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东北到延安的路比到莫斯科遥远

危机其实从1935年春就埋下了。那一年，时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的冯仲云忽然接到了满洲省委通过秘密交通员发来的一封指示信，读罢信，在场的人心里那是拔凉拔凉的。

信中是这样写的：“接受本通知后，各地党团应当遵守中央之指示，努力于适合各地状况勇敢地独立而自信地实行自主的工作，准备扩大领导东北民族之革命战争。今后除省委之新方策或政治军事之具体实施外，其他一切问题，可以自力解决之。”

落款是4月5日。

这封信是满洲省委向各地方组织写的一封“告别”信，字里行间有一种无能为力的蹈空感和无奈。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与东北满洲省委直接联系困难，所以满洲省委同时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双重领导。相对上海，因东北与苏联接壤，所以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更快捷一些。

然而就在1934年的冬天，在冰天雪地里缺衣少粮、枪里无弹的东北抗日将士们哪里知道，这一切都因为某些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件，而产生了空前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在北方，在社会主义堡垒苏联，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美尔尼宫发生了一起政治暗杀。

被害人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年初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上，基洛夫成为受代表拥戴和瞩目的政治明星，其人气和威望甚至超过了苏联的实际掌舵人约瑟夫·斯大林。1934年12月1日，彼得堡冬季一个清朗的傍晚，基洛夫吃完晚饭沿着斯美尔尼宫的甬道散步，他习惯于这种一个人静静的氛围，这样有助于思考。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种舒服、畅快的冥想，很快被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契卡（内务部）人员的子弹终止了。就在基洛夫散步回来，准备推门进屋的时候，枪响了，子弹击穿了基洛夫的脑袋。

按常理说这是苏联的内政，和东北抗日没有什么关系，但事件的发展却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斯大林一手指导了案件的侦破，并亲自审讯了凶手尼古拉耶夫。审讯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斯大林指控这起暗杀是由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党分子指使的。

斯大林下令修改刑法，要求从重从快镇压反革命，由此揭开了历时四年之久，牵扯数十万人生命，震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肃反运动的序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王明是斯大林的“超级铁杆粉丝”，他也立刻行动起来，在抗联里也立即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行动。所以，在1935年的春天，满洲省委接到紧急通知，主要领导赴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驻莫斯科代表处汇报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指示，而且满洲省委领导事先也听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严厉斥责，知道了苏联国内发生的情况，肃反的风雷已经在远东的天边滚过。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给各地党组织发出了这样一封信的。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的王明和康生，不允许满洲省委与东北各地党组织进行联络，而是越过满洲省委以吉东特委或中央代表的身份直接给各地党组织发指示。但在当时的残酷环境下，各地方党组织很难相信和接受一个平级的组织领导的决定，更多的是怀疑。

1935年2月，周保中派五军参谋长张建东秘密出关，赴上海寻找中共中央，寻求中央指示。张建东在上海转悠了很久也没找到接头人，他哪里知道，早在上一年的10月，上海中央局设在法租界麦琪路麦琪里34号的财务部门已被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破坏，经费、账簿被查获。不仅如此，被捕的人竟如此大意，甚至没有发出警号，以致蹲守在麦琪里34号的巡捕们陆续抓住了“自投罗网”的中央局电台工作人员。

人员和线索随即被引渡给国民党方面，特务根据叛徒的供认，不仅逮捕了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而且起获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信器材，就这样不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被切断，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络也被切断。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被破坏

何况1935年中央红军正忙于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别说给东北发指示，就连国内形势都需要通过缴获过期报纸来了解。

联络渠道断了，失去与中央联系的东北共产党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时派遣交通员冒险进关与中央联系，抗联建军报告被天津日军特高课截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通信手段单一的20世纪30年代，信息不畅造成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就在这时，在东北党组织内部冒出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密信事件”。

1935年冬，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收到以吉东特委名义发出的指示信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封极机密的信。信上说，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要立即切断联系，转告在附近活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三军、六军。并通知将原来的东北党组织划分成吉东、北满、南满、松江四个省委，现在的满洲省委不再有任何权力，吉东特委作为与中央联络的渠道。

信中并没有说明到底谁是奸细，把这个可怕的悬念留给敌后的东北地方党组织，实在是一件让人无法解释而痛心的事。由于这份密信让不同的地下党省委之间互相猜忌、怀疑，并逐渐上升到对对方方针政策的质疑与敌视，在敌后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巡视员、吉东特委的杨松返回苏联后，东北抗联与中共临时中央的联系渠道完全断绝。

1936年，冯仲云接到赵尚志的会议通知，准备召开汤原与珠河的联席会议。

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抗联三军被服厂密营，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第三军、第六军党委的赵尚志、冯仲云、朱新阳等同志召开了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

会议围绕与中央失去联系后东北的党组织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过赵尚志说服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开了三天，并没有按照王明和康生的指示成立松江省委和哈东特委，而是成立了以冯仲云为省委书记的北满临时省委，会议决议中甚至直白地写道：“满洲省委既已撤销，组织如此混乱，路线方面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并由自己找上级关系。”

会后，北满临时省委即派朱新阳为代表去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听取指示。

1936年初冬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尚志派抗联五师师长景永安率领50余名骑兵和200多名步兵，护送北满临时省委代表朱新阳过境赴苏。

哪知朱新阳这一走，杳无音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知，当时朱新阳一越境，就被苏联边防军逮捕，以日本特务的名义进行审查，那时正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最激烈的时候，原来与东北抗联熟悉的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也被清洗掉，甚至连替苏军在哈尔滨做谍报工作的几名中共党员也被调到苏联处死了。千钧一发之际，共产国际特派员杨松来到远东听说了朱新阳，狱中相见泪如雨下，杨松向苏联远东红军情报部担保，这可是东北抗日武装的大领导。就这样，杨松把朱新阳带到莫斯科。据说当朱新阳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汇报后，康生曾问他能不能回去说服赵尚志，朱新阳说最好再找个人一起回去，康生不置可否，这事也就撂下了。

其实自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由上海迁至江西苏区之后，满洲省委和中央的书面联系只有通过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来进行，直到1937年年底中共代表团成员大部分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当时，东北的党组织是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个叫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的办事处与莫斯科建立起交通联络的，驻秘书处的中国工作人员有吴平（即杨松）、杨春山（俄文名为施达甘诺夫）等。

东北党组织的国际交通员经常来往于牡丹江、绥芬河、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杨松也多次被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派到东北各地传达指示、巡视工作。起码到1937年年底，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组织接触。

1938年1月6日，周保中由警卫员孙绍堂、乔树贵保护，冒险越过日军边境守备队严密把守的中苏边境，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找到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联系。

很遗憾，他找到曾经去过的那所房子，却已经人去屋空。周保中很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央不留下联络方式，他要怎样向坚持在敌后的战友们解释呢？

后来他找到苏联远东军区的熟人打听，一个月后才得到答复：由于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于1937年秋回国，并没有给东北抗联留下任何书面指示和今后的联络方式。

周保中只得抱着一丝希望，给中共代表团写了一封信，交给房东，请他有机会务必转交。

不过他这一趟还是有些收获的，因为周保中曾在莫斯科学习两年多，会俄语，还有和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很快取得了远东军区的信任，不仅没有遭到扣留审查，苏方还主动表示愿意建立正常的联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一些帮助。为此，苏方为周保中配备了无线电台和报务员，还将他们得到的中共中央的报纸和书籍，如《新华日报》《论持久战》等给周保中带回东北。也就是从那时起，苏联方面与东北抗联方面有了信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