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理法盛行的背景5——读《天道与人文》有感

《黄帝内经》中有两篇提到“天文”。

一为《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漫泄天宝……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

二为《素问·著至教论》曰：“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上知天文”是先贤认为医道中最首要的部分，而眼下，中医学似乎离“天道”越来越远了，有心去关注天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体系让想关注天道越来越困难了。于是更多的人舍本逐末，避难就易，只热衷于入门手艺，而不深究天人的道理。

笔者对于“天”保持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在“全球气候变暖”似乎已经成为常识的今天，独立思考、探究后，发现真相远非这样。

气候，特别是气候的变化趋势对于医学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就是笔者反复提到的“治法选择是时势使然”。治疗方法的选择，是有其客观性的，“气候变暖”则治疗需趋于多用寒凉，“气候变冷”则治疗需趋于多用温热，人的调整一定需要参照天的变化，这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当再次捧读《天道与人文》一书时，觉得还有必要再次强调“气候变化”的趋势，提请同道独立思考。人定应天，气候变化的趋势是“天道”的范畴，不知“天道”，何以“长久”？

“全球气候变暖”是否成立，笔者认为可以从“全球”和“变”两个关键词来分析：“全球”指空间，这个结论符合地球上所有的空间范围吗？还是只是观察了某个地方？是观测的中国、还是美国？赤道和两极肯定不会一样，这个结论是指同步吗？“变”指时间，既然说变，就需要说出时间的范围，是现在与100年前比变了？还是比1000年前，或者10000年前变了？如果没有时间范围来谈“变”，一定是有失严谨的。也就是说，离开空间限定和时间范围，来确定“全球”和“变”，我们有必要怀疑这个结论的客观和理性。

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我们只需要找到某个地方没有变暖的确切证据，就可以推翻。在竺可桢先生的《天道与人文》一书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明确的、局部的、严谨的证据——“全球”包括中国，“变”一定包括五千年之间的变化，5000年内中国某些地方比现在热的证据，在《天道与人文》一书中比比即是：

（1）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

（2）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

（3）……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

（4）由动物骨骼遗迹表明，在猎获的野兽中有獐和竹鼠……水獐和竹鼠是亚热带动物，而现在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类动物，推断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

（5）在武丁时代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这是有其含义的。

（6）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从l度至3度。如果检查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现在比当时）降低3℃至5℃，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2℃。

（7）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

（8）到了春秋时期（前770年至前481年）又暖和了。《春秋》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此外，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中常常提到。宋朝（960年至1279年）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了。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

（9）二十四节气是根据战国时代所观测到的黄河流域的气候而定下的。那时把霜降定在阳历10月24日，现在开封、洛阳（周都）秋天初霜在11月3日到5日左右。雨水节，战国时定在2月21日，现在开封和洛阳一带终霜期在3月22日左右。这样看来，现在生长季节要比战国时代短。这一切表明，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

（10）阅今日我国植物分布图，便可知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为了封堵口子，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为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这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

（11）中国气候在第7世纪的中期变得暖和，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8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第9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柑橘也种植于长安。唐朝大诗人杜甫（712年至770年）《病橘》诗，提到李隆基种橘于蓬莱殿……从8世纪初到9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橘并能结果实……

（12）从这种物候常识，就可见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

（13）13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

（14）15世纪到19世纪期间冬季……相对寒冷……这个500年（1400年至1900年）的最温暖期间内，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汉、唐时期，梅树生长遍布于黄河流域。

（以上内容摘录自《天道与人文》，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第2版，64至94页）

竺可桢先生书中反复提到“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地球上气候大的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所控制的”，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随意结论应该持谨慎态度。“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是与当代中医临床多用温热药取效的事实相违背的，这也可以作为驳斥“全球气候变暖”论的一个佐证。

希望更多的中医学者参与到气候与治法选择相关性的研究中来，让中医的治疗学研究更趋理性。“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天文”应该是治疗方法选择真正的“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