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章 求本溯源——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与本质

1615年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安·德·蒙克莱田发表了《献给皇上皇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书上第一次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蒙克莱田发现之前的经济学仅局限在自然经济的范围,主要探讨家务或家庭的管理问题,而当时这种自然经济学无法解决国家或社会经济的问题,因此,他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当然,尽管他最初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但恰如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①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相关联,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摆脱了自然经济的属性,展现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超越了家庭经济的范围。18世纪以后,各派经济学家都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例如: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出版最主要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法国的西斯蒙第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马克思则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虽然众多经济学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叫做政治经济学,但是这个政治经济学却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写《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并对其运行进行指导、论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合理性、探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原理与发展趋势等。显然,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为资本主义唱高歌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①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关联到不同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不同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在编造属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断美化资本主义经济,是经济学的研究脱离了科学的轨道;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自始至终都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经济学,它敢于事实就是,敢于直面真实的经济运行,它是彰显自由科学精神的经济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到了阶级已经完全消灭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它才可能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包括马克思创建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包括后来由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发展的经济思想与理论,还包括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有关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本书所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分支,即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从来就有的,但在马克思时代就产生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考察自然,他们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①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与自然之间一体性的关系。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天空、大地、山川、湖泊、海洋都被人类改变了面貌,马克思把这样的自然界称为“人化的自然界”②,标示着无论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与自然界呈现为一体性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①。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的结论。这就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首先从生产实践的视角来阐释自然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发生,他指出:“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②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一体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把人从自然界中区分开来,直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和主观能动性,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强调自然界对人的反作用和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被动性,他指出:“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④“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⑤毛泽东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能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关系,肯定了认识自然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中的基础作用,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开辟方法论。

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很多建设性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口号,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绿化工作。邓小平强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认为保护环境与发展生产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协调一致的发展,他在视察桂林时发现当地的污染状况,强调指出:“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①不仅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上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其中“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②为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十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邓小平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③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等实际行动,已经开启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所指向的人类生产活动。

为了避免经济发展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发生,江泽民重点强调人类应该正确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他要求“自觉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办事,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①。江泽民已经明确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应该与自然界的发展保持一致。他指出:“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②反之,如果为了经济单方面增长而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就必然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为此,江泽民指出:“保护自然资源就是保护生产力”③的科学论断。江泽民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着重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要从全局统筹兼顾,处理好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要考虑到发展的代际公平,不仅要满足当前人们的发展要求,也要为未来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条件。为此,他强调:“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④他指出我国可持续发展工作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坚持节约利用各种生产建设资源,工业和农业达到高效低消生产;第二,控制人口增长率,提高人口素质;第三,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第四,加强生态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第五,预防并治理部分地区生态恶化的局面。”⑤江泽民领导的生态建设实践推动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步,并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锦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胡锦涛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①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抛弃传统的生产观念,要求生产活动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②胡锦涛主张的生态文明,其经济发展路径是生态效益型经济,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把经济系统纳入到生态系统之中,以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双赢为目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胡锦涛还指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①胡锦涛要求实现消费观的革命,要求每个人都合理消费,尽量节约,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消费观,要求从社会管理、行为主体、体系建设等诸多环节展开绿色化行动,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基本架构和丰富的内容。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并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及其主持起草并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谱写了政治经济学宏伟壮丽的新篇章;其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使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以发展理念的形式展现并积极作用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

第三节 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我们这里讲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它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当代,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属于自己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它与我们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被少数人的利益所羁绊,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

由于绿色化所带来的好处是超越阶级属性的,传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暖化、环境污染等坏处也是超越阶级属性的,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国度内得到各个阶层的认同和支持,但资本主义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无法改变和解决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100年前列宁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真理性论述。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在列宁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金融垄断的畸形发展导致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相脱离,经济结构走向超级虚拟化;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化使资本主义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超出国与国的范围;畸形的金融制度和超级虚拟化的金融资本,不但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而且也引发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资本主义走向衰落不可避免①。资本主义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能够被资本主义国家各阶层接受,但无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的现实。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了考察,它认为财富(即资本收入)的分配常常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集中,前10%的阶级都占有财富的大部分(大约60%以上,也有达到90%的),中间40%的阶级占有5%—35%,底层50%的阶级占有5%—35%①。皮凯蒂对不平等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如表1-1所示,美国2030年的总收入分配状况:统治阶级(最上层1%)的财富和收入将占国民总收入的25%,富裕阶级(其后的9%)将占国民总收入的35%,中产阶级(中间的40%)的将占25%,最下层阶级(最下层的50%)将占15%②。

表1-1 不同时间空间下的总收入不平等(劳动和资本) 单位:%

来源:吕守军、严成男:《循环累积因果论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从法国调节学派理论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0页。

尽管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积极学习当代西方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长处,以及广泛借鉴西方国家绿色经济建设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因为,绿色化所带来的好处是超越阶级和超越国界的,传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暖化、环境污染等坏处也是超越阶级和超越国界的。在人类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打造美好的地球家园。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这就把它与西方资产阶级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从表面上看,西方资产阶级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为西方国家全体人民服务的,当这种服务本身是分主次的,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但是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引致的经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具有广泛的正的外部性,不可避免地惠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目的出发,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从一开始就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的位置上,从一开始就是惠及最广大人民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引致的中国绿色发展也具有广泛的正的外部性,因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稳定,对全球暖化步伐的减慢以至于最终停止起着关键作用,中国的绿色发展所带来的福祉惠及全人类。

第四节 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但还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是什么?下文我们开始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什么是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指引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从当代现实意义上讲,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政治经济学,它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诠释、拓展、践行、实施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和社会的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这个词汇最早在1994年的中文文献就已经出现,当年12月,熊映梧在《选择绿色发展的道路——海南与台湾产业政策比较分析》一文中形成了绿色发展这个词汇概念①。1995年,杨涛、王开明开始把绿色发展作为人类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问题的道路②。2002年6月2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的首发式,认为中国处在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应该走绿色改革之路③。该报告把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增长的未来”之路,即“绿色改革之路”。2003年“绿色发展理念”在《创造》杂志中出现,认为有学者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概念,是真正有思想含量的东西,能够让人感到兴奋④。2010年5月8日,李克强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上讲话说:“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消耗自然资源、追求数量扩张来实现增长。随着资源环境等矛盾日益突出,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培育壮大绿色经济,着力推动绿色发展。”①明确把绿色发展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道路。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促使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发展理念形式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之上,指引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是我国广大学者不断总结国内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不断地进行探索而逐步形成的,并在21世纪逐步形成其绿色发展、绿色战略等内涵。最终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构筑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涵。正如习近平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②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核心,是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必将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方向和着力点。

二、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我们虽然知道了什么是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以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绿色发展理念是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内涵都是围绕着绿色发展理念这个核心而展开的,也是为绿色发展理念服务的;没有系统的绿色发展理念就没有系统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绿色发展理念的丰富与完善决定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决定着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完善程度。

其次,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对中国乃至世界当代经济发展开展规范分析。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有机的理论研究体系,以系统分析的方法,探讨诸多分析层面,具体包括:

(1)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文水平稳步进步,社会生活质量逐渐提高。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人类以及其赖以生存自然环境看成是由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系统内诸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不断地发展变化。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切实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调整人口分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形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良性互动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使用资源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运用绿色治理,实现节约资源、高效率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环境。

(3)合理规划社会治理与工业生产规模。国家规划合理设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保持生态平衡的路径,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

(4)开发利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更多利用可再生资源,更少使用可耗竭资源,大力发展清洁资源。

再次,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探索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使用之间固有的客观规律,预测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为绿色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具体包括:

(1)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一套绿色发展指数体系,对绿色发展给予客观评价,用评价的方法鼓励地方推行绿色发展。在这个指标体系的推动下,中国将用绿色发展模式代替之前的发展模式。

(2)探索经济发展数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测度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把资源与环境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

(3)用数据说话,比较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技术背景下的资源与环境技术效率,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4)评价政策效果,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进而促进资源与环境的合理配置。例如:对我国不同区域资源税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以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与优化提供依据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9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④ 同上书,第448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① 刘建华、刘丽:《邓小平纪事(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③ 同上书,第363页。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4页。

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95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⑤ 同上书,第533页。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① 张新宁:《现在世界不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吗?——兼评当前的帝国主义时代过时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①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 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331页。

② 同上书,第438—442页。

① 熊映梧:《选择绿色发展的道路——海南与台湾产业政策比较分析》, 《科技导报》1994年第12期。

② 杨涛、王开明:《建设生态经济走绿色发展之路》, 《发展研究》1995年第7期。

③ 编辑部:《在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绿色发展是中国的必选之路》, 《中国环保产业》2002年第7期。

④ 编辑部:《话说“绿色发展理念”》, 《创造》2003年第4期。

① 李克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09/c_1282797.htm。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 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

① 李国志:《资源税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 《经营与管理》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