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小农经济的大格局
2007年8月，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井财团的综合商社）以参股的方式与美国最大规模农产品贸易公司CHS和巴西的PMG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一家名为“Multigrain”的合资公司。其中，PMG是由三井物产与在巴西的日裔移民共同成立的一家主营谷物业务的公司，长期参与到巴西的大豆进出口领域。
同年10月8日，新希望旗下山东六和集团（新希望六和）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辽宁阜新六和农牧有限公司30%的股权转让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三井物产将作为山东六合的国际经销商，将其产品打入日本肉禽类市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未来将继续同日本三井物产开展深度合作。
日本农协这个类似三井财团的“农业财团”，不仅为日本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和指导，还尝试保全所有农民的生老病死，并把所有的地方农协组织联结在一起，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集“产”（农业生产）、“商”（贸易供销）、“融”（信用保险）于一体的庞大组织结构。
——作者题注
【阅读提示】
“三井”告诉了我们什么（3）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的发展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虽然土地肥沃，耕地广阔，但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口众多，素有“中国人用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的说法。截至2016年底，中国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有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仍以“小农经济”为主。
欧美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是许多中国专家几十年来向往的方向，但是欧美的高度机械化农业模式往往是以人少地多、人均耕地面积大为前提的，这显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基本农业情况。反观中国的近邻日本，相似的“小农”模式却发展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农业模式——集“产”（农业生产）、“商”（贸易供销）、“融”（信用保险）于一体的日本农协体系。
一开始，日本也曾尝试效仿美国的家庭农场模式。可是日本农户耕地面积平均每户只有1.2公顷（18亩），相当于美国家庭农场耕地面积的0.7%，加之日本农民特有的视土地为生命的传统观念影响，使日本不得不放弃实行美式家庭农场的做法，转而开展“农协综合事业计划化运动”。政府指导、农民出资、农民管理、农民利用、农民享受，是日本农协的一个明显特点。
在近百年的实践中，日本农协形成了一个包括地方性组织和全国性组织在内的完整体系，传统意义上的农协已经逐渐“财团化”。通过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的严密组织系统，日本农协不仅为日本农民提供生产服务指导，还尝试保全所有农民的生老病死。可以说，日本农协既是一种合作社组织，也是一家垄断农村市场的超级公司，还是日本农村的“第二政府”。
长久以来，粮食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问题，粮食已成为个别西方国家的重要“武器”，未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国家“粮食武器”的干扰。为保证本国的粮食供给，除不断发展国内农业外，各国政府和企业开始纷纷在世界各地大举购置农地，土地抢夺大战一触即发。如何更好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海外屯田”战略，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海外屯田”最大的特点就是共生。以南美粮仓巴西为例，三井物产通过“供销社式”的商业模式与巴西当地企业和农民进行合作开发，资源共享，基本上控制了巴西的整个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到仓储物流甚至是最后渠道分销都有着三井物产的身影，现在的巴西已经成为日本在海外最大、最稳定的粮食供货基地之一。
本章导言
在河南新乡小刘固村，这个常住人口不足700人的偏僻中国乡村里，住着一位73岁的日本老人，他的名字叫川崎广人。从2014年开始，川崎广人就在小刘固农场坚持推广日本的循环农业，他拒绝使用农药，主张通过堆肥方式来种植农产品，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种出“健康、安全、好吃”的农产品。
第一次知道川崎广人是通过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在影片最后导演问了川崎广人一个问题，中国农村和日本农村生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老人沉思片刻回答道：“中国农民不能靠农业生活，很多人到城市寻找工作，接下来想做农业的中国年轻人也无法靠这个生活。”老人的这个回答很令人痛心，然而却是现在中国农村所面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面前，中国农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呈现高风险和低收入的状态。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5%，而农业增加值只占GDP的8%，农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来自二、三产的就业，进城打工。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导致土地被不同程度地抛荒。
事实上，中国农村土地的抛荒和闲置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如：贵州、湖南一些山区，抛荒地已飞籽成林；内蒙古乌盟一些多年弃耕的土地，政府种了防护林。尽管国家有各种粮补，其实大多数都于事无补。很多基层反映“承包地确权后，农民反而不愿意流转，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确了权就是自己的了，转租出去可能要不回来，所以宁可抛荒”。
农村青壮年长期在外，很多村基层组织基本常年靠五六十岁的人维持，组织管理能力不足。农村基层组织涣散，缺乏资源，干部队伍能力不足。在这种大背景下，农村基层很难自发形成合作化农业潮流。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的缺失，国家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与社会公正性降低，很多情况下，这部分利益归了某些个人，造成进一步的贫富不均。
如何衡量农村的发展，农业收入是最直观的标准。和中国的农村不同，日本已经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很多农业生产者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城市工作者，在“日本各职业年均收入”排名中，日本农民居第24位（年均约49万元人民币），排在它后面的有空姐、国家公务员以及程序员等热门职业。同时，日本农民的社会地位也不低，农民在养老待遇上和城市居民一样有年金制度。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也是衡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乡下的不少地方比东京、大阪、名古屋更干净舒适，更适合居住，河流清澈，绿化率高，看不到垃圾。在日本农村，道路、水电、卫生等生活必需设施齐备，超市、邮局、医院、加油站、体育设施也很常见。日本农村基本上都是自建的二层独栋房屋，带有宽敞的庭院，房屋采暖、清洁功能齐全，而且备有车库。
每到农产品上市的季节，网络上就会经常出现某地某村村民产品卖难的新闻，生姜滞销、柿子烂在树上、西瓜青菜用来喂猪……农民损失惨重，农产品“丰产不丰收”现象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大难题。然而在日本，农民根本不用担心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问题，无论是通过分布在全国的生鲜集配中心进行分销，还是利用专门的运输公司进行配送，都有专门的机构全权负责。
不仅是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新鲜果蔬在亚洲也很受欢迎，中国香港就是日本农林水产品、食品的最大的输出地之一。通过一套完善的采购、运输、分销体系，快递运输公司、航空运输公司达成了从日本原产地把甜瓜和葡萄等时令品牌农产品发货，次日就送达到香港消费者手中的计划。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开拓海外农产品市场，日本农民根本不用担心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为什么中日两国农民的生存生产环境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因为与中国不同，日本有着一套让专门做农民的人能很好生活的体系。依靠着这套体系，土地资源非常匮乏的日本可以一直走在世界农业的前列，而这套体系的缔造者、能够在不到38万平方千米的岛国上演绎这出农业奇迹的组织，正是日本农协（JA），全称为“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近年来，日本生产的各类产品都很受中国消费者的喜欢，许多人到了日本就是买买买，恨不得把整个日本都“扛”回来。但其实除了买买买，我们更应该学习和借鉴日本的完善产业体系，特别是在农业发展方面，日本的确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榜样。建立在农业小规模经营基础之上的日本农协在促进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加强组织建设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