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视角

1.1.1　研究背景

自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完美资本市场假设下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的命题以来，资本结构便成为公司财务领域最为核心的研究议题之一。后续学者不断放松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条件，考虑到公司所得税、破产成本、代理成本以及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因素，提出了基于最优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Kraus and Litzenberger, 1973；DeAngelo and Masulis, 1980；Jensen, 1986）。当外部冲击使资本结构偏离目标值时，公司会调整债务权益比例，使其接近最优资本结构（Graham and Harvey, 2001；Drobetz and Wanzenried, 2006；Harford et al.，2009）。然而，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公司实际债务比例往往和最优债务比例之间存在着偏离（Flannery and Rangan, 2006；Titman and Tsyplakov, 2007），进而形成公司的超额负债。在公司的债务构成中，相比商业信用，银行借款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齐寅峰等（2005）通过对中国210家上市公司和460家非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经常使用银行借款的公司比率为68.8%，明显高于商业信用、发行债券等其他融资方式。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自2001年到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值为39.45%，中位数为41.36%，银行借款依然是公司负债的最主要形式。然而，不同公司之间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公司常年无银行借款（如宝利来，000008；佛山照明，000541；中视传媒，600088；林海股份，600099；等等），而有些公司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值常年在80%左右（如华锦股份，000059；华银电力，600744；亿晶光电，600537；等等），而同一公司在不同年份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值也有较大变化（如仁和药业，000650；等等）。按照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假说，公司应该具有目标债务比例，那么，公司是否也存在目标银行借款比例？如果公司存在目标银行借款比例，公司实际的银行借款比例与理想值之间的偏离就会形成借款过多或借款不足。本书将公司实际银行借款与目标银行借款之间的差值定义为超额银行借款。综观现有文献，学术界尚缺少关于超额银行借款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系统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略显滞后，目前仍然处于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由于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占据银行信贷市场主要份额，金融机构存在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歧视（Brandt and Li, 2003；Allen et al.，2005；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邓路等，2014）。因此，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提供了一个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于转型经济中微观主体行为的研究，制度环境是一项重要的决定因素（La Porta et al.，1998）。Booth et al.（2001）和Giannetti（2003）研究发现，在法律对债权人保护较好的国家，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法律执行和产权保护越好，公司获得的长期债务融资越多（Demirgüç-Kunt and Maksimovic, 1999）。超额银行借款作为公司一项融资决策，也必然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另外，货币政策作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同样会对公司信贷规模变动产生重要影响（Kashyap et al.，1993；Kashyap and Stein, 2000；Ashcraft, 2006）。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叶康涛和祝继高，2009；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此外，从公司层面来看，商业银行在信贷投放时，更加关注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Francis et al.（2005）和Bharath et al.（2008）发现盈余质量越低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越高。Watt（2003a, b）指出会计稳健性在债务合约中发挥重要作用，稳健的会计政策有利于保护债权人投资权益（姜国华和张然，2007）。

已有文献表明，债务契约有助于减少管理层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债权人也有动机监督管理层，债务融资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Jensen, 1986；Harris and Raviv, 1990；Shleifer and Vishny, 1997）。公司公告银行借款时，股票市场会产生正向宣告效益（James, 1987）。Rajan（1992）认为银行借款可以阻止公司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并保持公司财务决策的灵活性。然而，也有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负债会导致公司负的业绩表现（Campello, 2006；Billett et al.，2006）。关于债务契约的经济后果，由于不同学者采取的统计方法和研究样本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公司获得超额银行借款后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拥有超额银行借款公司未来是否会引起诉讼风险？对于上述研究命题的深入探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1.1.2　研究视角

本书拟围绕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这一研究主题，从宏观环境、盈余质量等视角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从资本配置效率和诉讼风险等维度检验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经济后果。系统研究并回答以下问题：

1．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拥有的超额银行借款是否存在差异？宏观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不同所有制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行为？

2．为什么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正相关？金融市场化如何影响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行为？

3．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会导致过度投资吗？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哪些因素会加剧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过度投资行为？

4．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是否会引起诉讼风险？哪些因素会抑制公司超额银行借款引发的诉讼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