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文献回顾

一、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一）休闲产业发展中居民休闲行为研究

休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工作时间的缩减。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缩短；加之劳动者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得以延长。1935年，国际劳动组织首次确认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制；1936年，法国众议院通过了“带薪假期”的社会法；1939年，已有10余个欧洲国家先后制定了劳工带薪休假的法律。休闲时间的延长，引发了人们对如何利用休闲时间的讨论。Allen（1938）认为教育和社会环境给大众提供了利用休闲满足自我成就感的机会，休闲时间应当被最大化地利用，人们应该被培训如何去休闲，就像被培训去工作一样，工作和休闲是同等重要的（Lindsay，1938）。因此，城市应当为居民提供户外娱乐设施和场所，比如游戏场、游泳池、公园等，使人们可以获得精神满足（John，1934）；政府应当了解居民的休闲活动类型，规划布局休闲设施（Emily，1936）。随后，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围绕中学生、教师、儿童、青年男女、青少年、残疾人、社区居民等为对象的休闲活动研究开展起来（Maheras，1943；Thornton，1941；Wray，1940；Hartman，1942；White，1949；Abell，1944；Felshaw，1942），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休闲时间分配问题，与之相关的休闲活动选择的动机或休闲活动所带来的满意度并没有得到极大关注（Marjorie， Robert，1958）。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休闲时间延长的条件下，人们又开始考虑如何在休闲时间内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显然，不同的休闲活动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从事休闲活动所感受到的意义也不同，这些意义与休闲的内容、个人特征、社会阶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后，学者关注的议题开始从居民休闲时间使用转移到休闲行为的研究。Leo（1956）发现，环境质量是影响纽约市65岁及以上的老人休闲活动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教学、收入是影响高校教师选择不同类型休闲活动的显著影响因素（Standlee， Popham，1958），金钱是影响蓝领工人开展休闲度假活动的关键因素（Kienast，1969），跨文化背景会影响到青少年休闲活动的选择（Noe，1971）。这一研究进一步引发了学者对休闲影响类型的探讨，McGuire（1984）列出了外部资源、时间、家人/朋友支持、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等30项休闲影响因素，但并未作出科学划分。Francken， Van（1981）则明确指出休闲影响因素类型包括内在和外在因素，前者指个人能力、知识和兴趣等，后者指时间、金钱、地理距离、设施缺乏等。显然，这样的划分并没有将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起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Crawford，Godbey（1987）正式提出个人内在（intrapersonal）、人际（interpersonal）和结构性（structural）三种休闲参与影响因素类型。进一步，Crawford，Jackson，Godbey（1991）认为这三种类型是以阶层的方式来运作的，并提出了参与休闲活动整个过程的模式，清楚说明了个人内在、人际以及结构性影响因素是依序发生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并发展出认知、社会、能力、环境、机会等因素的探讨（Jackson，Crawford，1993；Hultsman，1995；Alexandris，Tsorbatzoudis，2002）。学者的研究从休闲时间利用到城市不同人群休闲参与与否因素的探讨，反映出大众居民休闲意识不断提高，对休闲利用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而这也正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体现。

（二）休闲产业发展基础环境研究

休闲产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基础环境的支撑，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住房、工业、社区服务或其他经济功能，休闲产业空间规划似乎被忽略。但是，应当注意到休闲产业空间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Vandermeulen， Verspecht， Vermeire， 2011）。一项由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人类环境研究实验室所做的研究发现，城市内部的绿色空间越多，就越有利于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利用，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会因为绿色植物的存在而更加紧密。具体来说，休闲环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它可以增加娱乐和休闲机会（Taylor，Kuo，Sullivan，2001；Tzoulas，James，2010）；其次，有益于亲近自然和提升健康水平（Hartig，Evans，Jamner，David，2003；St Leger，2003；Van den Berg，Maas，Verheij，Groenewegen，2010）；再次，能为社会互动和文化价值的分享提供机会（Coley，Sullivan，Kuo，1997；Lioyd Auld，2003；Seeland Dubendorfer，Hansmann，2009）。根据Byers（1998）观点，一个城市的环境若有利于社会互动或交往，则这座城市是健康的，而这正是未来城市胜利的关键要素，要健康、安全，注重舒适性，具有吸引力（Snieska， Zykiene，2014）。因此，城市要提高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必须考虑当地居民对休闲环境和活动的偏好，从而做好休闲基础环境的规划和建设工作，正如Lynch， Hack（1984）所说，城市规划者要思考城市休闲空间“是一个提升地方意义的地方，是供人们学习自我和自然的地方，是发展人类资本的地方”。

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居民强烈支持建设有益身心健康、多样化的绿色设施，如散步、骑行设施、森林公园等（Gase，Barragan，Simon，et al.， 2015），这与城市居民对绿色设施、空间的偏好不无关系。调查表明，在芬兰东部城市约恩苏，1/3的居民每周2～3次游览城市近郊的森林用作娱乐，80%的居民至少每周一次游览城市森林（Tyrvainen，Vaanancn，1998）。城市居民对休闲环境的需求，实际上是居民地方依恋和地方归属感的表征，休闲基础环境的规划和建设应该融入居民的生活中，贯彻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终使休闲成为增加人性化的一种诉求，成为城市的一种记忆。

（三）休闲产业消费研究

消费者对休闲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强劲的，这一点可以从居民的休闲消费支出得以印证。最早对休闲消费进行阐述的是凡勃伦，他指出，炫耀消费是有闲阶级的行为模式，是其博取荣耀的一个手段。在工业化的继续推动下，休闲主体逐渐由有闲阶层转移到大众居民，由此带来的休闲消费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美国居民收入的6%～8%用于各类休闲娱乐、旅游活动，总的消费支出约为40亿美元。到了6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0%～12％，全年消费支出已增加10倍，约400亿美元。90年代初，美国居民休闲消费支出已是30年代的100倍，成为全世界休闲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休闲的经济效益明显。

相对于现实中休闲消费的快速发展，国外学术界对休闲消费的研究则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具体来说，有关居民休闲消费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休闲消费价值研究。Lorenzen，Andersen（2009）认为城市可供居民进行休闲消费的机会或资源越多，往往越能够吸引拥有高人力资本或教育资本的人才。DeLeire，Kalil（2010）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所有的消费结构中，仅有休闲消费与幸福呈显著相关。Lei Yu（2012）指出，居民开展体育休闲消费的动机主要是健身和社会交往。Johnson（2013）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行为有发展成为居民共同的消费价值观的潜力。二是居民休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Cotte（1998）探讨了影响个人休闲消费行为的社会、时间、计划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Chiuru（2000）则从经典的家庭效用函数出发，研究发现，家庭休闲消费取决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Victoria（2008）研究表明，闲暇时间是产生休闲消费行为的重要变量，社会变量比经济变量更能影响休闲消费行为，比如社会化结构更会影响儿童的休闲消费（Philippa，2010），焦虑的有闲一族的休闲消费更易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Glorieux，Laurijssen，Minnen，2010）。显然，从休闲消费的终极意义上讲，人们进行休闲是为了满足自我发展和精神享受的需要。但事实上，不同人群进行休闲消费的动机由于受到具体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会有差别，由此也形成了休闲消费类型的多样性，这反而是不同群体追求休闲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推进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休闲产业规模和效益研究

休闲产业发端于北美和西欧，19世纪末期初露端倪，进而在商业化力量的推动下，20世纪初期休闲产业的商业化过程加快，并于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得到大力发展，20世纪80年代迈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力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休闲产业的概念界定问题依然是个难点。Jones（1985）认为休闲产业是包括娱乐、体育以及具有业余时间特征的并由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总称，它具体包括艺术、娱乐、游憩，以及教育部分内容、信息部门、零售、制造业如乐器等，住宿、餐饮服务业等。Roberts（2004）指出休闲产业一般包括戏剧、流行小说、电影、电台、电视、视频游戏、体育、博彩、赌场、主题公园、旅游、玩具和成人游戏，甚至购物、餐饮等。尽管存在产业边界模糊和数据缺失等难题，但并不妨碍学者对休闲产业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的探讨。

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休闲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商业周刊》把休闲产业排在美国40个行业综合排名中的第17位；在西班牙，休闲产业已成为该国第四大产业部门，相应的收入占GDP的4.5%。休闲产业的发展，使得旅游、文化、体育、艺术等产业部门得到快速增长。

Roberts在《当代社会和休闲的增长》一书中阐述了休闲产业在当代社会中发展的重要性。Jones（1986）的研究表明，休闲产业正在经历商业化过程，这是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未来的休闲产业最重要的趋势是产业集聚水平的增长。Gratton， Taylor（1985）分析了运动和娱乐休闲业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产业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Cooke（1994）利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得出休闲产业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Wilson（2003）进一步详细探讨了休闲产业的特点、市场结构、未来趋势以及休闲产业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休闲产业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生产性经济部门，而应当是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环境的产业，更是为社会公众创造福利的产业。

（五）休闲产业对城市发展影响研究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系统表述过城市与休闲的关系，“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城邦中，必须大家都有‘闲暇’，不要因为日常生活所需而终身忙碌不已，但要怎样安排才能使大众获得这样的闲暇，却是一个难题”。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仅表明，人们聚集城市必须有充分的休闲，也隐含着城市休闲的拓展同时受到人们休闲行为的影响。1939年美国小组工作研究会就分析指出美国人民的休闲成了一个主要和关键的社会政策问题，当时的美国工人一年合计能获得3900亿小时的休闲时间，如果不进行相应的休闲规划，休闲有可能就会变成绝对的灾难。同样，外来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会让城市应接不暇。据资料显示，1955年来英国旅游的游客数量是100万人，经过20年的发展，这一数字达到了1亿，增加了100倍，结果导致城市出现如道路变得拥挤、休闲设施变得不愉悦等问题，这实际上是城市忽视了有效规划和管理休闲要素的结果，也间接表明城市休闲规划要同时考虑到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双重需求。从实践层面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将财政预算的30%左右用于全国休闲游憩设施的改善和建设上，并积极推动公园和游憩专业组织机构设立，发展针对老弱病残群体的休闲项目、开设休闲游憩专业课程等，这一系列措施在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减少社会问题、提升城市的宜居宜游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理论层面讲，Williams（1995）认为城市休闲产业发展要经历创立、巩固与扩大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是推动城市休闲发展的主要力量（Olkusnik，2001）。Dias，Victor，Andrade（2011）以巴西为例，探讨了城市休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加速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比如旅游、购物、体育活动等；反过来，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使用，外来游客的旅游活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政府有关休闲政策的出台。可见，城市休闲产业发展始终围绕着城市居民这一主体，并兼顾外来游客的旅游需求，其结果最终体现在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方面。总而言之，休闲产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它是城市转型的关键力量，是解决城市拥挤、污染、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手段（Roberto，Ortega，Cuenca，2013；Ribeiro，2006），是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必要途径（Lloyd，Auld，2002），是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Dias et al.，2011），是城市发展的永久性核心要素（Jenkins，Young，2008），是将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一个关键因素（Godbey，1997）。可见，休闲产业之于城市发展实际上是在解决城市居民的生存与发展质量问题，而一座城市是否懂得发展休闲产业则是对其文明程度的最终检验。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一）休闲产业的概念与构成

休闲产业的概念和构成始终是国内学者关注的话题。马惠娣（2001）认为休闲产业是与人的休闲生活、行为、需求密切相关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许峰（2001）指出休闲产业的界定应以经济活动的主体特性为依据，它是为人们提供产品和劳务的部门（楼嘉军，2003），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性产业。在此基础上，卿前龙（2007）从经济学学科背景，提出休闲产业是为国民经济中所有生产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的部门。

从经济学角度理解休闲产业概念后，休闲产业的结构关系自然就成为又一关注的问题。唐湘辉（2006）指出休闲产业的结构类型为核心产业、支持产业和关联产业，其中核心产业是直接为休闲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群；支持产业是为核心产业提供物质支持或休闲活动组织的企业群；关联产业是为核心产业和支持产业提供各项服务的企业群。郑胜华（2001）的分类与此相似，只是将结构类型表述为主体休闲产业、辅助休闲产业和休闲相关产业。魏小安（2006）进一步从产业层次角度将休闲产业分为休闲基础产业，延伸产业和支撑产业。基础产业是休闲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旅游业、体育休闲业、文化休闲业；延伸产业包括休闲农业、休闲商业、休闲房地产业；支撑产业包括休闲工业、休闲信息业、休闲中介业。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的研究，如弓志刚，杨琛丽（2010）从空间地理角度将休闲产业划分为城市休闲产业、城郊休闲产业和乡村休闲产业。张磊，吕润（2003）以市区、城郊和长途旅游地三大块为基础，将休闲产业划分为城市休闲产业、城郊休闲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三大类。张顺，祁丽（2005）则从居民的休闲游憩活动涉及休闲空间、设施、服务等要素，从而将休闲产业界定为城市为休闲者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憩活动（旅游度假、酒水美食、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身心愉悦）开创的空间和建立的设施构成的产业系统。

总的来看，一方面，国内学者对休闲产业的概念界定与划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休闲产业是涵盖在第三产业中；二是认为休闲产业是三大产业中与之相关的产业构成，实际上是从三类产业中剥离形成的产业。另一方面，休闲产业的主体或核心门类一般包括旅游业、文化业、娱乐业、体育业。

（二）休闲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学者有关休闲产业发展状况的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整个国家、区域［省（区、市）］和城市三个层面。

休闲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与人们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产业，但是现阶段我国休闲产业在发展规模、市场需求、支持系统、管理服务、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理论研究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为此发展金融业、加强理论研究、出台产业政策、加快教育科技发展、健全产业格局等不失为应对之策（徐峰，2002；陶萍，黄清，2006；刘红玉，2006；黄志锋，2010）。

区域（省会）层面的休闲产业研究，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定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分别阐述了长株潭、台湾等地区休闲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促进策略（张春敏，王义高，2011；陈美云，2005）。城市层面，东部城市上海、深圳、中部城市长沙和西部城市成都是学者探讨其休闲产业发展的对象，其中学者对上海和深圳休闲产业的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等角度论述其存在的问题（石强，2006）；学者对长沙的分析是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居民的休闲需求特征，从而提出相应的建议（唐湘辉，2006；吴章文，刁东良，凌访，2007）；成都与长沙的研究相似，主要从城市休闲产业发展优势出发，提出必须要有政府的积极参与、规划和扶持，要拓展思路，跳出传统的休闲意识，从文化、旅游、体育、娱乐等多种活动的组合形成规模化的休闲产业（王健，2005）。此外，还有学者基于产业整合视角，从分工合作、产业组织、产业集群、产业空间等方面提出城乡休闲产业协调发展路径（弓志刚，高川，2012）。

（三）休闲产业的功能与作用

国内学者对休闲产业功能与作用的分析主要从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社会发展三个层面展开。

在家庭收入水平递增和休闲时间延长的共同作用下，休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休闲产业能够推进产业格局变化、促进消费结构调整、改善投资环境以及增加就业机会等，从而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循环（蒋政音，2013；孙晓霞，2007；齐羽，徐进，胡卫中，2008；黄文馨，2001；郑胜华，2001；孙妍，2010）。当城市经济的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依赖于休闲产业发展时，它对整个城市乃至社会的意义就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孙晓霞（2007）认为发展休闲产业能够缩小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甚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弓志刚，杨琛丽，罗亚运，2011），当然，于城市本身而言，休闲产业对于完善城市功能、丰富城市文化内涵、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综合性、整体性、长远性、全方位的战略意义（王景全，2012）。当城市因休闲产业发展而吸引力增强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不断加快，相关的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即发展休闲产业对于城市化进程以及产业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且稳健的积极影响（王少瑾，孙志毅，2009）。于城市生活的人而言，他们会因享受到的休闲机会而感到生活幸福，从而推动着城市在后工业时代走向新的繁荣（马小宁，2009）。

（四）休闲产业发展环境

休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内部外环境的影响，并且内外部环境在休闲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EST是一种分析宏观环境的方法，刘邦凡等（2009）运用此分析框架，客观评价了我国休闲产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其中的经济环境为休闲产业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陈美云，2005），但这仅是了解产业发展面临的状况，进一步找出休闲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优势、劣势以及核心竞争力等内容，从而做出正确决策，需要将SWOT-PEST分析框架整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施永福，曹婷婷，温广磊，2009）。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使得人们的休闲内容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从而推动了休闲产业的新发展，陈喜乐，高明亮（2005）认为推动休闲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信息技术，这是休闲产业发展的新平台。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必将促使休闲产业经营模式发生转变，相应的，产业投资模式会影响到休闲产品、项目开发与运营（唐湘辉，2006）。

与如火如荼的休闲产业发展实践相比，我国休闲产业理论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滞后，教育机构有关休闲专业的设置比较单薄，理论方面的研究则侧重于宏观叙事，休闲的社会问题如养老休闲产业、工作与休闲观念平衡问题等尚未成为学术界普遍讨论的议题（郑胜华，2001），可见，教育科研环境亦是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国新，2001）。

（五）休闲产业评价研究

休闲产业边界模糊的现象，导致定量方面的研究少于定性研究。诸多学者的定性阐述解释了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力到底如何，卿前龙等（2007）的量化研究揭晓了这一问题，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休闲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以及休闲服务业占休闲产业的比重是趋于上升的，这是国民经济“闲化”趋势和休闲产业“软化”趋势。虽然卿前龙指出了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以及自身产业内部发展中的趋势特征，但并未说明它与国民经济的协调状况以及内部结构协调状况，而这关乎休闲产业的合理规模、健康发展问题。为此，陈世斌（2006）从理论层面设计了“总量适合度”“内部协调度”和“高度化程度”三个评价数学模型，囿于休闲产业经济指标数据的缺失，并未对模型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何建民（2008）则利用日本和美国的数据来验证经济发展阶段与休闲需求结构关系，结果发现，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与居民休闲需求相关的健身护理产品、教育产品和娱乐产品的消费支出比例是不断增加的。作者提出城市休闲产业应该重点发展健身护理产业、教育产业与娱乐产业。

从量化的角度看，休闲产业趋势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休闲产业潜力，它是衡量休闲产业发展前景和后续能力的一种综合测度，强调了休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潜在的、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能够发挥出来并能促进休闲产业持续发展的能力。陈超，周彬，陈楠（2016）从支撑条件、发展环境、市场潜力和发展效益四个方面构建了休闲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宁波休闲产业发展潜力。休闲产业的潜力大小离不开现实表现的休闲产业竞争力强弱，后者直接决定着产业的成长能力和发展状态，也体现着产业的活力大小。孙西辉（2012）和方远平，毛晔（2016）均运用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对休闲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不同的是，前者是定性评价了山东休闲产业在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产业战略与企业发展情况、机遇与政府角色等方面发展的状况；后者则构建了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条件政府和机遇在内的休闲产业竞争力水平评价指标，并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我国省域休闲产业整体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关联特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休闲产业竞争力最高的区域集聚分布于东部沿海省市，中间层次分布于中西部地区，第三层次主要分布在西部。从省域空间关联性看，休闲产业竞争力水平呈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进一步通过空间常系数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居民消费能力、市场购买力、政府调控与休闲产业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居民消费能力影响最显著；失业率、人力资本以及市场化程度与休闲产业竞争力有负相关关系，并且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随着空间位置的移动而变化。

三、研究评价

通过国内外学者有关休闲产业研究的梳理，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国外学者的研究与休闲产业发展实践特征比较吻合。当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居民休闲时间延长的条件下，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产业发展过程中居民的休闲行为，而这一行为又会引起城市规划者思考如何改善城市的环境和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一背景引发了学者开始关注休闲产业设施和环境问题。当居民开展休闲活动的内外部条件都有一定的支撑后，休闲产业的经济价值就会凸显出来。于是，有关休闲产业消费、休闲产业规模和效益的研究自然就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内容。可见，国外休闲产业研究脉络与其发展实践大致吻合，这一研究体系为本书开展休闲产业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但也应看到，虽然国外学者量化分析了休闲产业的影响力，但有关休闲产业水平、结构、效率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比较薄弱，这可能与学科属性有关。国外学者对休闲议题方面的研究多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展开，经济学学科背景下的休闲产业研究还有待加强。

第二，国内学者的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产业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渐提升，但相关研究仍停留于概念、现状、功能、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未能从产业属性角度比较深入、系统性地剖析这一产业发展状况和规律性特征。同时，尽管一些学者开展了休闲产业评价方面的实证研究，但评价指标的科学性、评价结果的深度性等都还有待提升，当然，这可能与学者对休闲产业的概念、类型等基本问题尚未阐释清晰有关。要系统开展休闲产业的研究，首要的前提是厘清基本概念问题，为休闲产业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为了能够比较完整、系统地呈现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基本面貌与特征规律，我们尝试从产业经济学学科视角，阐释休闲产业的概念、类型等基本问题，进而全面解析休闲产业的发展水平、内部的结构与效率特征，从而完善我国休闲产业理论研究体系，提升休闲产业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