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经学江湖

第一回 门派初立

惠帝四年（前192年）, “三月甲子，除挟书律①”。秦始皇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汉朝建立后，这条律法并没有被废除，反而被刘邦继承下来。惠帝虽然执政只有七年，政权也都在吕雉掌握之中，却用“除挟书律”为汉朝的文化复兴开启大门。

“除挟书律”仿佛一声号角，撩拨起江湖各大门派的心弦，百家诸子蛰伏已近百年，其间只见孔武有力之士在沙场上大展拳脚，或见诡计多端之谋在朝廷上肆意纵横。饱读诗书之人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地讲授着师傅们传授的经典。现在，机会终于来临，号角之下，宛如开闸泄洪，又如万马奔腾，群英蜂拥而出。

随着皇权对儒家的逐步认可，儒家士人的政治地位开始提高，在“皇权指挥棒”下，“天下之学士靡然相风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奔儒家。

更多高质量的人才加入儒家，会让儒家产生更多高质量的作品（作品是广义而言，不仅仅是著作，还包括巩固皇权的措施），和皇权形成良性互动，其间又有董仲舒等大儒涌现，让儒家思想熠熠生辉，终于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格局，儒家在文化复兴运动中获得冠军，取得绝对领先优势。

这场运动的冠军授予者是皇权。儒家在运动中和执政者进行紧密互动，又一次获得皇权的认可，成为皇权执政的指导方略。此后，无论皇权如何更替，儒家和皇权一直伴随始终，直至皇权灭亡。

儒家内部冠军的争夺，同样无比激烈，争夺的焦点是“立于学官”。所谓“立于学官”，相当于确立为官学的学科，类似于今天被教育部设立的学科。比如2016年，教育部公布增补专业，其中包括“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被一些人解读为“玩游戏也能上大学”，相当于“立于学官”。当然，现在的学科远较汉朝时更多且复杂，不可同日而语。

立于官学之后，学科就成为正宗。“学科带头人”会被皇帝任命为“博士”，带头人的学术解读则相当于这门学科的标准教材。

所以，学科能否被“立于学官”，学者能否拜为博士，决定着本派的江湖地位，决定着是否会有更多弟子愿意来投靠，竞争自然异常激烈。

我们且看儒家的内部“冠军”是如何产生的。

儒家的学术主要是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因《乐》早已失传，实际只有“五经”存世。

《诗》指现存的《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

其中，《风》有十五国风，共计160篇。《雅》分《大雅》和《小雅》两个部分。《小雅》80篇，其中6篇有目无文，实存74篇。《大雅》31篇。《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计40篇。因此，《诗》现存305篇。

相传，《诗》由子夏从孔子处传承。从子夏到汉朝的传承，则众说纷纭。传说，曾参的儿子曾申跟从子夏学《诗》，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

汉初，《诗》的传习涌现出鲁、齐、韩、毛四家。

鲁诗是鲁人申公对《诗》的传承。据说申公曾和刘邦的弟弟刘交（后被封为楚元王）、鲁穆生、白生，共同向浮丘伯（孙卿子的学生）学习《诗》。文帝时，申公被立为博士。

申公的鲁诗是四家之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申公弟子众多，且大都成为大儒。

比如，孔子的后代孔安国曾向申公学《诗》。瑕丘江公（瑕丘人，姓江）曾跟随申公学《诗》和《春秋》，尽得精华。然而，江公不善言辞，曾与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辩论，结果败北，董仲舒成为博士。后来，江公以研究《春秋》为主，其孙成为博士。

申公的弟子里做官的很多，著名的如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申公弟子里担任博士的有十多人。

齐诗是齐人辕固对《诗》的传承。辕固在景帝时期担任博士，后担任清河国太傅。辕固弟子中最为著名的是曾任昌邑国太傅的夏侯始昌。

韩诗是燕人韩婴对《诗》的传承，韩诗有著作传世，据说有《内传》4卷，《外传》6卷。但现存只有《韩诗外传》10卷，应是后人修订合并，并非《外传》原书。

韩婴在文帝时任博士，后在景帝时任常山太傅，常在燕赵之地传授《诗》，也传授《易》。燕赵之人喜《诗》，不喜《易》，所以韩婴就以讲《诗》出名。

毛诗是战国时期毛亨（大毛公）、毛苌（小毛公）对《诗》的传承。毛诗和其他三家诗都不同，它出现得比较晚，是经过河间献王刘德（景帝第二子）在民间重金采购而得，经过整理后，才重见天日。

河间献王所收集的毛诗采用古文，被称为古文经学。鲁、齐、韩三家采用今文，被称为今文经学。今日所见的《诗经》即由毛诗流传而来。

毛诗虽然出现得较晚，在平帝时才被立为学官，但传播至今，远较鲁、齐、韩三家久远。

《书》即《尚书》，它在汉初主要靠伏生口传。

文帝时，寻求能解说《书》的人。文帝听说只有济南的伏生能讲，就想把他请到京城里去。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伏生已经九十多岁，如果从济南去长安，恐怕半路就一命呜呼。文帝就派晁错去向伏生学习。

之所以全天下只有伏生能讲，是因为他在秦朝禁书时，把《书》偷偷藏到墙壁里，汉初，他从墙壁里挖出29篇，其他都已丢失。伏生就靠着这29篇在齐鲁大地讲授。

伏生底本原是用秦小篆抄写，在汉初改为隶书，被称为“今文尚书”。其后发展出欧阳（创始人欧阳高，伏生弟子欧阳生的曾孙）、大夏侯（创始人夏侯胜）、小夏侯（创始人夏侯建，夏侯胜的侄子、欧阳高的学生）等三家，皆被“立于学官”。

景帝有个儿子叫刘余，被封在曲阜，史称鲁恭王，他觉得宫殿不够气派，就想重新装修扩建，还把孔子故居拆除了，划入王宫的范围。

这本是一件令儒家极为愤慨的事，却拆得惊天动地，拆得让儒家“感激不已”，且影响至今。

鲁恭王拆房后，从孔子故居的墙里发现《书》《礼》《论语》《孝经》等一系列古书，共几十篇。这些书籍都是用古代蝌蚪文写成，没人看得懂，被人称为“古文”。

其中，古文《书》经孔安国整理后，翻译成今文，献给皇帝，比伏生口传的“今文尚书”多出16篇。而孔安国的版本到东汉末年就已失传。

东晋梅赜①给朝廷献上一部《古文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二十八篇中析出五篇）、古文《尚书》25篇。但从宋朝以来，很多学者都考证说，梅赜的版本是伪造的。

清代孙星衍编定《尚书今古文注疏》，将篇目重新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朝《尚书》传本的面貌。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关于《书》的部分正逐步在研究。

《书》是记录中华上古文献的资料，在五经中历史最为久远，但也最扑朔迷离，它的本来面目还有待通过更多的考古证据去还原。

《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被称为“三礼”。《仪礼》的传承主要是鲁人高堂生传下的17篇，由高堂生传授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戴德、戴圣、庆普。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皆被“立于学官”。

戴德、戴圣是一对叔侄，他们觉得流传的《礼记》太过庞杂，就将其删选成两本书，叔叔戴德选编的85篇叫《大戴礼记》，后有散佚，到唐代只剩下39篇。侄子戴圣选编的49篇叫《小戴礼记》，即今日所见《礼记》。

《周礼》又名《周官》，据说在河间献王所献的书中，但当时人并不知情。后由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被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刘歆奏请，《周官》被“立于学官”。

《周礼》的发现过程令人疑窦丛生，又由于是王莽所立，《周礼》并不被人信服。

《易》是儒家唯一躲过浩劫的经典，原因在于它是一本用来卜筮的书。因此，它的传承一直没有中断。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传给鲁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馯臂子弓①。子弓传给燕周丑子家。子家传给东武孙虞子乘。子乘传给齐田何子庄。

这是汉以前的传承。

汉初，《易》的传承是从田何开始。田何是齐国王族之后，号杜田生。其后，传有杨何、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都先后被“立于学官”。武帝最初只立杨何为《易》博士。宣帝时，调整为施雠、孟喜、梁丘贺等三家《易》博士，杨何传习的《易》就不再见到。元帝时立京房为《易》博士。

相传，田何将《易》传给王同子仲，王同子仲传给杨何。

相传，田何将《易》传给丁宽，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其中，梁丘贺特殊一些，他先向京房学习，此京房是一位，受学于杨何，曾任太中大夫、齐郡太守，西汉的两位京房，他们都对《易》有深入研究。在京房出任齐郡太守后，梁丘贺转投到田王孙门下。

相传，另一位京房受学于焦延寿，焦延寿自称学《易》于孟喜，但是孟喜的弟子白生、翟牧又都不承认。

民间流传有费直、高相两家《易》学说，刘向整理古文《易》的时候，认为费直《易》和古文相同。

至汉代时，阐释《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夹氏传》等五种之多。

相传，左丘明读《春秋》后担心“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就作《左氏传》。

《春秋》所贬损的那些君臣有权力，因而内容隐而不宣，通过口头传授。由此形成《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公羊传》《榖梁传》被立于官学，《邹氏传》无师，《夹氏传》无书。

相传，《公羊传》由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口授，到景帝时代，由其玄孙公羊寿与胡母生（也作胡毋生）一起将《公羊传》录成文字。其后有公羊大师董仲舒，再传严彭祖、颜安乐，有严氏、颜氏学派。

《榖梁传》由战国时鲁人谷梁赤口授，西汉时成书。

以上即是儒家五经的门派。

第二回 牺牲本是平常事

门派初定，是儒家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其间的辛苦，冷暖自知。儒生埋头学问之时，头上却悬着暴秦的屠刀，并承受着刘邦的蔑视。即使“除挟书律”后，屠刀也时不时会划过他们的头颈，牺牲是平常事。

齐诗的宗师辕固曾经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

黄生气势汹汹地说：“商汤和周武王不是受命于天的，而是弑君篡位。”

“汤武革命”事关儒家理论的根基，如果汤武是弑君篡位，所有儒家理论都会土崩瓦解。此言论明显是在攻击儒家。

辕固断然反驳：“不是这样。夏桀、殷纣淫乱，天下之心皆归顺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之效命而归顺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不是受命于天又是什么？”

黄生反驳：“帽子虽破也是戴在头上，鞋子虽新也是穿在脚上。为什么？这里有上下的区别。桀纣虽失道，也是君主；汤武虽圣，却是臣下。君主行为不当，臣子不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之尊，反而因其有过错而诛杀他，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

黄生的反驳在逻辑上是有漏洞的，他把君与臣的关系看得一成不变，这就被辕固揪住。

辕固答道“：照你的说法，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

景帝一听，已经讨论到自己爷爷头上，生怕坏事，赶紧打圆场道：“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味道好坏；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愚笨。”于是两人不再争论。

这次争论，看似辕固占上风，其实不过是两人各打五十大板，平分秋色。

等到辕固再和人辩论时，就充满了惊险和血腥，因为他辩论的对手换成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了。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召问辕固他读此书的体会。问一位大儒，道家的经典著作如何？这显然是惹是生非的举动。

辕固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话罢了。”

窦太后大怒：“安得司空城旦书乎！”

到底是太后，骂人的话也相当高级，不好理解。司空是古代掌管刑法的官，城旦是秦汉时针对男犯人的刑罚，意思是“筑城”。秦始皇曾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你说《老子》是普通人言，你们儒家的书不过是囚徒看的书罢了。骂完，窦太后还觉得不解气，下令让辕固进猪圈和猪打架。

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但辕固直言无罪。于是赐给辕固锋利武器，以作防卫。谁知，辕固下到猪圈后，直刺猪心，猪应手而倒。窦太后未料老家伙居然有这一手，默然无语，不再加罪。

不知辕固身手伶俐因其本就是练家子，还是侥幸，如果他刺偏，后果可想而知。

申公的弟子王臧和赵绾，就没有辕固幸运。他们在武帝时，是万人之上的高官，王臧官拜郎中令，是九卿之一，赵绾官拜御史大夫，仅次于丞相。

两人的对手也是窦太后，只是在武帝时，窦太后已成窦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看到两人在任职之后，积极议立明堂、封禅等事，都是儒家的主张，便觉厌烦。

所谓明堂，是古代帝王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明堂上通天象、下统万物，天子在明堂听察天下，宣明政教。

对明堂的具体功能、构造，学术界颇多争议。在《礼记》中有《明堂位》一章，记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北京天坛祈年殿是古代明堂式建筑仅存的一例。

所谓封禅，“封”是祭天，“禅”是祭地，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向天地报告自己的伟大功业。

后来，王臧和赵绾建议武帝不再向窦太皇太后奏事，把老妇人惹火了。她让人暗中收集两人的过错，然后向武帝实名举报。武帝不能像景帝一样庇护二人，只能将王臧、赵绾下狱，后赐自杀。明堂、封禅诸事自然作罢。

两位儒家高官的鲜血成为儒家发展历史上的印记。经历抛头颅、洒热血，儒家经学终于独占官学。

秦朝的博士不单有儒家，但在历史上留名的十多人都是儒生。刘邦未设立博士制度，文景时期，开始恢复博士制度，但当时都属于经学博士，且都是一经博士，还没有形成规定模式，比如张生、晁错是《书》博士，辕固、韩婴是《诗》博士，胡母生、董仲舒是《春秋》博士等。当时的博士可能还包括百家诸子、其他典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诸子百家被排除于官学之外，儒家的五经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设置之初，并不清楚具体人数。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分别是：

《诗》三：鲁（申公）、齐（辕固）、韩（韩婴）；

《书》三：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

《礼》二：戴德、戴圣；

《易》四：施雠、孟喜、梁丘贺、房京；

《公羊传》二：严彭祖、颜安乐。

皆是今文经学，直到东汉末年，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们，在武帝时是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成帝末年，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自此之后，师生之间的传承关系不再像秦汉之际那么模糊，儒生之间要恪守门户，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再有家法。

所谓师法，就是门派宗师的说经。所谓家法，就是继承人的说经。

恪守师法和家法的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不受此限制。

比如董仲舒说《公羊传》，开宗立派，他的说经就是师法，其后繁衍出严氏公羊、颜氏公羊，就是家法。

门户之见由此产生，如果不守师法、家法，不能成为博士。即使成为博士，一经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

比如，孟卿让儿子孟喜向田王孙学《易》。但是孟喜自吹自擂，说田王孙死时枕在自己膝上，单独传给自己。其实，他并不恪守家法，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这和田王孙的学术是冲突的。结果被同门梁丘贺揭穿，田王孙是和施雠一起离世的，当时孟喜不在，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四川人赵宾胡乱解释《易》，说自己的师傅是孟喜，孟喜也为他站台。后来赵宾死了，孟喜又不肯为他站台了。

孟喜因为被认为改了师法，就没有被任命为博士。

儒家门派确立之后，门派之间内耗开始，儒家的对手不再是法家、道家的学者，而是同为儒家的学者。一片腥风血雨又在江湖上席卷而来。

第三回 今古之争

儒家的内耗，最典型的是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

现在，我们一听到“今”，就会认为是先进。一听到“古”，便会认为是因循守旧，实则不然。

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差异，最初只是体现在书写字体的早晚上。

今文经是用汉朝流行的隶字书写，出现于西汉初年。

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

在出现时间上，古文经要较今文经晚。

两者在学术上有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之争，在政治上更有学风、态度之争。

发展到后来，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脱离字体的不同，俨然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学术派别。他们由于理念不同，在史料诠释、解读经文的方法上产生了许多分歧。

古文经的出现有几个源头：

其一，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在民间重金征集的古文经书，主要有《诗》《左传》《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书。

河间献王刘德，被人誉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对文化复兴的贡献非常大。他献书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希望保存文化，真正大公无私。

其二，武帝时，鲁恭王装修宫殿，从孔子故居墙壁里发现古文经籍。鲁恭王喜欢造宫殿、养狗玩马。他是无心插柳，得到古文经。

其三，哀帝时，刘歆随父亲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在河间献王和鲁恭王所献之书的基础上，对古文典籍分类整理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刘歆父子发现战国遗存的《易》古文本，用其来校对流行的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认费氏《易》为古文经。

二、首次披露了古文《书》和《逸礼》的来历。前文所述，孔安国整理出的古文《书》，被藏于秘府。刘歆将其整理出来，将其与伏生传授的今文《书》进行对校，发现一些脱简和文字相异之处，刘歆做《移让太常博士书》记录此事。

三、把《毛诗》归于古文经。

四、坚持古文经《左传》“立于官学”。

刘歆对文化的贡献很大，争议也很大，由于他在政治上和王莽同生共死，为儒生们唾弃。这也影响人们对其学术水平的评价，甚至有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说法。

刘歆之所以要高举古文经的大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作为学者，总有求真务实的追求。选择更接近源头的古文经，是一种求真。

其二，刘歆曾批评，今文经学者满足于简陋苟且、不求改进，埋头于支离破碎的文字分析中，语言烦琐零乱，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学者们皓首穷经，却对实际的国家大事无所裨益。

今文经学者们在汉初“除挟书律”后，是何等朝气蓬勃，何等生机盎然，何等坚贞不屈。然而，当他们登上盟主大位、号令天下时，又是何等门派森严，何等党同伐异，何等故步自封？

天下事大概如此，刘歆在批判今文经，推崇古文经之时，是否料到，当古文经推翻今文经，夺得大位后，是否一样会抱残守缺？

自刘歆树起挑战今文经的大旗后，王莽在政治上也给予了他很大支持。平帝时，立古文经《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博士。新莽时，复立《周礼》为博士。

刘歆在王莽时期是非常得势的，王莽需要汉家皇室宗亲的支持，刘歆和父亲刘向既是宗室，又是大儒。而刘歆也愿意通过政治势力，获得学术地位。两人合作，可谓互补双赢。王莽封刘歆“嘉新公”、国师。

后来，刘歆才觉大事不好，终于明白王莽极力扶持古文经，是想为自己创立新朝寻找理论依据。他极力想摆脱，于是谋诛王莽，结果事泄自杀，真是可怜、可叹。

刘歆虽死，王莽覆灭，但他们掀起的古文经浪潮却并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

其后，光武帝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纬。所谓“谶纬”，即谶与纬，“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福祸、治乱兴衰。谶有谶言、图谶等形式。

“纬”即纬书，和经相配合，是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著作。东汉时流行有“七纬”，即《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

东汉初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对古文经采取打压之势，自然是为了去除王莽的影响。可是，已精通古文经的儒生们并不买账，一旦古文经失势，他们也就会失去政治和学术地位。

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有大批学者涌现，如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他们反对图谶，学术上不拘泥于古文经，甚至跨越儒家，如马融注有《老子》《淮南子》《离骚》，学术视野开阔，不再拘泥今古之争。

东汉末年，郑玄以古文经为宗，兼采今文经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朝经学的集大成者。在一批大学者的努力下，古文经学终于夺得盟主之位，东汉到唐朝时，古文经占据绝对主流。一直到宋朝，理学兴起，古文经和今文经才一起没落。

东汉，某一学者如果研究《左传》《毛诗》《古文尚书》《周礼》，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古文学者，但他也会研究《公羊传》等今文经。同时，还会研究非儒家的著作。

古文学者认为，五经只是古代史料，孔子对其进行了整理。他们以周公旦为“先圣”，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师”、历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所以，古文学者对六经都会有所涉及，并不拘泥于一家，在研究中更注重名物制度和文字训诂。

今文学者则不然，他们只研究今文经，根本不碰古文经，更不用谈非儒家的著作。在研究中，他们恪守家法，家法不可逾越，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他们认为五经都是孔子所作的，以孔子为政治家，尊孔子为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的“素王”，所以今文学者偏爱经文中的微言大义，注重从中寻求和阐发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喜欢讲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灾异谶纬。

如此故步自封，对今文学派来说，衰弱是必然之事。今文学派从东汉开始一蹶不振，跨越千年，直到清末才有所恢复，龚自珍、魏源等公羊学大师，高举《公羊传》，借经学讽时政。康有为也大力提倡经学，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

① 挟（音jiā）书律，秦始皇在进行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敢有挟书者族”，即对收藏违禁书籍的人处以灭族的酷刑。

① 梅赜（音zé），字仲真。东晋汝南人，曾任豫章内史。

① 馯（音hàn），姓。馯臂子马，楚人，姓馯，名臂，字子厷，又作子弓，衍作子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