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证灵活　斫轮老手

先生对中医理论学得扎实、灵活，故临床处方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善用经方，但不限经方，且常以己意自制新方。处方多轻巧而灵活，药简而效速。曾自拟治肾炎方、迁肝方、鼻渊方、肺气肿方等，药味不多，而效果却很好。尝以五苓散、瓜蒌瞿麦丸、补中益气汤分别治愈经过西医久治不愈之尿崩症；一味大黄治愈西医怀疑为肠癌、久治无效之下利便脓血症；以生脉散加味、导痰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分别治愈曾被西医诊断为癫痫的患者多例。此外，还常治愈一些疑难怪症，如以通幽汤加味，治愈一例每日下午六七点钟按时嗜睡症，一剂效，四剂愈。如此等等，难以悉举。先生常说，不治之症，临床不多，久治不愈者，有不少是由于医生技术不精造成的。

先生对于患者极度负责。对一些重病，往往食不甘，寝不安，直至患者脱离险境，才心安理得，表现出喜悦之情。对于求诊者，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对于贫苦之人，尤多关照，常免费施诊舍药。

先生初学中医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全面掌握中医，绝不临床看病。这个想法经过实践检验，才觉得真是太幼稚了。内外妇儿，伤寒杂病，头绪纷繁，千变万化，要全面掌握，非倾注毕生精力不可。而且要学，就要结合临床，如果脱离临床，又想学得全面，岂非纸上谈兵？可是先生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学中医的，无师指导搞临床，比无师指导啃书本难度更大。因为啃书本，先生有旧文学基础，而搞临床却没有基础。因此，对于行医来说，先生走弯路更多。弯路多，失败的教训自然也就多了。但是这些经验教训正好可以作为后学者的借鉴。

先生之学医是自背书起始的。先生接诊的第一个患者，为所在村中一个年约四旬的男性，患者自诉气短，别无他症，经过别人治疗多次无效。先生想起《金匮要略》曰：“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于是采取第一方：茯苓12克，桂枝9克，白术9克，甘草6克。原方与服，不想只服下一剂，症状竟完全消失。

此后，求诊的人就逐渐多起来了。先生原先设想的全面掌握中医之后再行医，实际也不可能了。在这期间，有一少妇，时而少腹攻冲作痛，先生就想到“妇人少腹所攻冲，肋腹刺痛当归芎……”有突然一时失去知觉者，又想到“乌药顺气芎芷姜，橘红枳桔及麻黄……”总之，每遇一病，都有一成方，而且不加不减，照抄应用，竟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然而，总是不效者多。也有一些病是先生在书上所没有见到过的。于是，先生开始感觉到所记得的方太少了。“医之所病，病方少”，这正是先生那时的心理写照。他说：“我记得的方子少，这是不错的。但也全部背诵了汪昂的《汤头歌诀》，《医宗金鉴》方，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陈无犀的《金匮方歌括》，还有选择地记诵了一些《温病条辨》方，《医林改错》方，等等。如果这些还不够，难道说非要把历代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统统背下来不成？那是不大可能的。这时我对于能否学好中医，自己打了个问号。”

他又说“医之所病，病方少”，这证明在每次临证，都必须有一个成方可用。为了避免临时手足无措，在每次临证之前，胸中总得先储存一些成方。因此每遇病家约诊时，必先问问患者哪里不痛快？如说头痛，就把有关治疗头痛的方子默想一遍，记不清的再查一查书，务必在复诊之前胸有成竹。及至临证，又往往把所见的症状硬往所记的方子上套。就连诊脉，也往往是这方子需要什么脉，而患者的脉搏仿佛也正好是这样的脉。总之常把患者的脉症，强纳入想用的方剂范围之中。这样，方既不灵，对中医能不能治病自然产生了怀疑。还有先生所不能治愈的病，经过别人治疗，或病家自找偏方治疗，却竟然好起来了。这个“别人”，往往又是看书不多的人。这时先生逐渐认识到，过去之所谓“学”，只是皮毛，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学进去。不是中医不能治病，而是没有把中医真正学到手。有了这一番认识之后，先生的学习和临证有了新的飞跃。

先生认为，所谓飞跃指的是不再临证之前准备成方了。而是迫使自己独出心裁地去观察、研究患者各个方面，并从此开始真正注意了脉诊。患者主诉略同，但必有不同者在“独处藏奸”，这是他深刻的体会。就在这之后，他可以在无成方可用时，自制对证之方，而这些自制之方也确实取得了不少优异效果，也就在这时，他才真正尝到了中医的甜头。

柯韵伯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这是说，无论著书，还是为古书作注，都必须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框框。先生经过死套成方失败之后，也深深感到临床的“尘”太多了，只有胸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临床行医。从此以后，他从套用成方转变为从认证上下工夫。认清了证之后，不再胸中有成方，而是胸中有定法，按法考虑有无成方可用。如果找不到成方，就随手拈药组方，常取得满意的效果。现举几个简单的实例如下：

1.一个10余岁患儿，经过西医诊断为癫痫，中西医久治不愈。问病知是在夏月烈日当空的野外割草时晕倒后成癫痫的。先生认为这等于暑厥，便撇开一切治癫痫的成方不用，予以生脉散加蜈蚣、僵蚕、全蝎等入络行痰镇静药，10余剂治愈，永未再发。

2.一癫痫频繁发作的中年妇女，也是中西医久治不愈，先生诊视后，认为心下有痰饮，予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略为加减，不但癫痫治好了，就连多年的胃脘痞满也治好了。

3.一青年患中耳炎，历时半年，服药近百剂，始终无效。先生诊视，脉迟舌淡，耳流清水，不浓不臭，便排除一切治耳消炎方，予以四君子汤加炮姜、白芷，一剂效，三剂愈。

以上三案都不是什么难治之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因这些医生胸中只有成方，而且不善于用成方，“尘”太多了，才使患者久病不愈，处于痛苦之中。

先生自从摆脱教条，注重辨证之后，不但对于临床治病比从前有了把握，而且对于阅读医书，也觉得和从前不一样。从前他只喜欢看有方有药的著作和开门见山的医案，而对于理论性的著作和像《临证指南医案》那样需要自己加以分析的医案，就看不进去。可是对辨证有了理论之后，感情就转过来了，不但喜欢看理论性的著作，而且看医案也有了自己的鉴赏与批评能力。从此以后，他还觉得现行的各科临床讲义对于辨证的基本功，讲得不深不透，而强调分型，分型又分得太死，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教条。

据上所述，他提请热爱中医的青年同志们从中汲取两点教训：一是读书不在多而在精。学，就要学深学透，不要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二是只要扎扎实实地学，人人可以学好，不要自暴自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