就变得水流湍急，一些大的湖泊也会涨满水。支流穿过大片的低洼湿地，漫过数英里，调节水量，就像海绵一样，保留了大量的水源，避免出现某一年水量过多而次年水量不足的现象。在遥远的埃及，王子、教士和农民焦急地望向南方，期待着水位上涨。洪水慢慢地来临。巴尔卡扎河[9]从一个连接几个水池和沼泽地的水渠，涨成了一条宽阔的可通航河道。索巴特河[10]和阿特巴拉河[11]干涸的河道，偶尔有几个聚集各种鱼类和鳄鱼的水池，此时也变成了一条奔腾的河流。但是所有这些都和埃及相距甚远。洪水和阿特巴拉河汇合之后，就再没有一滴水汇入尼罗河了。洪水流经700英里的沙地，涌入努比亚[12]沙漠岩石间的急瀑中。干涸的土地、燥热的空气以及炙烤的太阳，都疯狂地汲取着水分。尽管尼罗河因此水量锐减，但她流经阿斯旺的时候，水量依然足以养育900万人，能满足他们科学和工业发展所需的最大水量。最终注入地中海的河水流量为每秒61500立方英尺。当然，尼罗河的恩赐不仅仅是水。尼罗河水面上涨的同时，颜色也发生了变化。清澈的青色河面变得浑厚泛红，裹挟着神奇的泥土，在沙漠中孕育了城市，把荒野变成了花园。地理学家也许仍然带着科学的傲慢神态把尼罗河描述为“一条伟大的、平稳流淌着的河流，热带雨水不断给她补给；上游巨大的水库和一些平静的水域调节着她。每年有大量洪水注入，东部的支流因此水量充沛”（《大英百科全书》），但是那些深深地被这温柔且掌控命运的河水所养育着的人们——之所以说掌控命运，是因为他们把生和死都给予了这条河流——将会明白，为什么古埃及人如此崇敬这条河流。甚至在今天，他们也不能轻易摆脱意识中这股神秘的敬意。

喀土穆和“战地苏丹”的南部更为富饶。尼罗河的支流使岸边绿洲成倍地增加。来到赤道附近，降雨量也不断增加，这里适合植物生长，因此适宜人类居住。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区域气候恶劣，极其炎热，连欧洲人也不能长期忍受这种气候的摧残。但这里也绝非毫无价值。东部的森纳尔省[13]盛产谷物，也许还适合大量种植棉花。西部辽阔领土内的科尔多凡省[14]和达尔富尔省[15]有大片的草地可以用来放牧牛群，也为大量的巴加拉人[16]以及阿拉伯牧民提供了谋生的途径。这些阿拉伯人也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和策略，去猎捕高速奔跑的长颈鹿甚至速度更快的鸵鸟。东南部是广袤的巴尔卡扎地区，有繁茂的森林和丰富的水源。再往南更靠近赤道的地区，在热带环境中的雨林和湿地更为繁茂，整片土地湿润而苍翠。在高耸的丛林或平地上随风摇摆的长草间，体形硕大的大象漫步在有400多只牲畜的牧群中，因此很难被装备精良的猎人打搅到。它们的牙齿是赤道附近一些省份的重要财富。大量的象牙被猎取，因此艾敏[17]帕夏[18]开始谴责那些猎杀这些珍贵的厚皮动物的行为（《艾敏帕夏的生活》，第一卷，第九章）。虽然只有当地人用长矛和猎枪捕杀它们，但是每年也有不少于12000英担[19]的象牙出口到其他国家（出处同上）。人类所知的所有其他大型动物也都遭受着同样鲜为人知的待遇。凶猛的犀牛倒在了灌木丛下。在凄凉的沼泽地中，庞大的犀牛、鳄鱼和水牛在芦苇丛中繁衍生息。人们熟知的羚羊和许多不知类别的物种，拥有奇特毒液的蟒蛇，成千上万的鸟、蝴蝶和甲虫，全都生活在物资丰饶的大自然中。勇敢的探险家如果能从他在这里的探险中幸存，那么他的成就将被写进自然科学历史和他个人的荣誉中。

除了他们的恶习和不幸，苏丹人民和与他们共处的动物不会在数量上不均衡或者相处不和谐。然而，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在整个国家的人口没超过300万之前，战争、奴役和压迫将一直困扰着他们。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因此也孕育了形形色色奇特的人种。苏丹人由很多部落构成，其中两个主要的种族差异明显：土著居民和阿拉伯移民。苏丹的土著居民是黑色人种，像煤炭一般黑。他们是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脑简单的原始人，他们过着我们想象得到的原始人的生活，狩猎、斗争、生育、死亡，丝毫没有生理需求满足之外的任何欲望可言。除了那些在发展较落后的民族中共同形成的鬼怪、巫术、崇拜祖先和一些其他形式的迷信活动，他们无所畏惧。他们身上展示了原始人的美德，他们诚实勇敢。但是智力的欠缺使他们的行为逐渐退化。他们的无知赐予了他们清白。然而，他们的颂歌一定是短暂的，因为尽管他们的习俗、语言和外表随着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和所属的部落而变化，但所有历史都是一个混乱的纷争和苦难的传说，他们的本性同样残酷无耻，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样肮脏穷困。

尽管黑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阿拉伯人却在权力上占据了上风。入侵者的智慧和他们更好的品格力量战胜了土著居民的勇猛。伊斯兰教时代[20]的第二个世纪，当阿拉伯人出征征服世界的时候，一支远征军袭击了苏丹南部。跟随着第一批探险者，阿拉伯人不仅从阿拉伯半岛，而且穿过沙漠从埃及和摩洛哥陆陆续续地移民来到苏丹。至此，阿拉伯人开始像水浸入干燥的海绵一般进入这片土地，并将触角延伸至整个苏丹。土著居民无法驱逐这些入侵者，只好接纳他们。这些更强大的民族把他们的习俗和语言强加于土著黑人。他们血液中的活力显著地改变了苏丹人的面貌。一千多年来，对黑人种族似乎有着奇特影响力的伊斯兰教不断渗透到苏丹人的生活中。尽管无知和自然屏障阻碍了新思想的进步，但是整个黑人种族还是逐渐地接纳了新的宗教并且发展了阿拉伯人的特征。入侵者最初定居的苏丹北部地区，完成了种族的演变。苏丹的阿拉伯人是由黑人和阿拉伯人通婚繁衍而来的，但最终又明显区别于这两种人。在遥远而交通闭塞的南部和西部地区，黑人种族保留了原始的特性，迄今也没有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各种程度的混血人种。有一些部落讲着纯正的阿拉伯语，在马赫迪崛起之前，正统的穆斯林信仰非常盛行。在其他一些地区，阿拉伯语仅仅改变了一些古老的方言，伊斯兰教也适应了旧的迷信观念。但是，尽管阿拉伯黑人和土著黑人之间存在的诸多隔阂被不同程度的混血人种驱散，这两个民族在早期还是迥然不同的。

极少有人看得起混血人种，阿拉伯人和黑人混血产生了一个低贱而残暴的种族，他们比原始的野蛮人更加聪明，因此也让人更加憎恶。强势的种族很快就开始欺压弱势的土著居民。有些阿拉伯部落是骆驼养殖者，有些是牧羊人，还有些是巴加拉游牧民或者牧牛者。所有这些人，毫无例外，都是人类猎捕者。黑人俘虏被源源不断送往吉达[21]著名的奴隶市场，这样的黑人贸易持续了数百年。火药的发明以及阿拉伯人引进的枪支，将无知的黑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进一步推动了奴隶贸易的发展。因此，苏丹在这几个世纪中的状况可以总结如下：占据统治地位的阿拉伯入侵者不断地将他们的血脉、宗教、习俗和语言渗透到土著黑人之中，同时欺压并奴役他们。

由此产生的社会状态或许很容易想象。好战的阿拉伯部落在不断的战乱和纷争中互相打斗。黑人要么在被捕的恐惧中颤抖，要么在当地聚众起义反抗压迫者。偶尔，某个重要的谢赫[22]会促使多个部落结成联盟，从而形成一个王国——一个由军人阶层组成的联盟，配有枪支和大量奴隶，他们的仆人和商人，有时也被训练成士兵。这个联盟的统治可能会邪恶地发展壮大，直到被一个更强大的联盟推翻。

沙漠将苏丹与外界隔离，这里发生的一切也都被外部世界所忽视。这种缓慢而痛苦的发展过程似乎独立且不间断。但是，最终欧洲人改变了这一切。另一种文明在罗马凯旋式[23]和伊斯兰教远大抱负的废墟之上诞生了——一种更强大、更辉煌，但同样具有侵略性的文明。征服的冲动驱使法英两国分别侵入加拿大和印度，把荷兰人送到了开普敦[24]，促使西班牙人远征秘鲁。征服战争也波及非洲，带领埃及人来到了苏丹。1819年，穆罕默德·阿里[25]利用征服战争的契机，让他的儿子伊斯梅尔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到尼罗河上游。阿拉伯部族纷争不断，由于30年的全面战争而精疲力竭，被忽视的宗教信仰不再激励着他们，因此他们的反抗力量相当薄弱。他们的奴隶过着最糟糕的生活，对于征服战争无动于衷。黑人土著居民沉默而恐惧。埃及人仅凭寥寥数场战役就征服了广阔的领土。随后，远征军队离开驻地，带着胜利回到了三角洲地区。

对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说，尝试经营什么企业能比开垦野蛮人的肥沃土地和教化大量人口更高尚、更有利可图呢？给战乱的部落以和平，在充满暴力的社会推行公平正义，打破奴隶身上的枷锁，从土地中谋取财富，播下早期商业和学习的种子，提升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并减少他们的痛苦——还有什么更美好的理想或更有价值的奖励可以激励人们去努力呢？他们行为端庄，训练积极，他们的成果也相当丰硕。然而，随着他们的思想从充满美好的期望转向被丑恶的功利企图占据，一系列负面的思想出现了。辛勤劳作的民族勤俭节约、忍饥挨饿，为了以后能吃饱肚子去享受奢侈的帝国主义生活。野蛮民族对他们的野蛮行为一无所知，对所遭受的痛苦冷漠麻木，对生命毫不在乎，但是对自由却矢志不渝。他们带着满腔怒火抵抗着善意的入侵者，在被说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他们做出了成千上万无谓的牺牲。征服和统治之间不可避免的鸿沟，充满了贪婪的商人、不合时宜的传教士、雄心勃勃的士兵和狡猾的投机者，他们使被征服者不再安分，也激起了征服者的肮脏欲望。当思想的眼睛依赖于这些邪恶的欲望，我们似乎不可能相信任何充满希望的未来会通过一条如此肮脏的途径到来。

从1819年到1883年，埃及统治着苏丹。它的统治并不仁慈、明智，也没有什么成果。其目的是为了剥削，而不是帮助当地人民。人民的苦难持续加重，从未减轻，但是这样的情况却被掩盖了。取代那些粗暴、不公正行为的是错综复杂的腐败和贿赂。暴力和掠夺更加可怕，因为它们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拥有了权力的后盾。这片土地十分贫瘠，尚未开发，因此不能维持当地居民的生活。大批外国驻军和成群贪婪的官员给当地增加了额外的负担，经济状况更加窘迫，物资匮乏频繁出现，饥荒也时常发生。喀土穆腐败无能的总督以惊人的速度频繁更换。不断的变化，阻止了一些明智政策的施行，却并没有中断这里的暴政。统治者们几乎毫无例外，始终在压迫人民。他们管辖的成功与否，是由埃及的一些政府部门通过其从当地人身上压榨勒索的金钱数量来衡量的；对于在苏丹的官员，则通过他们设立办事处的数量来衡量。有几个清廉官员的正面案例，但相比之下，这些也仅仅是增加了人们的不满。

埃及的统治极不公正，但它保留了帝国统治的华丽外表。埃及代理领事居住在青、白尼罗河交汇处的省份。外国势力的代表在这个城市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驻地。南方的贸易集中在喀土穆。在那里，下属省长和省督每隔一段时间整理报告一次各省的情况并接受指示。他们收取着来自赤道的象牙、科尔多凡的鸵鸟羽毛、达尔富尔的树胶、森纳尔的谷物和所有地区的税款。那些行为粗暴的统治者在前往开罗和欧洲的途中穿过首都，被困在了沼泽和森林中。他们每年编制繁杂而华丽的政府收支报告。埃及和它的那些附属地之间保持着一种复杂而有尊严的主从关系。埃及的探索者对东方人民表现出的不寻常的政治能力感到惊讶，他们试图接受努巴尔帕夏一段有名的言论，即：“我们已经不在非洲，而是在欧洲了。”帕夏曾亲口向伊斯梅尔总督讲过这句话。然而，这一切都是可憎的假说。“埃及人在这些遥远国度的统治，用最糟糕的文字来描述的话就是一无是处。”（《戈登上校在中非》，1879年4月11日）肆意而过分的苛税只能通过武力来实现。如果一个小头目逾期未能上缴税收，他的邻居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如果一个阿拉伯部落不服从命令，政府就会派军队来镇压。然而阿拉伯人的缴税能力基于他们在奴隶贸易上的成就。当他们俘获大量奴隶的时候就会有可观的利润入账。埃及政府加入了国际反奴隶贸易联盟。然而，他们精心谋划着和阿拉伯人一起，间接地从奴隶贸易中捞金。（《埃及》，第11卷，1883年）

在征收税款的惨烈战争中，那些总督和将领从欺诈中获得的利益远比用武力获得的多。他们不会因某个诡计和背叛太过刻薄而不去采纳，也不会因某个誓约或协议太过神圣而不愿去打破。他们的手段异常残酷，如果荣誉无碍于他们的成就，怜悯就无法抑制他们那些可耻的胜利的影响。软弱的统治者们乐此不疲地命令胆小的士兵去执行最野蛮的处决。总督推行的政治手段和社会风气，或多或少地被各级官员根据其在本省的地位模仿着。他们完全隐藏在文明的视野之下，所以享有更大的行政权力。他们的教育水平低下，所以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粗暴。同时，他们也是在潜伏着危机的火山上寻欢作乐。那些阿拉伯部落服从着，而黑人们则畏缩着。

支持专制独裁政权的是一支不中用的军队。将近4万人，分布在8个主要驻地和许多较小的营地。遥远的距离和诸多的自然障碍，将他们孤立在一个交通闭塞的地区。他们生活在大量野蛮好战的狂热宗教徒之中，这些野蛮人种的愤怒随着他们的痛苦与日俱增。总督的军队仅能依靠他们军官的能力、良好的纪律性，以及武器的优越性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埃及军官因其在公众面前的无能，以及私底下的暴行在当时臭名昭著。败坏的声誉以及恶劣的气候，阻碍了那些受教育水平更高和更富有的人到苏丹这些遥远的地区发展。有机会远离南方的人都不会到那里去。埃及总督们保留在三角洲的军队，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些军队训练不良，薪资被拖欠，士兵异常怯懦。但三角洲军队里的败类对苏丹军队来说就是精英。这些军官默默无闻地在偏远的省府长久地驻扎，很多人献出了毕生的时间。有些人因受处分而被发配过去，有些人是因为受到冷遇，有些人因极度贫困而被迫到埃及境外服役，另一些人则怀着猎奇的思想被吸引到了苏丹。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拥有那个国家的女人，只要他们有钱，他们就能通过任何方式来获得。他们许多人都是绝望而典型的酒鬼。几乎所有人都狡猾、懒惰而无能。

在这些人的领导下，最精良的军队都会瞬间垮掉。在苏丹的埃及人不是优秀的士兵，就像他们的军官一样，他们是总督军队里最差的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被迫去到了南方。他们懒散软弱，训练不良，纪律涣散，士气低落。这还并不是他们所有的弱点和存在的隐患。因为当正规军消沉的时候，一支强大的当地非正规军（苏丹步兵）出现了，和那些士兵一样配备着武器，数量更多、更勇猛，对外国驻军的恐惧持续减少，仇恨不断增加。在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的背后，还有沙漠中狂热的阿拉伯部落和森林中勤劳的黑人种族，他们遭受着痛苦和不公正的折磨，认为外国人是他们所有灾难的根源，只是他们能力有限，还无法联合起来将外国人驱逐出境。从来没有哪个统治政权像埃及人在苏丹的统治那样不堪一击。神奇的是，它居然存在了如此之久，并且没有瞬间崩塌。

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与实际矛盾的激化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一个是英国将军，另一个是阿拉伯教士。然而，尽管他们的状况差异明显，对比强烈，但是在许多方面却也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真诚而热心的人，拥有热切的同情心和激昂的情绪。两人都深受宗教热情的影响。所有与他们接触过的人都为他们的个人影响力所折服。两人都是改革者。这位阿拉伯教士就像是英国人在非洲的后裔；而这位英国将军也像一个更加优秀、文明程度更高的阿拉伯人。最终他们都战斗至死，但是他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们共同将苏丹的前途命运推向了同一个方向。“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我随后将会详细介绍他。查理·戈登[26]则需要在此处做些简单的介绍。早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他是被人熟知的欧洲人，而他“常胜军”的名气也远扬至中国的长城。

埃及的暴政和苏丹人的苦难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种情况带来的只有暴力冲突。阿拉伯部落从不缺少愤怒，他们缺乏的是对所有叛乱来说至关重要的两种道德力量：第一个是意识到有更好的事物存在，第二个是联合精神。戈登将军向他们展示了第一种力量，马赫迪则给他们提供了第二种。

如果想要了解查理·戈登将军一生中的某一部分，就必须了解其余所有的。他多舛的命运将带着他从塞瓦斯托波尔[27]到北京，从格雷夫森德[28]到南非，从毛里求斯[29]到苏丹，读者们将会沉迷于这些故事。每个故事都古怪而恐怖或者充满戏剧性。然而，这些故事都非凡出众，演员更加非同寻常，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正无私的人稀有而珍贵。中国皇帝、比利时国王、开普敦殖民地总理、埃及的总督，他们都是大块领土上不同程度的统治者，全都在为争取戈登将军的支持而竞争。他那些形形色色的办事处的重要性不亚于它们的本质。有时他是一个工兵陆军中尉，有时他又在指挥中国军队；有时他在管理孤儿院，有时又会成为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苏丹总督，有时也担任里彭勋爵的私人秘书。但无论以何种身份工作，他都忠于自己的声誉：不管他是否刻意地批评格雷厄姆进攻里丹的手段；或者把拉尔王的脑袋从床架下拉出来，在马格里爵士[30]惊讶的目光中挥舞起来；或者独自一人在苏莱曼叛军的营地骑行，并接受那些本来想要杀死他的人的敬意；或者告诉伊斯梅尔总督他“必须统治整个苏丹”；或者把他的薪水降到常规的一半，因为“他认为那太多了”；或者统治一个像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国家；或者收集能够证明里彭勋爵那些华丽辞藻的事实——“我们认为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就像男人紧皱的眉头和女人脸上的微笑，就像生活中的慰藉、财富或名誉一样不靠谱”。

可惜的是，一个如此光荣地摆脱了人类社会平凡束缚的人，却发现自己的性情极度不稳定。他的情绪变化无常、暴躁不安，他的冲动来得突然而反复不定。早上还是死敌的人，天黑之前就成了他值得信赖的盟友。他今天爱着的朋友，明天就又成了他恨的人。一个又一个计划在他多产的头脑中形成，混乱地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都相继受到追捧，有时也会被不屑拒绝。吸烟的习惯使他与生俱来的暴躁情绪更加严重。戈登将军把这个习惯演绎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极少看到他不抽烟的样子。他的品德在男人中很有名气。他的胆识和才智可能会扭转大局。他的精力将会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虽然他的成功记录在案，但我们也必须明白，所有这些和戈登将军曾经引入政府和外交领域的力量相比，都更加不确定而且不切实际。

尽管埃及政府可能会大肆宣扬他们对奴隶制的痛恨，但他们在苏丹的行为遭到了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怀疑。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1874年，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任命戈登接替塞缪尔·贝克爵士[31]担任赤道省省长。戈登将军的名字对奴隶贸易来说，绝对意味着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埃及总督却很乐意叫停戈登将军的所作所为，期望在不影响“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满足所有人。但是这个本来可以作为幌子的使命很快就成了戈登有力的帮手。此外，这些情况很快就激起了埃及政府对他们的贩商的支持。奴隶贩子们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行，而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深恶痛绝的奴隶贸易正是他们所有罪行的借口。当他们在祖贝尔·拉汉纳的领导下拒绝支付政府年度贡品时，他们的罪行已经注定要遭受惩处。

据说祖贝尔是非洲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他的狼藉声名已经越过了他剥削压迫的这片土地，传到了北方和西方遥远的国家。实际上，他的统治相较于之前的无政府状态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他所进行的卑劣的奴隶贸易让他和别的商人一样可恶。然而，他的生意规模更大，就像威廉·怀特利[32]在货物和动产方面的贸易那样，只是祖贝尔的贸易是关于奴隶的，他是全球奴隶的提供者。作为奴隶商贩联盟的头目，至高的权力给予了祖贝尔犯罪的资本。他甚至鼓吹自己是国王的侍从，在许多区域和有权势的军队中行使权力。

早在1869年，他就几乎已经是巴尔卡扎的独立统治者。埃及总督决定维护自己的权力，于是派出一小支军队来镇压这些不但诋毁人性而且拒绝进贡的奴隶贩子。与大多数总督的远征军一样，这支远征军在贝拉贝伊[33]遭遇了不幸。他们来到这里看了之后就跑掉了。那些跑得慢的人，便倒在了这片耻辱之地。尽管埃及总督努力寻求和平，叛乱仍然不断扩张。祖贝尔甚至为打败总督的军队而致歉，在巴尔卡扎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从那时起，他开始计划征服当时还是一个独立王国的达尔富尔。埃及政府很高兴加入祖贝尔的征服战争中。他们发现他们应当去帮助这个他们无法征服的人。结果征服战争大获全胜。达尔富尔那个因其勇气和愚蠢而闻名四方的国王被杀害了。整个国家被征服了，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成了奴隶。祖贝尔因此拥有了强大的势力。为了保证他的忠诚，埃及总督政府赐予他帕夏之名，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统治者非常不情愿地认可了这位叛军的权威。这就是戈登将军初到苏丹时的形势。

瞬间摧毁奴隶商贩联盟，超越了新任赤道省省长的权力范围。然而，他还是给予了奴隶贸易沉重的打击。1877年，当他短暂访问英国后，以总督的身份回到苏丹，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打击奴隶贸易。他的努力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埃及政府设法引诱精明的祖贝尔到开罗之后，拒绝让他们这位忠实的盟友和贵宾回到他寻欢作乐的地方。尽管奴隶贩子们伟大的领袖被劫持了，但他们仍然很坚强，而且祖贝尔的儿子，勇敢的苏莱曼拥有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他对父亲被囚禁感到愤怒，同时也担心自己会受到和父亲一样的待遇。他精心谋划着一场起义。但是总督戈登乘着一匹快速的骆驼，全副武装，独自一人骑行至叛军营地，在他们从惊愕之中回过神之前强迫叛军的首领们投降了。奴隶商贩联盟摇摇欲坠，当次年苏莱曼再次揭竿起义时，盖西帕夏率领的埃及部队已经有能力镇压苏莱曼的起义军，迫使他投降并接受相应的条款。但是苏莱曼和他的十个同伙拒绝了这些条款，因此被射杀（斯拉廷、拜伦·鲁道夫·卡尔，《苏丹的火与剑》，第28页）。奴隶商贩联盟被彻底摧毁。

1879年末，戈登离开了苏丹。他在苏丹度过了繁忙的五年，其间只是偶尔离开过很短的时间。他的精力撼动了整个国家。他动摇了奴隶贸易的根基，沉痛打击了奴隶制度。同时，因为奴隶制度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他便对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进行了一番彻底的变革。内心的愤慨激励着他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对欧洲人来说异常艰苦的气候条件下，他一人身兼五个军官的工作。他不在意自己的工作途径，也会去买一些奴隶，然后训练他们，与士兵们一起向奴隶商贩们发起猛攻。据说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就骑着骆驼横穿了这个国家，走过了3840英里的路程，把正义和自由撒播到了那些惊愕的当地人之中。他赡养长者，保护弱者，惩处恶人。他给了一部分人实际的帮助，给了更多人自由，给了所有人新的希望和梦想。所有的部落都心存感激。最凶恶的野蛮人和食人族也对这个陌生白人心怀崇敬。女人们为他祈福。他敢独自一人轻装骑行到一整支军队都不敢冒险的地方。但是，他也深知自己是风暴降临的前兆。那些被压迫的、凶猛异常的种族意识到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力。苏丹人的苦难减轻了，他们的知识增加了。整个国家的人开始变得暴躁不安，变革的巨轮开始缓慢转动，从不停歇，直到完成一场巨大的革命。

第二股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微不足道。对于研究人类发展的学者来说，鼓舞人心的事实十分罕见，比如大多数人和所有组织向来所表现出的愿望：将他们的行动至少和道德权力的出现联系起来。尽管他们的美德观念或许是扭曲的，尽管他们的努力甚至实现不了他们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希望被公正对待。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愉快而充满希望的征兆。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在发起一项重大行动之前不在思想上自我激励一番，他们坚信从某些角度来看，他们的动机是崇高而无私的。这是不完美的人类，对真理与美的永恒圣殿的一种谦卑而不由自主的赞扬。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痛苦可能是无法容忍的，但在他们拿起武器冒生命危险之前，无私忘我和超越个人的精神必将激发他们的活力。在那些有教育和思想的运动或教化的国家里，这种高尚的动机是在光荣传统的骄傲中或对周围痛苦强烈的同情中形成的。无知剥夺了野蛮民族的这些动机。然而，在伟大的自然经济中，这种无知是更强大力量的来源。它为他们提供了宗教狂热主义者所需要的强大刺激。法国共产党人可能声称他们维护人权。沙漠里的部落认为他们是为了真主的荣誉而战。尽管宗教狂热主义的力量远远大于任何哲学信仰所带来的力量，但是它们的约束都是一样的。宗教狂热主义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些他们认为可以为之而战的崇高的东西，这也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借口。然而，这些一触即发的战争往往缘自一些其他的原因。宗教狂热主义不是战争的起因，但它是帮助野蛮民族斗争的方式，是让他们团结起来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共同的伟大目标，在这个目标面前，所有个体或者部落间的冲突都变得微不足道。就像牛角之于犀牛，蜂刺之于马蜂。

这就是宗教狂热主义。它不是起义的原因，它推动并促进了起义，但是没有直接导致起义的爆发。（“从我在这片所谓的乐土上看到的一切来判断，我不相信宗教狂热主义像过去一样在世界上存在着。它不仅仅是财产的问题，而更像是打着宗教名义的××主义。”——《戈登将军喀土穆日志》第一册，第13页）那些习惯性地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拥有美德和常识的国家，是不会把野蛮民族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归咎于宗教狂热主义的。他们平心静气地忽视那些明显合法的动机。最理性的行为被他们认为是疯狂的。因此，苏丹的起义完全被视为宗教运动，并且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观点。如果最糟糕的是那些看起来真实的假象，那么对于苏丹起义的这种印象确实是大错特错的。这也许是一个历史事实：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基础的起义，从来不会单纯地或者主要地由宗教热情引发。

迫使苏丹人民起义的原因与他们的压迫者脆弱不堪的防御一样不堪一击。从纯粹的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或许会说，整体而言，历史上没有比苏丹人的起义更优秀的了。他们的国家被摧毁，他们的财产被掠夺，他们的女人遭受着折磨，他们的自由被剥夺，甚至生命也受到了威胁。外国人统治了当地居民，少数人压迫着多数人，勇士被懦夫欺凌，弱者迫使强者屈服。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发动起义。任何一个反对现存政府的武装行动，只有成功了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所以实力是革命的基本要求。这也是阿拉伯人可以吹嘘的资本。他们确实比他们的压迫者们以及外界人们所了解的强大得多。很快所有人都将见识到这一点。

暴风雨即将来临。三波巨浪[34]掀起了起义的大潮，建立在沙漠中的统治政府摇摇欲坠。阿拉伯人处于极端的贫穷、暴政和压迫之中。他们愤怒地抬起头来，发现他们所有的痛苦都源自软弱而怯懦的外国人，卑鄙的“突厥人”。种族矛盾增加了人们对于社会弊病的憎恨。战争一触即发。第三波巨浪——宗教狂热主义的浪潮——在战争来临之前袭来，赶超了之前的两波巨浪，其白色的泡沫将所有的洪水覆盖，带着洪水的力量在雷声中击垮了摇摇欲坠的统治政府。统治政府的倒台对于此次起义来说意义非凡。

此后，直到1881年，苏丹再也没有宗教狂热主义运动。绝望的人们在极端的痛苦之中甚至忽视了宗教活动。尽管如此，无论多么绝望，他们仍然为任何可能使他们摆脱埃及统治枷锁的武装运动做好了准备。他们所缺乏的是一个能够团结起所有部落并恢复他们挫败的精神状态的领袖。1881年夏天，这位领袖出现了。他接下来的人生紧紧围绕着这个使命，而且由于他为苏丹阿拉伯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了伟大的光明，所以值得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他。

这位几乎是河战起因的领袖，出生于尼罗河畔一个距离栋古拉[35]不远的地方。他家境贫穷，在其省内微不足道。但是，正如先知曾声称拥有王室血统，大卫[36]自称是圣子一般，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断言自己就是“阿什拉夫”（先知的后代）。他的断言因无从反驳而被人们接受。他的父亲是一位卑微的教士，设法在宗教活动中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教育，学习《古兰经》里的信条和写作。后来，他在前往喀土穆的途中死在了科莱里[37]，把未来的马赫迪，还是孩子的穆罕默德留在了仁慈的世上。孤木若能顺利长大，定能成为参天大树，而一个被剥夺了父爱的孩子如果躲过了青年期的威胁，往往会形成独立而活跃的思想，这可能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为他弥补之前的巨大损失。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便是如此。他四处求职以维持生计。在虔诚者辛勤劳动的支持下，宗教国家大部分的人民都过着安逸的生活。这个年轻人决定继承父业，他认为这是适合他才能的，而且这个职业能为他提供最为广阔的视野。于是他成为一名教士。很多异教徒和其他国家的宗教讲师都缺乏热情，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个世界，因为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在现世中安逸地生活。令人高兴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穆罕默德便是其中之一。即使在幼年时代，他也表现出了对真主的热忱，表现出了学习伊斯兰教教条和信义的天赋。如此有潜力的学生，在一个缺乏智慧和激情的国家，却也没有长期缺少导师。他的远大志向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而逐渐形成。在完成了宗教教育之后，他随即前往喀土穆，成为著名而神圣的谢赫穆罕默德·谢里夫的门徒。

他对宗教首领，对学习和修行的忠诚，以及他已经开始展现出的奇特的个人影响力，逐渐为他赢得了自己的门徒。随后他带着他的门徒退隐到了阿巴岛。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白尼罗河流域的阿巴岛上生活了好几年。他的两个兄弟是附近的造船匠，以他们的工作维持着穆罕默德的生活。不过，这绝对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我们读到过相关的书，说“他在泥滩中为自己挖了一个洞，住在里边，几乎与世隔绝，经常一连禁食好几天，只是偶尔拜访一下宗教首领，向他展示自己的忠诚和顺从”。[我是从斯拉廷的《苏丹的火与剑》中读到这段文字的。他的描述是所有关于马赫迪的记载中最为生动形象并且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有绝佳的机会收集相关的信息。在这一部分中，我借鉴了很多他的描述（第四章）。]同时穆罕默德也变得更加神圣了。前来尼罗河朝圣的旅行者的施舍物，给他两个兄弟的工作和善行带来了莫大的支持。

他清高而朴素的生活被一场意外终结了。神圣而高贵的谢赫为庆祝他儿子们的宗教割礼举办了一场盛宴。吉庆场合的欢乐气氛和宾客们的热情不断膨胀，谢里夫根据当时的宽容法则，承诺赦免庆祝活动中的任何罪行，并以真主的名义宣布暂停那些反对唱歌跳舞的宗教禁令。但是这位阿巴岛的苦行僧并没有加入这些看似无罪的放荡行为中。带着改革者的肆无忌惮，他抗议当时道德的败坏，并大肆宣称只有真主有权赦罪的信条。这些话语迅速传到了高贵的谢赫耳中。所有正义的愤慨都伴随着错误的行为，于是谢里夫召唤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来到他跟前。后者奉命前往。他尊敬他的首领，他对他负有义务。他的愤怒在表达出来之后就烟消云散了。他顺从地恳求宽恕，但一切都是徒劳。谢里夫认为自己必须对门徒坚持一定的原则。他曾放任过那些违背神圣法律的行为，因此他更要坚持自己的权威。出于愤怒，他用激烈的言辞将这个冒昧放肆的门徒赶出了教会，并从宗教首领的候选名单中将其剔除。

穆罕默德回到自己家中，苦恼万分。然而他的命运并没有被摧毁。他的神圣仍然是有价值的，除非他另有选择，否则这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资产。那位高贵的谢赫现在有了一个对手，几乎和他一样神圣并且比他更有进取心。正是在谢赫门下，这位年轻的教士期待着众人的追捧。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他先前的导师。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制颈圈，穿着沾有灰烬的麻衣，回到了他的精神领袖那里，以忏悔的名义恳求赦免。他再次被羞辱地驱逐出门。他没有冒昧地再去烦扰无情的谢赫。但是几周过后，谢里夫机缘巧合去了阿巴岛。他曾经的门徒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还穿着被灰烬染脏的麻衣。谢里夫对他显而易见的痛苦视而不见，也不为他的忠诚所动，他的忠诚因无私而更加难能可贵。相反，固执的谢赫对着穆罕默德就是一顿臭骂。在他满口的辱骂中，有一句相当要命：“去死吧，你这个卑劣的栋古拉人。”

虽然栋古拉省当地人在苏丹南部地区经常遭受藐视和厌恶，但是穆罕默德最初为什么如此憎恨那些间接辱骂他出生地的言辞也不得而知。以类而骂虽然非常有效，但却是相当危险的。一个人或许能容忍那些攻击他个人的言辞，但是面对侮辱他国家、阶级或者职业的言辞他将会怒不可遏。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拍案而起，所有那些被侮辱了国家、阶级或者职业的人所能做的他都做了。如今，他被扣上了“卑劣的栋古拉人”的称呼。从此以后，他攻击谢里夫的时候再也不会心怀忏悔了。回到住所之后，他告知他的门徒——那些在他所有的困难时期都没有抛弃他的门徒——谢赫彻底地放弃了他，他将带着被抛弃的忠心到其他地方去。谢赫克莱史，谢里夫的对手，住在梅萨拉米亚附近。他嫉妒谢里夫，羡慕他有一帮道貌岸然的门徒。因此，收到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来信，称他与之前的首领已成死敌，并且愿意效忠于自己时，他异常兴奋。他回信盛情邀请了穆罕默德，这位阿巴岛的教士已经为这次旅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件事似乎震惊了固执的谢里夫。他的原则里没有离间他的追随者的条例，也很少有离间他对手的追随者的条例。毕竟宽恕是高贵的美德。他最终仁慈地原谅了他那个冲动却甘愿忏悔的门徒。于是他给穆罕默德写了封信，表达了他的歉意。但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穆罕默德带着至高的尊严回信说，他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行，也不寻求什么宽恕，一个“卑劣的栋古拉人”不会再出现在大名鼎鼎的谢赫谢里夫面前去冒犯他。如此宣泄了自己的情绪之后，他踏上了前往梅萨拉米亚的征程。

他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甚至在遥远的达尔富尔，也成了人们主要的谈资”（斯拉廷，《苏丹的火与剑》）。很少有门徒冒犯首领的事情发生，也从没有哪个门徒会拒绝首领的宽恕。穆罕默德毫不犹豫地声称他只是做了他所能做的，抗议宗教热情的衰减和时代的麻木。虽然他因自己的行为被驱逐出门，但是对塑造一种必要的美德来说，他的行为看起来似乎相当合情合理。至少人们相信了他，那些在统治者压迫之下呻吟着的人，从全国各地仰望着这个开始在政治领域崛起的人物。他的声名也逐渐远播。一个传言在这片土地上被大肆宣扬：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将会来净化人们的信仰，冲破那些麻痹伊斯兰教信徒心灵的冷漠。一些流言补充说，那个将会把埃及人罪恶的枷锁从各个部落人民的脖子上取下的人已经出现了。穆罕默德现在从容不迫地走上了雄心勃勃的改革道路。

努比亚地区盛行舒克瑞教[38]，他们认为：总有一天，在罪恶和苦难之中，第二个伟大的先知——一位支持他们宗教信仰并将带领忠诚的信徒去到真主身边的马赫迪——将会出现。苏丹人民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声名远播的苦行僧，这个问题一遍一遍地被重复着：“那个人会出现吗？我们要找另外一个人吗？”在这些强势的干扰因素面前，穆罕默德下定决心要让自己成为那个人们所期望的人。他向谢赫克莱史请求并获得了回到阿巴岛的许可。在那里，他为人所熟知，那个岛上村落和他的名字紧紧相连，他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曾经蒙受耻辱的地方。很多朝圣者也开始蜂拥而至。他收到了一些贵重的礼物，并把这些礼物分发给穷人们，他们称他为“扎希德”——一个拒绝享受尘世欢乐的人。他在前往科尔多凡的途中布道，受到了教士的仰慕和人民的尊敬。当他谈到净化宗教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些充满激情的言辞也可以作为他们争取自由的理由。他通过写作来支持他的布道，他的作品被人们广泛传阅。几个月后，当谢赫克莱史死后，这位阿巴岛的教士随即开始为他修建陵墓以纪念他。那些虔诚的阿拉伯志愿劳动者带着筑墓用的石块慕名而来，接受着穆罕默德的指挥。

尽管忙于为克莱史修建陵墓，穆罕默德依然得到了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不像他那样神圣，但是几乎和他同样负有盛名。阿卜杜拉有三个兄弟，他是一位卑微的教士之子，但他并没有继承对宗教的热爱，和对宗教传统的忠诚。他是一个有决心和能力的人。他为自己立下了两个明确的志向，并且全都实现了：一个是把苏丹从外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另一个是自己统治苏丹。他似乎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他肯定地知道：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的助手和继任者。当祖贝尔征服达尔富尔之后，阿卜杜拉毛遂自荐投奔了他，称赞他是“天选的马赫迪”。然而，祖贝尔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是圣人，阿卜杜拉对他来说是多余的。这位冲动的爱国者被迫接受了祖贝尔的说辞。所以得知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声名大噪并展现出勇气和能力的时候，阿卜杜拉就迅速投靠他并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忠心。

斯拉廷帕夏对阿卜杜拉的危险和痛苦的精彩描述中，没有哪一部分像描述他早期的斗争和困境那样令人愉悦，因为在那之后阿卜杜拉成了整个苏丹的哈里发[39]：

“这确实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旅程。那时我的所有财产就只是一头驴，它的背上还长有虫瘿[40]，所以我不能骑它。但是我让它驮着我的水囊和一袋玉米，上边盖着我的粗棉衣，赶着它走在我前面。那时我穿着白色的棉衬衫，就像我们部落其他的人一样。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衣服和口音都会立刻暴露我外来人的身份。当我穿过尼罗河时，我常常被问：‘你来这里干什么？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这里没有什么好偷的。’”

多么坎坷的生活啊！从赶着一头背上长有虫瘿的毛驴到无可争议地统治一个帝国，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跨越。这位疲惫的徒步者可能梦到过这样的情景，因为野心所激发的想象力几乎和想象力所激发的野心一样伟大。但他并不能期望看到随后的进展，他曾带着熬过不幸之后的得意向恭顺的斯拉廷讲述自己崛起的故事，却不能预料到以后的情况。终有一天，他所率领的5万多人的军队将走向毁灭，黑夜随即降临。当他的帝国再次缩小到几乎只剩他自己，和一头背上长有虫瘿的毛驴的时候，他会到遥远的科尔多凡去寻找他的家。那时，现在这个谦卑地跪在他面前的斯拉廷，将会对这个有着狂热追求的军官置之不理。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亲切却并不热情地收留了他的这位新信徒。几个月来，阿卜杜拉都在为修建谢赫克莱史的陵墓劳作。渐渐地，他们开始相互了解。“但是在他把他的机密委托给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卜杜拉对斯拉廷说，“我知道他是‘天选的领袖’。”（斯拉廷，《苏丹的火与剑》，第131页）虽然人们可能会认为“真主的使者”是被派来带领人们走向幸福的天堂的，但是阿卜杜拉为这段话赋予了他自己的另外一重解释：他应该在世间掌握一定的权力。这两个使命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伟大的阿卜杜拉。私底下已经自称为马赫迪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将狂热的宗教信仰、不朽的生命魅力和迷信思想的影响带到了起义运动中。如果说他是这次起义的灵魂，那么阿卜杜拉就是大脑，是务实的政治家，是将军。

一场反抗埃及政府的密谋行动现在已经全面展开。它是由极端的不满所激起的，苏丹人民的种种苦难也证明了它的合理性。马赫迪开始招募信徒并扩大他在全国各地的影响力。他再次前往科尔多凡，获得了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积极响应。最遥远的部落也表达了效忠和尊崇他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还为他提供了武装援助。密谋行动不可能长期局限于那些接受它的人之中。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高贵的谢赫谢里夫得知了这次密谋行动。他仍处于穆罕默德带给他的怒火之中并渴望着复仇。他提醒了埃及政府。然而，因为知道谢里夫对他的前门徒的嫉妒和仇恨，埃及政府对谢里夫所提供的线索置若罔闻，有时甚至完全不去理会正在兴起的起义运动。但是现在有更可靠的证人证实了谢里夫的提醒，当时的总督拉夫帕夏发现自己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骚动，他决定采取行动，随即派遣一位使者去阿巴岛召唤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到喀土穆为他的行为和意图做出解释。派遣使者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马赫迪耳中！在咨询了可靠的助手之后，他们决定冒一切风险，毫不迟疑地抵抗统治政府。当人们想到有组织的政府军队即使在状态极差的情况下，也能够轻易地扼杀一群人掀起的起义时，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勇气绝对是值得钦佩的。

使者来到了阿巴岛。他受到了阿卜杜拉的礼遇，随即便来到马赫迪跟前。他表明了自己的来意，规劝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遵从总督的命令。马赫迪默默地听着，但不满的情绪却在飙升，当使者劝告他如果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就赶紧前往喀土穆为他的行为辩解的时候，他的愤怒再也无法遏制。“什么！”他突然起身，用手狠狠地捶着胸脯吼道，“真主和其先知恩赐我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我决不会去喀土穆为自己辩解。”惊恐万分的使者灰溜溜地回去了。（斯拉廷，《苏丹的火与剑》，第135页）马赫迪起义已然爆发。

这位教士[41]和埃及总督都在为战争做着准备。马赫迪发动了反抗外国统治者的神圣战争，那些人就像是真主的敌人和人类痛苦的根源。他召集他的追随者，唤醒当地的部落成员，并写信给全苏丹的人民，呼吁他们为净化宗教、获得土地自由而战，为真主神圣的先知——“天选的马赫迪”而战。他保证给那些活着的人以荣誉，牺牲的人以真主的恩宠，并承诺清除这片土地上的痛苦。他说：“宁要成千上万的坟墓也不要一块钱的苛税。”这句话也成了起义的口号。（奥尔维尔德，《十年囚禁》）

拉夫帕夏并没有闲着。他派出两队配备武器的步兵，乘汽船到阿巴岛上逮捕那些扰乱社会和平的狂热分子。跟随而来的还有一些典型的埃及人。每队步兵都由一名上尉指挥。为了激励士兵们的斗志，拉夫允诺：无论哪个上尉，只要俘获马赫迪，都将得到提拔。1881年8月的一个晚上，日落时分，汽船抵达了阿巴岛。总督的承诺激起了军官们的冲突，而不是竞争。两名上尉率领着他们的军队登陆阿巴岛，在夜幕的掩护下沿不同的路线向马赫迪居住的村落进军。他们从相对的方向同时抵达，却向彼此开火。在他们激战正酣之时，马赫迪率领一小支人马从中间将他们全部击溃。一些士兵成功地逃到了河边。而船长不愿冒险迅速逃离，那些没能游到船上的人只能听天由命了。带着这样的战果，远征军返回了喀土穆。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这场战役中负了伤，不过忠诚的阿卜杜拉为他包扎了伤口，因此没有人知道真主的先知曾被人世间的武器伤害过。这场胜利的影响迅速扩大，消息传遍了整个苏丹。手握棍棒的人们击败了手持枪支的士兵；一位教士击溃了统治政府的军队。当然，这是人们所期望的。然而，马赫迪的胜利只是让他在完成一次撤退之后仍然不失自己的威望。阿卜杜拉的预感没错，统治政府派了更多的军队过来。他们离喀土穆太近了。出于谨慎，他们觉得应该转移到更偏远的地区。就在这次迁徙之前，马赫迪依据预言能力和先后顺序任命了四位哈里发。第一位是阿卜杜拉；而关于其他三个，此时我们只需关注阿里·瓦德·赫鲁，他是一名当地部落的首领，是在马赫迪起义最初的号召之下招募而来的。

他们的撤退开始了，但这更像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带着众多的追随者，马赫迪被那些关于伟大的奇迹和壮举的传说神化，他们隐退到了科尔多凡一座被他称为马萨山的山上，那是《古兰经》里宣称迟早会出现“天选的领袖”的一座山。他现在远离喀土穆，但在法邵达[42]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个地方的埃及总督拉希德拥有更远大的事业心，但是他的军事知识却比他们种族的一般人还要少。他决定不遗余力地抓捕叛乱者并驱散其追随者。他在12月9日毫无防备地遭受了伏击，他和另外1400人被那些装备落后却无比英勇的阿拉伯人屠杀了。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面对日益壮大、威胁骤升的起义运动，统治政府终于觉醒了，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声名显赫的帕夏尤塞夫率领着4000名士兵前往镇压叛乱分子。与此同时，马赫迪和他的追随者们正遭受着物资极端匮乏的煎熬。他们的运动，对于有钱人来说太过危险以至于不愿加入，只有穷人在他神圣的号召之下蜂拥而至。穆罕默德抛弃了他所拥有的财产，身无分文，只留下了一匹马用来在战斗中引导他的追随者们。阿卜杜拉踱着步。起义军忍饥挨饿，手握几乎比棍棒和石头还弱的武器。政府军慢慢靠近，他们的首领期望着一场轻松的胜利。他们对敌人蔑视至极，他们甚至不想费劲在夜里安排哨兵，安心地睡在细长的荆棘栅栏之内，无人看守；而他们的敌人则不知疲倦。终于，在6月7日清晨天将亮时，马赫迪那些衣衫褴褛的哈里发和几乎赤裸的军队冲到了政府军驻地，将他们一一消灭。

这场胜利是决定性的。南科尔多凡落在了阿巴岛教士的手里。成堆的武器和弹药落入了他的手中。成千上万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投效于他的旗下。没有人怀疑他是被派来把他们从压迫者那里解救出来的神圣使者。整个苏丹所有的阿拉伯部落迅速站了起来。森纳尔和达尔富尔同时爆发了叛乱，并蔓延至更偏远的省份。各个地方的埃及小官员们，像征税官员和地方行政人员，都被杀了。所有的法律权威都被践踏。只有稍大规模的驻军得以在重要的省份存活下来，但是他们也被迅速围困。所有与外界的联络都已被切断。所有法律的权威都被架空。人们只听从于马赫迪。

现在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埃及的状况。埃及的暴政在苏丹引发了马赫迪起义，在其国内也激起了阿拉比帕夏起义。就像苏丹人民渴望摆脱那些他们称为“突厥人”的外来压迫者一样，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埃及人民也迫切地想要把自己从外国统治者和真正的突厥势力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生活在尼罗河畔的人们声称部落的存在不是为了让统治者欺压的，另外一些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也抗议说国家的产生不是为了让资本主义者和外国入侵者剥削的。无知的南方人发现，他们的领袖是一位教士，而受过教育的北方人的领袖则是一个士兵。穆罕默德打破了埃及的统治枷锁，阿拉比帕夏则表达了埃及人对突厥人的仇恨。尽管顽强的阿拉伯人或许可以赶走软弱的埃及人，但是软弱的埃及人却并不大想去挑战欧洲人坚不可摧的军队。经过再三犹豫和多次妥协的尝试，最终格莱斯顿[43]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派出一支舰队，攻陷了亚历山大的城堡，使整个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舰队轰炸之后，一支强大的陆军部队接踵而至，25000人的军队登陆埃及。这次行动非常迅速，战术严谨。埃及军队要么被屠杀，要么被俘虏。他们满怀爱国热情却平庸无能的领袖被判处死刑，放逐境外。随后，英国接管了埃及事务。

英国人很快就恢复了埃及的法律和秩序，苏丹的叛乱问题摆在了埃及总督的英国顾问面前。尽管三角洲人民遭受着贫困的煎熬和军事的打击，但他们收复南方省份的渴望却难以掩饰。当时决心实行不干涉苏丹内政政策的英国政府默许了人民的渴望，准备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镇压那个被英国人称为假冒的先知、被苏丹人称为“天选的马赫迪”的穆罕默德。

印度参谋团[44]的一名退休军官和一些不同国籍的欧洲军官被派往喀土穆，组建这片新领地的军队。与此同时，没有被突袭击溃的马赫迪包围了科尔多凡的首府欧拜伊德。1883年夏天，埃及军队逐渐集中到喀土穆，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这可能是奔赴过战场的军队中最糟糕的一支了，从希克斯将军的信件中摘录的一个情节就足以证明。在1883年6月8日写给伊夫林·伍德爵士的一封信中，他顺便提道：“克虏伯[45]炮兵团里有51个人在来这里的途中逃跑了，虽然他们身上戴着锁链。”在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的泰勒凯比尔之战[46]中战败的官兵们，如今在夺取苏丹人的自由之战中即将被彻底摧毁。他们士气低落，纪律涣散，缺乏训练。在8000多人的军队中，仅有可怜的十几个有能力的军官。在这一小部分人中，有两位值得关注，一位是指挥官希克斯将军，另一位是总参谋长法夸尔上校。

欧拜伊德在这支不幸的远征军离开喀土穆之前就已经沦陷。但是，埃及军方的奥地利官员，省督斯拉廷仍在达尔富尔负隅顽抗。9月9日，希克斯和他的军队（由7000名步兵、400名非正规军、500名骑兵、100名切尔克斯人[47]、10支车载机枪、4台克虏伯大炮和6支诺登菲尔德机枪组成）离开了恩图曼，前往杜埃姆。这支远征军的实际指挥权属于英国军官阿拉·艾德·丁，但是这位接替拉夫帕夏的总督拥有的权威不够牢固，虽然所有的军官都同意了在他们看来最差的提议。这位饱受痛苦的将军艰难地向西南方向穿过沙特和拉海德[48]，慢慢地走向毁灭。在这里，这支部队的意志已经完全消沉，以至于一名德国仆人（赛肯多夫男爵的仆人古斯塔夫·克洛茨）竟然投奔了马赫迪。他曾作为一名英国军官参加过胜利游行。

政府军逐渐逼近之时，马赫迪已经率军离开了欧拜伊德，在一片开阔的村庄建立了自己的营地。在那里，他的追随者们过着军营般的生活，不断地进行军事演习。他召集了40000多人，这些阿拉伯人现在已经装备有数千支步枪和数门大炮，还有大量的剑和长矛。有着如此份额的武器装配，这一小帮曾在阿巴岛战斗的人马如今已经壮大了起来！双方军队的实力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差距。于是马赫迪写信给希克斯，规劝他接受条约，立即投降。但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政府军的唾弃，尽管战争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远征军终于到达拉海德，只有少数骑兵巡逻队感受到了他们行军速度之慢。11月1日，马赫迪的起义军离开欧拜伊德，全力前进去迎战他的对手。交战发生在11月3日。当天，埃及人挣扎着缓慢前进，他们极度缺水，在苏丹步兵的强大火力中不断减员，很多枪支也被他们抛在了身后。第二天早上，他们正面遭遇阿拉伯人的主体部队，想进一步推进，却遭受惨败，部队溃散。仅仅一天的时间，埃及军队就被彻底摧毁了。只有大概500个埃及人侥幸逃生，几乎和阿拉伯人损失的人员相当。欧洲军官们战斗至死，希克斯将军手握利剑，站在了命运的终点，在最后一支像样的军队面前，他的个人勇气和力量甚至激起了无畏的敌人的敬仰，最终阿拉伯人带着侠义的尊敬，以原始部落的荣誉埋葬了他的躯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鸣枪百声来庆祝他的胜利，而且他也有资本这样做，现在整个苏丹都是他的。他曾经以真主恩典和先知赞赏的名义自许为苏丹领袖的豪言壮语，也凭借着武装力量得以实现。

埃及人没有再尝试去征服苏丹。凭借勇气和他们神圣领袖的才能与胆识，苏丹人民赢得了属于他们的自由。剩下的就是疏散城镇居民并安全撤军。但是那些看似故事结局的场景，往往是下一个更长的故事的开始，就像战争，始于耻辱和灾难，止于胜利，让我们期望着和平。

和那些记录相比，我想从更加普通的角度去审视马赫迪起义。它最根本的原因来自社会和种族。虽然人们极端痛苦，但他们的斗志却异常低落，一直待在农田里的他们也不会想着拿起武器反抗。然后，马赫迪出现了。他给这些部落带来了他们缺少的激情。紧接着，战争爆发了。人们习惯于把所有抛洒的热血归咎于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我看来，他似乎可以把罪责施加于那些压迫这个国家的不公正的统治者，那些挥霍人们生命的无能的指挥官，以及那些加重了人们不幸的优柔寡断的首领身上。但是，无论马赫迪怎么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他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投入到了他的同胞心中，并把外国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贫穷而可怜的土著人，吃着一点点的粮食，半裸着身体辛勤劳作而看不到希望。如今他们发现一个新的极其宏伟的目标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马赫迪的精神在他们卑微的内心燃起了爱国主义和宗教狂热的熊熊烈火。生活变得充满惊险和令人振奋的恐惧。他们存在于一个新奇的想象世界里。他们活着的时候有很多伟大的事情要做，当他们去世时，无论是在击杀埃及人还是在反抗英国人的时候，他们都很清楚一个美好的世界在等待着他们。有许多基督徒尊重伊斯兰教的信仰，但却把马赫迪仅仅看作一个普通的宗教骗子，认为是时势造就了他的名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可能是事实。但是，除了通过成功的方式，我不知道该如何区别一个真正的先知与一个假冒的先知。在马赫迪的一生中，他的胜利远比伊斯兰教创始人的成就伟大得多。正统的伊斯兰教和马赫迪主义宗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原始的冲动仅被政府和社会的腐朽体系压制，而后者是与文明和科学机器相联系的。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不再赞同那些广为流传的观点，我相信未来几年如果这个位于尼罗河上游的民族繁荣强盛起来，知识和幸福也接踵而至，那么第一个研究这个新兴国家早期历史文献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绝不会忘记写下他的民族英雄中最重要的那一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