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鹏去哪儿了？

1938年1月26日，延安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东北抗日联军问题。会议听取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他们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带电台去……1940年6月，抗联二支队去饶河筹办给养的于副官回到山上，他还带回来一个人。这个人30来岁，中等个头，说话不紧不慢，态度不卑不亢，可一张嘴却把恰好在队上的二路军总部巡视员彭施鲁吓了一跳，“我叫王鹏，是党中央派来的！”

在请示周保中后，二支队支队长王效明和彭施鲁对此人进行了审查和盘问。

来人称自己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的人员，原名彭森（申）年，在1936年夏被派赴莫斯科接受训练，1938年随康生回到中国，在苏区工作。

1939年6月10日，王明（中央统战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派他来东北联系第七军，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跟他到延安去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对其他各军，也都派了交通员，和他一同从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以下是摘自《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高树桥著）一书中记载的那次对话。

问：王明同志指定叫你到什么地方找七军的关系呢？

答：饶河。因为饶河是七军的活动根据地。

问：王明同志是不是曾经考虑过，七军会在这四五年当中转移根据地呢？

答：不，王明同志说到饶河一定能够找着七军的队伍。

问：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干什么呢？

答：要的是一个代表，准备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同时跟我回去可以熟悉这个交通路线。现在七中全会一定是开过了，代表不派也可，去一个交通员即行。

问：王明同志是否交给你这种信件或其他作凭据的证明纸件呢？

答：没有。因为王明同志说我过去是七军的人，都能够认识，用不着什么凭据。

问：你为什么经过一年多才来到这里呢？

答：1939年6月10日由延安起身，同行的还有李义广（往第一军去的代表）。由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又由西安坐火车到渑池（共经过六七天），由渑池徒步到垣曲，后又到达第八路军总部（这又经过六七天）。

问：第八路军总部在什么地方呢？

答：在山西省长治县北太行山内。

问：你们由延安到第八路军总部途中，有没有人率领？或携带何种证明品能够安全通过各处呢？

答：是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的。但他在延安比我们先走七八天，约定到总部等我们。我们在途中是穿着红军的服装，所以是无人盘查，也不用带何种通行证。

问：到总部后又怎么走呢？

答：由总部送至一一九师先遣部队（在黎城），在那里住了半个月。

问：先遣部队多少人，谁率领呢？

答：300多人，由陈光司令员率领。我经过先遣部队的护送，越冀南的邢台县、南和县等到了鲁西北的文和支队，经文和支队送至泰西区党委；经泰西区党委又送至第六支队，由第六支队又送至一一五师，终而到达沂水中共北方局鲁南分局。

问：鲁南分局的负责人是谁呢？

答：朱瑞，他是政治委员。

问：党里的政治委员呢？

答：不知道，别人都叫他政治委员。我的行程本来是他负完全责任的，但我到时，往胶东去的交通员已经走了，所以在那里住了五个月才走。大约经过一个月到了胶东，在龙口那个地方办了“满洲国”劳工协会的劳动证，在龙口坐轮船，又经过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又坐船到饶河。

问：朱瑞给你什么证明纸件没有？

答：有，他并没有写什么字，仅此是在纸上印了他的手戳，我当时把它搁在我的左边衣裳领子里，但到饶河下船以前，我听说饶河县对旅客的检查太严厉了，所以在下船以前我把领子扯开，将那个字据吃了。

问：你为什么把证明纸件吃了呢？你不知道那个纸件找关系上是必要的吗？

答：当时我恐怕性命攸关，被检查出来是了不得的。

问：到饶河后怎么找着队伍了呢？

答：我在小客店里住着，听说山里有不少种大烟的农户，又听到队伍活动的消息，我就借口找一个种大烟的朋友就到山里来找队伍。当时遇见在地面筹备给养的于副官，经过他的介绍到队上来了。因为我缺少客店里几个钱，我就在于副官那里又借了半两（烟）土，回饶河去还了账又回来的。

应答自如，没有破绽。这让周保中更加确信中央不会“抛开了东北党原有党组织，相反的，中共中央是要恢复联系来加强原有党组织”。

然而，苏联远东红军发来电报，要求把王鹏送过去接受审查。这一去就下落不明，周保中、张寿篯后来曾多次要求苏方把中共中央交通员王鹏送回“以使我们从东北方面自己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结果一样是石沉大海。

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建立直接联系的一次极好的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据当年参与此项派遣工作的吉林省委原副书记于克同志回忆，他在1939年受党中央委托，确实曾派王鹏到东北找抗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