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唐代研究，因为大批新文献的发掘利用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新文献中首屈一指的当然要数敦煌文献，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显学，为大家所熟知。其次就是石刻文献。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和科学考古的展开，新发现的石刻数量极其巨大，总数也达数万件，其中有刻石文字的超过万件，所涉内容极其丰富。唐石研究汇考在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曾形成一个高潮，但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地转入上古先秦考古，传统金石学虽仍有延传，但已不再居于中心位置。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新出石刻都远远超过了清人所见，但就系统研究的成绩来说，则还显得很不够。最近十多年间，这一状况已逐渐有所改变，但仍远逊于敦煌研究的深入充分。近年，一些唐研究学者已注意到，由于大宗的敦煌遗书已全部发表，有关研究已做得很充分，不太可能再有大的突破，而尚未充分发掘的唐代石刻文献，其中包含了唐代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丰富资讯，可望成为唐研究的新热点。对此我深表赞同。今年四月，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唐史新概念国际研讨会上，作了《新出石刻与唐研究》的特别报告，主要谈石刻对唐史研究的意义。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石刻之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一、近二十年唐代石刻的影印和整理

宋代金石学兴盛，宋人见到并留下记录的唐代石刻超过三千品，可惜不曾有人像洪适编《隶释》汇录汉碑文字那样汇录唐石文字，宋人得见的唐代石刻十之八九没有存留下来。清中叶以后唐石研究渐成风气，存世的专著超过百种，以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为集大成之作，陆书名气稍逊于王书，但就学术质量来说，则要好得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代石刻的汇录，以端方《匋斋藏石记》（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本）、罗振玉编印《冢墓遗文》系列（均有罗氏自刊本）和张钫编《千唐志斋藏志》（仅以拓本流传）最为大宗，存录唐墓志总数超过两千多方。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相对来说缺乏有规模的建树，只有两种《长安城郊隋唐墓》可以一提。学者要利用石刻文献，只能从几个大图书馆中翻检拓片，很不方便。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是旧辑、旧藏石刻拓本的集中汇印，先由文物出版社影印了张钫《千唐志斋藏志》（1984），收唐志达一千二百多方；齐鲁书社又影印李根源《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6），篇幅不大，颇存精品，泉男生和王之涣二志尤受学者重视；稍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唐五代部分有二十多册，占全书约一半，收唐代各类石刻拓本超过三千种；台湾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从1985年开始出版，每册一百件，到1994年出至第十八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1种）而中辍，仅收录到开元十五年。该书兼收石刻和典籍中的唐墓志，采用拓本影印，附录文和考释，录文除据拓本外，又据前人校录和有关文献予以校订，考释则备录前贤研究意见，复援据史籍作出考按，在同类各书中体例最称善备。上述诸书所收，均为1949年前所出石刻，多有重出，但所据拓本不同，可以互校。毛汉光所录有十多方为他书所未见。

汇聚前人的石学著作的工作也应提及。台湾学者编《石刻史料新编》，已出一至三编九十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1986年），将历代石学著作，包括方志中的石刻部分影印汇为一编，虽编辑略显粗糙，却是方便学人的无量功德之举。中国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较前书篇幅稍小，重要诸书均收录，也便于检用，惟按时期编录，将前贤各书割裂剪接，于已用之书也颇多挂漏，未能臻善。

1949年以后新出碑志的汇辑校录工作，到90年代才得以系统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多达三十册，其中陕西四册大多为新出墓志，洛阳卷多达十五册，除收录了前述《千唐》《曲石》和罗录各书的拓本外，也包括了部分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出墓志，另外如山西、江苏、北京各册也颇多新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虽仍以旧志为主，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新志，只是此书由于发行面较窄，不为一般学者所知。稍后的《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则收录了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新见墓志，体例也更为严谨，录文和考释都颇见工力。《洛阳新获墓志续编》也已编成，收唐代墓志二百六十多方，不久应可出版（见《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李献奇《唐中眷裴氏墓志丛释》）。张沛编次的《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汇聚了昭陵博物馆几十年来的工作业绩，包括了一大批唐初名臣懿戚的碑志，分量大大超过了罗振玉的《昭陵碑录》，只是该书的大碑拓本缩得太小，无法辨识，录文又未充分吸取以前学者的成绩，稍有缺憾。中国文物研究所与地方文物研究所合作编纂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出《河南》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94年）、《陕西》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00年）和《重庆》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此套书以各省市、县为单元收录新出历代墓志，唐代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包括图版与录文、考释，说明出土时地，编次较为科学。此外，各种文物考古学杂志也发表了大量的唐墓发掘报告和唐石发现消息，各地方文物博物部门还有一批未经整理发表的碑志，一些私人收藏家也颇有特藏，河南、陕西农户家中也时有收存。此外，近十多年间也颇有一些碑石流落海外。较著名的如数年前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在台北一古玩店中发现《兔园策府》作者杜嗣先的墓志，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马克麾撰《唐正议大夫试大著作上柱国太原王府君（洛客）墓志铭》（《书法丛刊》2002年第3期刊拓本），载有一段王勃的逸事：“八岁能属文，十一通经史。……时有同郡王子安者，文场之宗匠也，力拔今古，气覃诗学，吮其润者浮天而涸流，闻其风者抟扶而飙起。君常与其朋游焉，不应州郡宾命，乃同隐于黄颊山谷，后又游白鹿山，每以松壑遁云，樵歌扪月，□行山溜乳精，苏门长啸，有松石意，无宦游情。”王洛客字炅，延和元年卒时年六十四，推其生年，仅比王勃年长两岁。两位年轻才俊的同游经过，在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一些稀见珍拓的发表和古籍稿本的影印，也提供了一批珍贵文献。前者如隆尧《光业寺碑》完拓的发表，为陈寅恪先生所未见。此碑为开元十三年（725）象城尉杨晋撰，叙赵州象城县僧民为玄宗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陵园修福田而重饰光业寺事。陈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李唐氏族推测》等三文，其中有关李唐出赵郡李氏之推断，学者认为其因得引证《光业寺碑》而得定案。但陈先生仅据史语所藏拓及《畿辅通志》摘出数语，并不完整，此碑全文近三千字，包含唐初各帝崇祀事实。后者如上海图书馆藏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稿本，颇多清代稀见石刻的录文，《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据以影印，甚可重视。台湾影印《石刻史料新编》时也收录了一批清人稿本。据了解，中国各图书馆尚有一批类似稿本未经整理刊布，如复旦大学图书馆即存有《篆云楼金石文编》一百卷，分地域记录全国的石刻。

据石刻录文的著作，当首推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全书录墓志三千六百七十六方，既包括宋以来的各种传世墓志，也包含了1983年以前的各种公私藏拓和已发表的石刻录文。该书按照石刻原件录文，十分忠实，且附有很细致的人名索引，极便读者。近出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继承了前编的体例，续收墓志一千五百六十四件，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出土者，弥足珍贵，只是《续集》的校录质量明显逊于前编，与前编重复和本编重复的墓志即达数十篇。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七册（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存文约四千二百篇，几乎全取石刻，墓志约占十之九五，与上述周编颇多重复，但包含了数量可观的陕西新出石刻，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见石刻也作了很认真的校录，值得重视。唯此书体例，系取《全唐文》未收者，但随得随刊，编次无序，既不循《全唐文》旧例，又不存石刻原貌，不说明录文来源，各册自成单元，利用颇不便。近出的《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主要是将《全唐文》与上述三书拼合而成，没有新品增加。不久可出版的拙辑《全唐文补编》，主要致力于传世典籍中唐文的采辑，石刻仅录四部典籍、佛道二藏和地方性文献中所保存的，也有一定数量。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1997年），按照墓志刻石时间为序，编录十种专书中收录唐墓志的情况，其中《石刻题跋索引》可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编录唐墓志诸书的总汇，另九种为《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千唐志斋藏志》、《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唐代墓志汇编》和《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该书逐篇说明见于何书何页，甚便学者利用。

二、新出石刻与文学文献考订

金石学兴起于北宋，从欧阳修开始，就强调石刻可以正史传之阙误，可以知时政之得失，可以见文风之迁变，可以观书迹之精妙。后世的金石学家虽派别众多，但就治学的格局而言，并没有超过这一范围。中国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学派，试图从唐文学的基本文献建设入手，弄清唐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全部真相，从作家生平交游、作品收集辨析、著作真伪流传，乃至所涉事件始末，皆求梳理清楚，再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诗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涉及大量著名或不太著名的人物，重要或不太重要的事件，众所周知或不太为人所知的制度习俗，写下有名或不太有名的作品，要将这些全部弄清，仅凭几种最重要的史书传记，显然很不够。传统的唐诗研究，多信用史传笔记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所载诗人逸事，近年的研究，则深受陈寅恪、岑仲勉治史方法的影响，追求广泛、全面地占有文献，考订中注意史料的主次源流，强调作者本人作品更为可信，史书、方志、石刻、缙绅录中的记载，常比诗话、笔记的记载更为可靠。其中利用得最充分、最有资于理清事实真相的，当首推碑志石刻。碑志石刻虽为特殊原因而作，且普遍有颂谀虚饰的倾向，但其提供了某一特殊事件或人物的详尽原始记录，只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其可信度显然高出许多源出传闻或多次转写的存世文献。

新出碑志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二十世纪出土的唐石刻，仅墓志一体，即可在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两书以后，再补录唐文约五千篇，约相当于《全唐文》所收唐文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包括了近千名知名和不知名作者的文章，其中唐五代重要文士如令狐德棻、上官仪、许敬宗、李义府、郭正一、李俨、杜嗣先、崔融、徐彦伯、卢藏用、李峤、岑羲、郑愔、李乂、韦承庆、崔沔、贾曾、卢僎、崔湜、薛稷、徐安贞、富嘉谟、吴少微、僧湛然、苏颋、贺知章、韦述、毋煛、郑虔、陶翰、姚崇、张九龄、苏预、颜真卿、徐浩、柳识、李华、萧颖士、柳芳、徐浩、吕温、吴武陵、崔群、令狐楚、宋申锡、李德裕、赵璘、南卓、裴度、郑畋、杨凝式、和凝等，都补充了新的文章。有许多著名诗人如李颀、韦应物、卢纶、陈上美、狄归昌、翁承赞、卢汝弼等，以往仅以诗为世所知者，以前没有文章留存，由他们撰文的墓志出土，弥可珍贵，当然会引起学者的莫大兴趣。张说、张九龄、吕温、韩愈、柳宗元等撰文的碑志，虽已收入其各自文集，但以石本与集本比读，均有较大的不同。其中除有集本传写错误的原因，重要的恐还在于集本所据应为作者的存稿，志主家人在刻石埋铭的过程中，不免还会有增改和润饰，并不全照撰文者的原稿。以下试举1987年河南巩县出土柳宗元撰《唐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为例，校以《柳河东集》卷十三所收该墓志，可以看到许多的异文：

唐朗州员外（集缺员外二字）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

唐故（集缺故字）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讳蹈规，字履恒（以上六字，集仅作讳媛），嫁为朗州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妻。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丝桐、讽诗骚以为娱。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集下有当字）世，其后（集下有病惑二字）得罪投讙州，诸女蓬垢涕号。蹈规（集缺蹈规二字），柳氏出也，以叔舅宗元（集缺宗元二字）命归于薛。惟恭柔专勤，以为妇妻，恩其故他姬子，杂己子，造次莫能辨，无忮忌之行，无犯迕之气，一亩之宅，言笑不闻于邻。元和十三（集作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气逆乘（集缺乘字）肺，牵拘左腋，巫医不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饬容而终，享年三十一，归于薛凡七岁也。十月甲子（以上十六字，集作年若干某月日六字），迁柩于路（集作洛）。其明年二月癸酉（以上七字，集作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东。巽始以（集缺以字）佐河北军食有劳，未及录，会其长以罪闻，因从贬。更大赦，方北迁，而其室已祸。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赞善大夫环，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书真藏。简之父曰大理司直晔，祖曰太常寺大乐丞（以上六字，集作某官二字）鲵。唐兴，中书侍郎平章（以上六字，集作中书令三字）仁师议刑不孥，其五（集作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老（集缺一老字），女子子（集缺一子字）曰张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罗尼，丈夫子曰那罗延（三字集作某），实后子。铭曰：翼翼仁师，惟仁之硕，一言刑轻，绵载二百。其庆中缺，曾玄不绩，简之温文，亦绍其直（集作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祸六稔，数存如没。宜福而灾，伊谁云恤？惟薛之妇，德良才全（集作忮），邻无言闻，臧获以虔。推仁抚庶，孩不异怜，兄公是怡（集作怙），夫属衍（集作忻）然。髲髢峩峩，笾豆维嘉，烝尝宾燕，其羞孔多。有苾有严，神飨斯何？奚仲仲虺，胡祜（集作佑）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讹？淑人不居，谁任于家？书铭告哀，以寘岩阿。

分析两种文本的差异，有关崔氏名字、其先人任官及丧事年月的增改，显然因柳宗元原文有缺项而由崔氏家人上石时补入。集云崔简因“病惑得罪”, “病惑”二字可能因崔家人以为不妥而删去。“亦绍其直”与“卒昏以易”的差别，或亦属同样原因。十三年与十二年的不同，五世与二世的不同，应该是集本传刻之误，应予订正。清代学者凡遇石刻与传本不同时，一般都云当以石刻为正，其实是应区别对待的。同时出土有崔氏夫薛巽墓志，述其仕历和贬官原委较详，可为研读此篇柳文提供有益的佐证。

碑志石刻包含了大量社会民俗、道德信仰、宗法礼仪、婚姻继承、族聚迁徙等方面的丰富资讯，值得作多层面的探讨。碑志所记载的唐代人事关系和科举、历官、从业、年寿方面的内容，也因其文体的特殊性而包含了大量正史中所难以备载的珍贵记录，这些虽都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对文学研究也很有意义。这里重点还是讲石刻对研究诗人生平和研读作品的重要价值。

有诗篇传世的作者本人的碑志，新发现的已超过五十多篇，其中包括李密、杨恭仁、李贤、薛元超、韦承庆、严识玄、武懿宗、豆卢钦望、杨再思、韦希损、王无竞、崔泰之、张轸、张说、张九龄、郭虚己、李邕、王之涣、蔡希周、赵冬曦、神会、李峰（神道碑）、郭虚己、陈希烈、高力士（墓志及神道碑）、崔沔、元德秀、吕渭、白敏中、杨汉公、谢迢、杨宇、杨牢、张晔、李郃、王涣、王镕、王仁裕（神道碑）等著名或不太著名的作者。

而大量碑志中所提供的可资考证作者世系、生平、交游和作品系年的线索，更是所在多有，值得学者作仔细的推求。八十年代初郁贤皓用北京图书馆藏石刻考证李白生平，周勋初用《千唐志斋藏石》和《芒洛冢墓遗文》所收高偘后人墓志，弄清了高适的家室世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据《王之涣墓志》所载其生平经历，判定薛用弱《集异记》所载广为后人称道的旗亭听诗故事，实为虚构的伪事，都是很突出的例证。以后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基本弄清了全部唐五代文学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年代，于各类石刻文献的利用极其充分。

这里想先讲到与杜甫研究有关石刻的发现情况。清末在西安发现的因为父寻仇而死的杜甫叔父《杜并墓志》，无疑是杜甫家世研究极堪珍视的文献。近代以来，虽然没有杜甫家人或其本人撰文的墓志出土，但与其有密切交往人物的相关碑志，已发现有十多通，不乏可资考订其作品和生平的重要线索。杜甫最密切的朋友苏源明（苏预），杜甫称其“前后百卷文，枕藉皆禁脔”（《八哀诗》），韩愈视为唐初以来最重要的文士之一（《送孟东野序》），但留传下来的只有《唐文粹》收录的两篇诗序。近年在洛阳出土了其撰文的《管元惠碑》，在陕西出土了《大唐故左威卫将军赠陈留郡太守高府君（元珪）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一一八），后者作于天宝十五载苏源明任国子司业时，由顾诫奢书，正是杜甫与其来往密切时，也为杜甫晚年诗《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追述早年同醉长安之事增一佐证。同时，我很怀疑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就是悼高元珪之作，武卫二字很可能是后人避后周郭威讳所改，当然这仅属推测。

杜甫最为人传诵的作品《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南宋黄鹤注此诗：“公以天宝六载应诏赴毂下，为李林甫见阻，由是退下。诗云：‘主上顷见征，青冥却垂翅。’当是七载所作。”只是推测，但后世多沿其说。据西安所出韦述撰《韦济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〇九九），韦济于天宝七载转河南尹，九载迁尚书左丞，十二载出为冯翊太守。杜甫此诗应作于九载以后的一二年间。

杜甫大历五年避臧玠之乱出奔衡州，是投奔衡州刺史阳济的。《千唐志斋藏志》收《阳济墓志》云：“出为潭州刺史，转衡州刺史。遇观察使被害，公以贼臣逆子，罪之大者，遂率部兵，遽临叛境。俄辛京杲至，靖谮害能，贬抚州司马。”从阳济由潭州转刺衡州的经历看，应是大历四年夏湖南观察使治所从衡州迁往潭州的时期，其职务应是与韦之晋交接的，杜甫有可能在当时已与其相识，并成为第二年遇乱南奔的原因之一。杜甫《入衡州》诗云：“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岩廊。扶颠待柱石，独坐飞风霜。昨者间琼树，高谈随羽觞。无论再缱绻，已是安苍黄。”《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中丞连帅职，封内权得按。身当问罪先，县实诸侯半。士卒既辑睦，启行促精悍。”“似闻上游兵，稍逼长沙馆。邻好彼克修，天机自明断。南图卷云水，北拱戴霄汉。美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均见《杜诗详注》卷二三）均与墓志所述阳济出兵进逼长沙叛军的记载一致。《旧唐书·代宗纪》载辛京杲出镇湖南是五月癸未事，阳济被贬的原因，墓志只提供了一种说法，不排除阳济有夺取长沙地盘的考虑，其被贬估计即五六月间事，杜甫的再南下耒阳，是否与此有关，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游仙窟》作者张鷟（文成）晚年得罪流贬岭南，唐末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曾略记狱事端委。《洛阳新获墓志》所收河南伊川1977年出土徐浩撰《张庭珪墓志》中，有“其详刑也，免张文成于殊死，谏张真楷于极法，回九重之听，进谠议焉”数句，为了解其晚年陷狱及流贬岭南的缘由，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顺便提到，《四库存目丛书》影印陕西文管会藏旧抄晏殊《类要》，引有李吉甫《类表》残文，其中有张鷟《谢流表》一段云：“特蒙免死，配流岭南，秦谍再苏，陈焦重活。往前之命，父母所生；此后之年，天恩所赐。”这些都证明要处死张鷟的决定由玄宗作出，而因为张庭珪等的力谏，方得免死贬流。

盛唐诗人李颀的生平资料不多，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推定其应卒于天宝十二载《河岳英灵集》结集以前，而其作品的下限只到天宝六载为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收其天宝十载六月撰《故广陵郡六合县丞赵公墓志》，署“前汲郡新乡县尉赵郡李颀撰”，可知其十载还在世。

1992年后在陕西长安韦曲先后发现了著名诗人卢纶父母、其弟卢绶夫妇四方墓志，即卢之翰撰《唐魏郡临黄县尉卢之翰妻京兆韦氏墓志铭》、卢纶撰《唐魏州临黄县尉范阳卢府君玄堂记》、卢简辞撰《大唐故卢府君墓志铭》、卢简求撰《唐故河中府宝鼎县尉卢府君张夫人墓志铭》，分别收入《全唐文补遗》第七册和第三册。据这四方墓志，可以排出卢纶一家从北魏以来的谱系，其五世祖卢羽客（存诗一首，《全唐诗》误作虞羽客，《乐府诗集》不误）“以五言诗光融当时”，对卢纶影响尤大。其父卢之翰明经登第，官魏郡临黄县尉约在天宝间。至德二载（757）卒，年四十一。之翰妻韦氏为博州刺史韦渐之女，十五岁嫁之翰，生一子，十九岁卒，时为天宝四载（745）。从志文内容分析，韦氏应即卢纶的生母，卢纶生年应该在天宝元年至四载间，以元年（742）的可能为大。前人引以考定其生于天宝七载的长诗中“禀命孤且贱，少为病所婴。八岁始读书，四方遂有兵”，正述其幼失母，十多岁亡父，八岁有兵当指天宝四边战事。如此，其诗集多处提到的至德间所作诗也可得到解释。其弟媳张氏的父亲是德宗时以尚书左仆射任邠宁节度使的张献甫，卢纶的名篇《和张仆射塞下曲》，可能即在张献甫幕下所作。由于这四方墓志的出土，最近二十年争议较多的卢纶生平家世情况，大多已可作结论。

著名长诗《津阳门诗》作者郑嵎，以往仅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和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的记载，知道他字宾先（一作宾光），大中五年进士。其诗后世虽曾单刻为一卷，其实均出《唐诗纪事》卷六二，并无别集流传。《千唐志斋藏志》收李述撰《唐故颍州颍上县令李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合祔玄堂志》:“有弟曰嵎，少耽经史，长而能文，举进士高第，历名使幕扬州大都督府参军；堂叔碣，亦以进士擢第，殿中侍御史，累佐盛府，并为时彦，必振大名。”可据知他的仕历和当时名声，且据此志可了解其家世渊源。

刘蕡大和二年应诏策试贤良论宦官事，是晚唐政治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刘蕡后来的贬官因与李商隐的江乡之游密切相关而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十年前，因北京图书馆藏刘蕡子《刘理墓志》的发表而解决了刘蕡终官澧州的问题。近年在河南偃师出土的李鄠撰《唐故贺州刺史李府君（郃）墓志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所涉史实更为重大：

廿七年，举进士，文压流辈，敌乞避路。再试京兆府，以殊等荐。会礼部题目有家讳，其日径出。主司留试不得。明年就试，主司考第擢居第一。后应能直言极谏，天子读其策，诏在三等。时友生刘蕡对诏，尽所欲言，乞上放左右贵幸，复家人指役。自艰难已来，左右贵幸主禁中事者，皆立使目，权势日大，近者耳目相接，无所经怪。蕡一旦独轩讦当世难发事，时俗骇动，藂口诼讪。考司虑不合旨，即罢去。然蕡策高甚，人间喧然传写，不旬日，满京师，稍稍入左右贵幸耳。左右意不平，欲害蕡者绝多，语颇漏泄。府君虑祸卒起不可解，欲发其事，俾阴毒不能中，乃亟上疏言蕡策可用，乞以第以官让蕡，冀上知其事本末，即蕡得不死。疏奏，天子以为于古未有，召丞相问：“宜何如？”宰相奏不可许，由此上尽知蕡策中语，蕡祸卒解，府君犹左授河南府参军。

《旧唐书·文苑传》全收刘蕡对策，并称考官“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又云：“言论激切，士林感动。时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当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论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垂泣者。谏官、御史扼腕愤发，而执政之臣从而弭之，以避黄门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谓人曰：‘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请以所授官让蕡。事虽不行，人士多之。”《李郃墓志》所载，显然更为具体充实，宦官欲加害刘蕡，李郃上疏以将事实公诸朝廷，引起文宗和宰相的普遍关注。其中“上尽知蕡策中语”一句尤为重要，为甘露事件的发生预埋了伏笔。

这里还可以提到唐末不太知名的两位作者杨牢、杨宇的作品和生平考辨。《全唐诗》卷五六四仅收杨牢诗《奉酬于中丞登越王楼见寄之什》《赠舍弟》二首和四段残句，小传云：“杨牢，字松年，弘农人。父从田弘正死于赵军，牢走常山二千里，号伏叛垒，求尸归葬，衔哀雨血，时称孝童。年十八，登大中二年进士第，最有诗名。”小传的依据是《新唐书·李甘传》和《唐语林》卷三的逸事，前人对此似从未有过怀疑。《赠舍弟》一诗，出自《才调集》卷九，此集《四部丛刊》本作杨宇，《四库》本作杨牢，前人也仅以文字传误视之。《千唐志斋藏志》中收有杨牢撰文的《杨宇墓志》，又有李纫撰文的《杨牢墓志》（《唐代墓志汇编》所录有夺文，此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拓本），可知杨牢、杨宇本为兄弟，《全唐诗》误将两人诗合为一人诗。又《杨牢墓志》载其大中十二年死于河南县令任上，年五十七，可知《全唐诗》所云年十八，登大中二年进士第，《唐语林》所云死于青州幕，全属误记，不足凭信。

三、新出石刻的文学研究意义

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将历代石刻分为墓碑、墓志、造像记、刻经、诗词、题名和杂刻七类。唐代新出石刻中，诗词仅偶有发现，如滁州琅琊山发现过李幼卿摩崖诗刻；造像记发现很多，但内容都是祈福去灾之类，简单而多重复；刻经的大宗当然是佛经，房山石经的出土和回埋都曾引起广泛关注，新发现经幢也有一定数量，此外孟蜀石经的残石也时有发见，但这些与唐文学研究关系似乎都不大；杂刻中如杨晋《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僧澈《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郑璘《唐重修内侍省碑》（均见《全唐文补遗》第一册），均是关涉唐史重大史实的记录，文学上也不无意义，只是数量上并不太多。出土数量多，且于唐文学研究意义重要的，当数墓碑和墓志两类。以下试分六点述之。

甲、丧挽文学研究

丧挽文化在重视礼仪的中国古代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形成的丧挽文学，或称饰终文学，可包括十多种不同体式的文学作品，如挽诗、哀辞、祭文、行状、神道碑、墓碣、墓志、塔铭、谥议、哀册、谥册等，内容也极其丰富。在这些作品中，挽诗、哀辞、祭文等较多地是表达个人或群体对死者的祭悼追怀之情，各家文集中多有保存，刻石的不多。哀册、谥册等仅限于帝后、太子等，已出土十多件玉册，多已散落残缺，完整的文字不多。历代对丧葬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唐代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于墓前立神道碑。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神道碑虽仅二十多通，因多属显宦而有特殊的意义。墓碣是墓前的较小石碑，可说是墓碑的变体，新见的很少。塔铭是僧塔的刻石，在应用物件和刻石方式上与墓志完全不同，但就实质来说，应出一源，部分墓志专书兼取塔铭，并无不妥。墓志占了新出丧挽石刻的百分之九十五，包括旧志，已发表的数量超过五千五百方。

墓志一体，最早似可追溯到秦代的刑徒砖。现能见到的东汉墓志，均仅记死者姓名字里和死期享年，一两句话而已。西晋墓志在文体上已趋成熟，但南京一带出土的东晋王谢名人墓志，大多刻石粗糙，志文内容也较简率，可知时人对其还不重视。南朝禁止埋铭，出土的很少。北朝埋石蔚为风气，元魏诸王所出尤多，书写和制作都很讲究，但文章全不署名，行文风格也较单调，文学上的意义远不及书法史上的意义重大。北朝后期到隋代，一些知名文人参与墓志写作，墓志的文学气味越来越重，篇幅开始扩大。唐初以后，建碑埋铭风气愈演愈烈，名宦显要当然认真操办，连一些无名宫人、乡间村妪，也无不“式刊贞石，以备陵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趋好。

唐代前期碑志，墓碑多署撰书者姓名，墓志则仅有极少数著名作者有署名。到武后时期署名逐渐增多，玄宗以后，则大多数墓志均具署撰书者的姓名，可见风气的转变。碑版文在唐宋时期的文人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许多一流文人都以很大的精力从事此方面的写作。从昭陵所存三十多通大碑和近年新出的几十方墓志中，不难看出一位作者要胜任地写出那样的作品，必须具备很强的驾驭文章的才能。昭陵碑志的主人都是唐初的名臣懿戚，许多人一生的经历和建树都很不平凡，且经历了隋唐之际的世变和唐初以来的复杂政争，死后得陪葬昭陵，官营丧事，碑志作者要写出其平生业绩和宦绩，加以议论和颂扬，又要始终注意官方的立场和丧家的要求，还要尽量为死者讳，文章则要写得典雅淳正，不失分寸，要做好是非常艰难的，要求秉笔者具有叙事、议论、文采三方面的综合才能。史载崔融因撰武后哀册文用思过度而死，正足显示饰终文章写成的不易。

从大量发掘的唐墓和出土的唐墓志显示，唐代官宦士人家庭，死者入葬埋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一风气也影响到部分庶民阶层，以及经济文化相对较落后的南方和四裔民族，尽管这后几方面的所出相对还较少，制作也较粗糙。由于社会对墓志的要求量太大，凡能秉笔之士，几乎都曾参与这方面的写作。出土墓志基本包括了各种社会地位的作者的作品，作者与志主的关系，也囊括了社会上的所有各种人事联系，这对研究唐代各社会层面的文学写作状况，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各体文学普遍具有社会应用功能，即便以抒情为主的诗歌，也是社会交际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体。应用文体必然有其程式化的特征，碑志在这方面尤为显著。清人曾作过多种墓志释例的著作，例举魏晋南北朝以来墓志的作法，当时所见有限，不免多有挂漏。唐代新出墓志显示，因为社会需求量太大，在书仪一类应用文体范本著作通行的同时，碑志也有一定的范本为一般作者所参考，唐墓志甚至出现过多次不同志主的墓志，而志文大致相同，仅姓名生平稍有差别，著名的渤海贞惠、贞孝两公主墓志就属如此。当然，不少作者在程式规范中也在努力寻求创新，下面可有许多例子提到。著名作者的所作在当时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又有机会收入文集流传后世，死者因此而得垂名长久，因而许多丧家宁可出重金也要请名家执笔，李邕、韩愈等人都曾因广收润笔而遭致非议。新出墓志中有数量极其巨大的名家作品发现，也可证明这一点。

应用文学的研究应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丧挽文学在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数量可观的出土碑志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应引起学者更多的关注。

乙、传记文学研究

由于史学的发达，中国历代作家都很重视传记写作。从《史记》开始的史传传统绵历千年而不断，各时期又各有新的体式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别传的繁荣以后，唐代可以提到的，应是僧传、杂传和碑志。唐代僧传有多种名著留存。杂传的写作当时也极有可称，如《张中丞传》《郭汾阳家传》《邺侯家传》都有很高的成就，可惜都失传了，留下来的几种相对稍弱。从传记文学要求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人物的性格命运的评价标准来说，以饰终颂德为主要责任的碑志，其篇幅既限定在方石之内，其内容又必须记录死者的家世、经历及后事，带有普遍的先天缺憾，就大多数墓志来说，叙事仅略存梗概，行文循通行的套路，其本身的文学价值是不高的，最多只能显示社会普遍对这一体传记的重视，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从中国传统的史传写作来说，用简洁的叙述交待传主一生的经历，寓评议于叙述中，传人物性格于片言只语的记录中，从大多数碑志来说，沿袭了这一传统，虽无创新，大致尽责。

作者自撰及为亲人撰写的碑志，文学价值要稍高于其他作品。新出唐人自撰墓志，仅有谢观和崔慎由的两种，都很有特色。谢观唐末以赋而知名，墓志述其能文、好道、为官的经历，于求道有成的表述较为自得。崔慎由于宣宗时入相，墓志直白地叙述家世和历官，不作任何的自许，后云：“效不焯于时，行不超于人，而入升钧台，出奉藩寄，备践华显，仅二十载，其为幸也，不亦久且甚耶。”（《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体类冯道的《长乐老自叙》，但无后者的自我夸耀，是较清醒官员的自叙。已见唐代亡妻亡妾墓志，约近一百方，亡女墓志约存二十多方，孝子为父母撰写的碑志数量更多，出于兄弟、侄甥、翁婿等亲属所撰者为数也不少。这类碑志也注重死者宦绩的表述，但更多地是从亲情的立场来记述死者的生平，记录死者平日的行为和言论，并将作者失去亲人的伤感心情写入碑志中，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其中数量巨大的女性墓志，可以填补唐代女性传记相对较少的缺憾。

唐初碑志严格用骈体文写作，显得很沉闷。武后时已开始变化，一是改变常用的套式，如佚名撰《柳怀素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延载〇〇一）仿赋体，通篇以陆沉王孙与当途公子的对话来记录和评述死者的一生，显得独具一格（《全唐文补遗》第五辑误以作者为王孙）；另一方面则是以史传的写法融入碑志，如乾陵出土崔融撰《薛元超墓志》见（《乾陵稽古》，又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垂拱〇〇三），仅略存骈意，通篇均用史传笔法写其历官，且穿插大量君臣遇合的谈话和事迹，是可以作文学传记来读的。

中唐以后墓志中，更多地增加了细节的表述和描摹。韩愈《唐故殿中少监马君墓志》生动传神地描写马君幼年时的容貌，《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穿插了一大段王适假托文书以求婚侯氏的有趣故事，都是以前文章家经常提到的佳话。这时期出现了一批篇幅超过三千字的长篇碑志，记事更注重用具体的谈话和故事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能力。如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〇三二），志文录武宗君臣决策讨泽潞、何弘敬治军讨叛及其丧事处置，录谈话达十多处，显得很特别。《杨汉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〇〇八）中的以下一段，很像是笔记小说中的文字：

又选授鄠县尉。京兆尹始见公，谓之曰：“闻名久矣，何相见之晚也。”且曰：“邑中有滞狱，假公之平心高见，为我鞠之。”到县领狱，则邑民煞妻事。初，邑民之妻以岁首归省其父母，逾期不返。邑民疑之。及归，醉而杀之。夜奔告于里尹曰：“妻风恙，自以刃断其喉死矣。”里尹执之诣县，桎梏而鞠焉。讯问百端，妻自刑无疑者。而妻之父母冤之，哭诉不已。四年，狱不决。公既领事，即时客系，而去其械。间数日，引问曰：“死者何所指？”曰：“东。”又数日，引问曰：“自刑者刃之靶何向？”曰：“南。”又数日，引问曰：“死者仰耶？覆耶？”曰：“仰。”又数日，引问曰：“死者所用之手左耶？右耶？”曰：“右。”即诘之曰：“是则果非自刑也。如尔之说，即刃之靶当在北矣。”民扣头曰：“死罪，实某煞之，不敢隐。”遂以具狱，正其刑名矣。

这样的叙述，应该见于《折狱龟鉴》一类的公案故事中，在墓志中不嫌繁复地加以叙述，作者显然认为这个故事最能体现志主的断事能力。一些短篇的墓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如《张晔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八五）的志主是一位久困科场的诗人，墓志主要写两位名人对张晔的奖掖，所录淮南太守杨戴文云：

张氏子用古调诗应进士举。大中十三年，余为监察御史，自台暮归，门者执一轴曰：“张某文也。”阅于灯下，第二篇云《寄征衣》:“开箱整霞绮，欲制万里衣。愁剪鸳鸯破，恐为相背飞。”余遂矍然掩卷，不知所以为激叹之词，乃自疚曰：“余为诗未尝有此一句，中第二纪，为明时御史，张氏子尚困于尘坌，犹是相校，得无愧于心乎！”

这是唐进士行卷的很生动的记录。杨戴对张的赏识，并由此而真诚自责，也实属难得。这位杨戴是以“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传为佳话的杨敬之之子。父子都乐于荐贤，可说是一脉相承。

丙、文体变化研究

唐代碑志文数量巨大，出土地域广阔，其志主和作者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覆盖面很宽。同时，还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程式化的叙述文，要在一篇文章中交待死者的家世仕历、品行建树、死期后事及家人的悼念追思，志文要写得准确简明而得体、言辞感人而真切，即一篇文章中应包含叙事、议论、抒情三方面内容；二是大都有明确具体的撰文刻石的时间和地点；三是出土碑志得以面世，具有普遍的偶然性，不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指出这几点的意义，是要说明碑志融合了常用文体的多项要素，作者必然选用自己擅长，又是当时通行而最适合表述的文体来写作，同时，出土碑志没有经过选择，没有被当时人或后来人从文章优劣或文风偏好等方面做过遴选，它所体现的是唐代社会各层面上通用的书面文体的原始状况，又可以按具体的年月和地域作出准确的统计分析。因此，用出土碑志分析唐代文体迁变的真实过程，是很有说服力的。

以下根据两种编年的唐墓志集《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出土墓志，分八个时期分析从初唐到中唐前期墓志中所显示的文体变化情况。我将这些墓志粗略地分为五体，第一体是全循骈文的规范，除对事实的叙述外，凡涉议论、赞扬、感叹等，全以骈文出之；第二体仍较多地保留骈文的文句，骈句中已多杂散句，骈句中不尽用典；第三体虽仍有不少骈文中常见的四六句型，偶亦有骈体的对句出现，主体已属散体而非骈体；第四体已全属散体，没有骈文的句式；第五体是较简单的志文，仅有志题，或仅略述死者简况，没有议论和感慨，与此处说的文体变化无关。

续 表

二书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收入一百多方高昌砖志，多数很简单，太宗时全无骈迹，高宗时有骈句的出现，但较简单。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唐初纯用散体的很少，列入第三体的作品，多数是较下层人士和文化落后地区的。武后时期已经展示出变化的迹像，其特征一是在骈体与散体的交叉使用中，叙事的成分明显增多，二是虽还保留以四六字句居多的骈文句式，但用典以喻事的比例明显减少。玄宗时期文体取向已发生明显的逆转，全循骈体的作品已很少为作者所采用，仍保留的骈体句式也较以往简脱明畅。天宝以后，散体已逐渐占据主流位置。从这一点上来看，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所说景云、开元间诗风的变化，与文体的变化是基本同步的。以往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唐古文运动的提出，是反对骈文，倡导散行的古文。以上分析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韩柳开始古文写作时，骈文的影响已大大消退，散行的古文在文章气格上来说还稍弱，韩柳提出复古的口号，以儒家道统和秦汉文章来振拔文格士风，其意义在此。

同时也应提及，中唐以后韩愈后学的奇崛文风，在唐墓志中也有体现，大约有二十多篇，从数量上看，并未形成太大的影响。温李段“三十六体”出现后，晚唐碑志中的骈意比中唐时略有增加，但影响也很有限。

丁、家族文学研究

唐代社会阶层前后变动很大，军功贵族与文学才俊都有机会从下层进入权力中心，但就总的方面来说，六朝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仍保持着强大的社会优势，形成以家族为单元的文化群体。聚族而葬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也是世族增强族群凝聚力的重要途径。许多世族人物客死异乡，其家人或后人即使经历再多的艰难困厄，也要让先人遗骸归葬故里。洛阳北邙山一带的大批家族墓群，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清以前石刻大多出于偶然发现，近代以来则因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和科学考古的实施，形成有规模有计划的墓群发掘，得以有机会成批出土同属一家族的墓志石刻。其中出土墓志较多的文学世家，就有江夏李氏、上党苗氏、逍遥房韦氏、范阳卢氏（卢思道后人）、中眷裴氏、襄阳张氏、乐安孙氏等。在此仅举乐安孙氏为例。孙氏为北魏儒臣孙惠蔚的后人，唐初没有显宦，但以文学儒业传家。武后时孙嘉之登进士第，官至宋州司马，渐为知名。其子孙逖开元初先后应哲人奇士举和文藻宏丽科登第，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以考功员外郎知贡举，拔杜鸿渐、颜真卿、李华、萧颖士登第，后任中书舍人掌纶多年，史家许其“自开元已来”“为王言之最”。近代以来，孙氏后人墓志出土超过三十方，具见下表（名后加●者有墓志出土，世系仅显示志主在家族中的位置，不全部记录有关谱系）：

续 表

从这些墓志中可以看到，在孙逖以后，这个家族中有九人登进士第，有四人中制举，有四人曾任中书舍人，有七人官至显宦，直到五代时，还有孙拙以文学知名而掌制。在这批墓志中，多数属孙氏族人所撰写，志文中对从孙嘉之、孙逖以来以文学显达的家族历史，不厌其烦地重述，显示了这一家族对此的自豪和荣耀。新出墓志中类似的家族群还很多，值得注意。

还应说到的是，一些知名文人的墓志，其实也是伴随着家族墓志同时被发现的。如《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中的《王之涣墓志》，曾引起学界的较多关注，同时所出其祖父王德表、祖母薛氏、妻李氏墓志，因另存于《千唐志斋藏志》而不为世人所知，这几方墓志显示王德表精研儒、佛、道三家典籍，有文集传世，薛氏志由著名文士薛稷撰写，李氏志则可知王之涣婚姻和仕宦的具体细节，都是很有价值的记录。

戊、女性文学研究

记载女性事迹的碑志约占全部碑志的三分之一左右，且其中不乏身份特殊的人物，如唐太宗的妃子已有三人墓志出土，唐代公主墓志已出土二十多方，其他妇女从显宦名相到一般平民都有，可藉此了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和生存状况。不少碑志中提及女性的文学才能，如郭正一《大唐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惟公主幼而聪敏，志识明慧，雅好经书，尤善词笔。至于繁弦促管之妙，鞶□组之工，爰在□□，咸推绝美。……所撰文笔及手写佛经，又画佛像等，并流行于代。”这是公主而能文者。谢承昭撰《唐秘书省欧阳正字故夫人陈郡谢氏墓志铭》，是难得见到的女诗人墓志：“夫人姓谢氏，讳迢，字升之……夫人生秉雍和，长而柔顺，组之暇，雅好诗书。九岁善属文，尝赋《寓题》诗云：‘永夜一台月，高秋千户砧。’其才思清巧，多有祖姑道蕴之风，颇为亲族之所称叹。”其父谢观和夫欧阳琳皆有文名，可惜谢迢的诗仅存墓志中提到的两句。在数以千计的唐碑志中，女性撰文的碑志数量却出奇地少。新出者有两方，一是宋若宪大和三年撰《田法师玄堂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宋氏三姐妹是中唐著名的才女，贞元间选入宫，此志署“从母内学士宋若宪撰”，应为其晚年所作。另一方见下文。

亡妻墓志，存世文献保存下来的只有很少的几篇，出土石刻中仅我所见者，已超过五十方，甚为可观。其中约三分之二是文武宣懿四朝的作品，原因很难解释，只能说是当时流行。亡妻墓志的志主，仅见一位年过六十，多数都是二三十岁死于疾病或产难，其夫官位也未达，墓志中常有很沉痛的表述，所谓“贫贱夫妇百事哀”，可得充分的印证。在唐墓志中，是值得重视的一批作品。有几位作者后来很有名，如被武后所杀的宰相裴炎，撰妻刘氏墓志时官仅为监察御史，诗人郭密之、卢纶的父亲卢之翰也各有所作。与此相对应的亡夫墓志，则极为少见。清代曾出土唐初周氏为夫曹因所撰墓志（见《古志石华》卷六），虽简而颇得要旨。偃师新出《李全礼墓志》，署“妻荥阳郑氏慈柔撰”，在唐志中极为罕见，且文辞典雅，情感真切，仅节录末段如下：“公无副二，嫡子早亡。奠马引前，孝妇轮后，白日西下，寒云东征，呜呼哀哉，葬我良人于此下！铭曰：大夫薨矣，东门为丘。笳箫启路，驷马嘶愁。钟鸣表贵，星应列侯。朱缨耀阙，白杨风秋。泉扉一掩，逝水长流。父兮子兮，两坟垒兮。邙兮洛兮，孤云悠悠。”郑氏墓志亦同时出土，不称名，于其才德仅用“德为世范，才为女师”一句套话带过，颇可玩味。（均见前引《偃师杏园唐墓》）

从女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唐志中的宫女和妾两类身份的女性墓志尤堪重视。

现能见到的隋唐宫女墓志超过一百方，除前述《唐代墓志汇编》正续编所收外，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和三秦出版社出版《咸阳碑石》（1992）中，也颇多收录。这批墓志全无作者署名，应均属内学士的程式之作。志题均署“某品宫人墓志”，大多以“宫人不知何许人也”开始，讲几句美貌才性，然后即是死亡年月和几句哀挽的套话。这批墓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宫女生活和命运的孤寂落寞，对读解唐人写宫女生活的诗歌是有意义的。张令晖《室人太原王氏墓志铭》，是现能见到的唯一一篇放出嫁人宫女的墓志：“年符二八，名入宫闱。彩袖香裾，频升桂殿；清歌妙舞，常踏花筵。及夫思命许归，礼嫔吾室。”张令晖的官职是“宁远将军守右司御率”，属中级军官，据此可知《本事诗》所云放宫女以嫁边军，是确有之事。

妾的墓志，翁育瑄《唐代官人阶级的婚姻形态》附表三《妾の墓志一览》（《东洋学报》2001年第9期）罗列了三十方，多数也出于其夫主的手笔。除五方出于传世唐集，其余均见出土石刻。翁氏未见的，似还有《大唐邠王故细人渤海郡高氏墓志之铭》等几方，宣宗撰文的才人仇氏墓志，严格说也是妾志。与亡妻墓志重在表彰其相夫教子的道德操行有所不同，亡妾志则多直接写其美貌色艺，如李德裕《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附索引误将其称为李德裕妻）云：“惟尔有绝代之姿，掩于群萃……若芙蓉之出苹萍……如昌花之秀深泽……固不与时芳并艳，俗态争妍。”刘异《唐张氏墓志》称“张氏者，号三英，许人也。家为乐工，系许乐府籍”。为刘“纳而贮于别馆”，并称“张氏明眸巧笑，知音声”。李从质《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妓人张氏，世良家也。年二十归于我。色艳体闲，代无罕比，温柔淑愿，雅静沉妍。”这些描写，在亡妻墓志中是绝对找不到的。

源匡秀《有唐吴兴沈氏墓志铭》（《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703页）似是现知唐代唯一的妓女墓志，也是表达爱情最为真挚动情的一篇，全录如下：

吴兴沈子柔，洛阳青楼之美丽也。居留府官籍，名冠于辈流间，为从事柱史源匡秀所瞩殊厚。子柔幼字小娇，凡洛阳风流贵人，博雅名士，每千金就聘，必问达辛勤，品流高卑，议不降志。居思恭里。实刘媪所生，有弟有姨，皆亲骨肉。善晓音律，妙攻弦歌，敏慧自天，孝慈成性。咸通寅年，年多疫疠，里社比屋，人无吉全。子柔一日晏寝香闺，扶衾见接，饫展欢密，倏然吁嗟曰：“妾幸辱郎之顾厚矣，保郎之信坚矣，然也妾自度所赋无几，甚疑旬朔与疠疫随波。虽问卜可禳，虑不能脱。”余只谓抚讯多阙，怨兴是词。时属物景喧秾，栏花竞发，余因召同舍毕来醉欢。俄而未及浃旬，青衣告疾，雷奔电掣，火裂风吹，医救不及，奄忽长逝。呜呼！天植万物，物固有尤，况乎人之最灵，得不自知生死。所恨者贻情爱于后人，便销魂于触响。空虞陵谷，乃作铭云：丽如花而少如水，生何来而去何自？火燃我爱爱不销，刀断我情情不已。虽分生死，难坼因缘，刻书贞铭，吉安下泉。咸通十一年五月三日，匡秀撰并书。

沈氏的身份，似至死还只是一位青楼妓女，名系东京留守府官籍。虽然多有风流贵人来聘，但始终未曾许人。前引翁育瑄文将其列为源匡秀的妾，恐非是。源匡秀应是鲜卑后裔的一位贵公子，虽对沈一往情深，但到沈病危时，还与同舍买酒寻欢。尽管如此，他对沈的情感确是出于真诚的，墓志中生死不移的爱情表述，在唐诗中也不多见。其亲自撰文书写刻石，也出于同样的真情。沈氏的命运，与《北里志》中的王团儿、颜令宾很接近，这篇墓志放在《北里志》也非常妥帖。

己、地域文学研究

石刻是分地域出土的，其足以显示各地文学写作的状况，道理甚明。现能见到的碑志，十之七八出土于两京一带，本属文化的中心区域，地域意义不大。江南因为地势卑湿，保存下来的石刻并不多，但有些特殊形制的墓志，如陶制和瓦罐形的，颇可玩味。上海、厦门、广州、虔州等地，近年偶有唐志发现，对地方历史的研究意义特别重大。有大批碑志出土而对地方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我认为还是河北地区。

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三镇，在中晚唐政治上处于相对隔绝和独立的状态，陈寅恪先生指出失意文士常去河北以寻求发展，典籍中保存的河北三镇的本身文件并不太多，文学作品更少。清代学者对河北石刻的整理卓有建树，沈涛《常山贞石志》尤有名。近代以来河北出土石刻有重要价值的，当然首推房山石经，已有影印的《房山石经》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两书。其次是《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的河北、北京两卷，所收安史乱后的中晚唐墓志达一百多方，大多出于当地文士之手。仅从拓片的形制来说，这两卷墓志的周遭纹饰，志文书写多用行楷，都可明显看出和中原不同的文化取向。相比较来说，河北墓志的文辞逊于中原所出，稍显浅率，可以反映当地文士的一般水准。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河北陆续发现的巨大碑石很多，1973年在大名出土的咸通间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长宽均近二米，是唐志中十分罕见的大石。同年在正定出土的大中间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的墓志，也达长宽各一百五十多厘米。相形之下，昭陵所出唐初妃王将相墓志中最大的一方，也不超过长宽一百二十厘米，大中间宰相白敏中的墓志也仅九十八厘米见方，河北节帅的跋扈可见一斑。前年在正定出土的巨大残碑，最大的一块虽尚不及全碑的五分之一，但已大到高二百一十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厚九十厘米，其规模可以想见。据我所考，此碑应即《册府元龟》卷八二〇所载后晋天福二年太子宾客任赞撰文的《安重荣德政碑》，几年后安重荣谋反被杀，碑也遭砸碎。此外，影印天一阁藏明《大名府志》存有著名诗人公乘亿撰写的《罗让碑》，长达三千多字（《全唐文》所收仅二百多字），详细记载了昭宗文德间魏博军乱，罗绍威乘乱控制军镇的过程。这些大碑多数出于依附河北军阀的著名文士之手，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都很高。

2002年11月21日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奉仕园

（2002年12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学会演讲。刊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佐藤浩一日译本收入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28期，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