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总论
第一章中医骨伤科学基础
第一节 中医骨伤科发展源流
中医骨伤科是研究防治人体皮、肉、筋、骨损伤与疾患的一门科学,古属“折疡”“金镞”范畴,又称“接骨”“正骨”“伤科”等。中医骨伤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各族人民长期与损伤及筋骨疾患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医骨伤科的起源(远古～前21世纪)
在烘火取暖和烤炙食物的基础上,人们发现热物贴身可以解除某些病痛,产生了原始的热熨疗法；在伤处抚摸、按压以减轻症状,摸索出一些简易的理伤按摩手法；对伤口用树叶、草茎及矿石粉等裹敷,逐渐发现具有止血、止痛、消肿、排脓、生肌、敛疮等作用的外用药物。这便是外治法的起源。
古代人采用舞蹈祛邪解郁,舒展筋骨,逐渐产生导引法。新石器时代已产生外科手术器械——砭镰,并出现了外伤科名医——俞跗。由于当时创伤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健康的主要因素,所以外伤科医疗技术比其他科发达,并更早推广应用。
二、中医骨伤科的萌芽(前21世纪～前476年)
夏代已有了人工酿酒,酒是最早的兴奋剂、麻醉剂和消毒剂,可以通血脉、行药势,也可以止痛、消毒,这对治疗创伤疾病很有意义。商代冶炼技术有很大发展,“刀”已经作为骨伤科手术工具了,并已应用活血药内服治疗跌打损伤。
周代已有医政的设置和医疗的分科,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其中疡医就是外科和骨伤科医生,其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当时,损伤分为伤(皮肤损伤破裂)、创(皮肤与肌肉损伤破裂)、折(骨骼折断)、断(皮、肉、筋、骨完全断裂)四种不同类型,同时采用“瞻”“察”“视”“审”四种诊断方法,这既是法医学起源的记载,又是古代中医骨伤科诊断水平的标志。
三、骨伤科基础理论的形成(前476～220年)
马王堆汉墓的医学帛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和《帛画导引图》等,系战国时代的文献,保存了当时诊治骨折、创伤及骨病的丰富经验,包括手术、练功及方药等。《五十二病方》描述了“伤痉”的临床表现,这是对创伤后严重并发症——破伤风的最早记载；还有应用水银膏治疗外伤感染,这是世界上应用水银于外伤科的最早记载。
《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基础理论,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内经》阐发的肝主筋、肾主骨、肺主皮毛、脾主肌肉、心主血脉及气伤痛、形伤肿等基础理论,一直指导着骨伤科的临床实践。此外,《吕氏春秋·季春纪》认为：“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主张用练功疗法治疗足部“痿躄”,为后世骨伤科动静结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西汉初期,名医淳于意留下的“诊籍”记录了两例完整伤科病案：一则是堕马致伤；一则是举重致伤。东汉《神农本草经》载入骨伤科药物近100种。汉代著名外伤科医家华佗发明麻沸散,施用于剖腹术、刮骨术,还创立了五禽戏。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巨著,创立了理、法、方、药结合的辨证论治方法,记载了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创伤复苏术。
四、骨伤科诊疗技术的进步(220～960年)
晋代葛洪《肘后方》首先记载用竹片夹板固定骨折,并在世界上最早记载了下颌关节脱臼口腔内复位法。北魏太医署已有骨伤专科医师——折伤医。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中医病理专著,提出清创疗法四要点——清创要早、要彻底、要正确地分层缝合、要正确包扎。在治疗开放性骨折、清除异物、结扎血管止血、分层缝合等方面的论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唐代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骨伤科专著,提出正确复位、夹板固定、内外用药和功能锻炼的治疗大法,以及伤损按早、中、晚三期治疗的方案。首次记载了髋关节脱臼分前、后脱臼两型,采用手牵足蹬法整复髋关节后脱位。
此外,对骨伤科的进步有突出贡献的尚有南齐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备急千金翼方》及唐代王焘《外台秘要》等。
五、中医骨伤科的发展(960～1368年)
宋朝“太医局”设立“疮肿兼折疡科”；元代“太医院”设十三科,其中包括“正骨科”和“金镞兼疮肿科”。此期的主要成就有：宋代《欧希范五脏图》描绘了内脏形态及解剖关系；宋慈《洗冤集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介绍了用柳木夹板固定骨折；太医局《圣济总录》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骨伤医疗经验；张杲《医说》介绍了脚踏转轴及竹管的搓滚舒筋练功疗法；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记载了用苏合香丸救治跌伤重症；《夷坚志》记载了邢氏同种异体骨移植颌骨成功病例。宋金元时代出现了学术争鸣局面,张元素《医学启源》总结了治疗骨伤的引经药；张从正《儒门事亲》主张采用攻下逐瘀法治伤；李杲《医学发明》创制了疏肝活血逐瘀的方药——复元活血汤；朱震亨《活法机要》提出骨伤的三焦辨证方法,提倡养阴疗法。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首创过伸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脊柱屈曲型骨折,创制手术缝合“曲针”。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在世界上最早施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创制麻醉药“草乌散”。
六、中医骨伤科的兴盛(1368～1840年)
明初,太医院设有十三科,其中“接骨”“金镞”两科属骨伤科范畴,隆庆五年(1571)改名为正骨科(又名正体科)。清朝太医院设九科,其中有“疮疡科”和“正骨科”。此期的主要成就有：明代《金疮秘传禁方》记载用骨擦音诊查骨折的方法；朱楠《普济方》辑录大量骨伤科方药；异远真人《跌损妙方》总结按穴位受伤而施治的方药,其“用药歌”广为流传；薛己《正体类要》重视整体疗法,其“气血学说”“平补法”影响甚广；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药1892味,其中骨伤药物170余种；王肯堂《证治准绳》对骨伤科的诊治方法及方药进行了由博而约的归纳整理。清代吴谦《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总结了清朝以前的正骨经验,提出正骨八法——摸、接、端、提、推、拿、按、摩；沈金鳌《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对骨伤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皆有阐述；胡廷光《伤科汇纂》收集了大量骨伤科文献,并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加以整理；赵廷海《救伤秘旨》收录了少林学派的治伤经验；钱秀昌《伤科补要》较详细地论述了骨折、脱位的诊治方法；王清任《医林改错》尤善活血化瘀治伤,某些方剂至今仍广为采用。
七、中医骨伤科的危机(1840～1949年)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医受到歧视,骨伤科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靠祖传或师承而延续下来而出现了一批伤科名家。
八、中医骨伤科的新生(1949～)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骨伤科从分散的个体开业形式向集中的医院形式过渡。1958年以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了中医院,院内多设有骨伤科,不少地区还建立了骨伤专科医院。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首先成立“伤科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与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研究所相继成立。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各省市陆续建立了中医学院与中医学校。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中医骨伤系,培养了大学本科生,不少院校还培养了骨伤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
各地著名老中医的正骨经验普遍得到整理与继承,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石筱山《正骨疗法》和《平乐郭氏正骨法》《魏指薪治伤手法与导引》、郑怀贤《伤科疗法》、杜自明《中医正骨经验概述》、梁铁民《正骨学》、《刘寿山正骨经验》、《林如高正骨经验》等。
1958年,我国著名骨伤科专家方先之、尚天裕等虚心学习著名中医苏绍三正骨经验,博采各地中医骨伤科之长,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总结出新的正骨八大手法,研制成功新的夹板外固定器材,同时配合中药内服、外治及传统的练功方法,形成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其编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提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治疗骨折的四项原则,使骨折治疗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西医结合在治疗开放性感染骨折、脊椎骨折、关节内骨折及陈旧性骨折脱位等方面总结了成功经验,治疗慢性骨髓炎、慢性关节炎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传统的中医骨伤科经验得到进一步发掘、整理与提高,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治疗骨折、骨病与软组织损伤的新疗法。
在外固定方面,各地在总结中西医固定器械的优缺点基础上,把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加以论证。这方面工作较突出的如中国中医研究院“骨折复位固定器”、天津医院“抓髌器”、河南洛阳正骨医院“尺骨鹰嘴骨折固定器”及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单侧多功能外固定器”等。
198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成立,中医骨伤科学术研究日趋广泛,一方面推广传统、有效的医疗方法,另一方面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深入研究伤患治疗机理。20世纪90年代开始,光镜、电镜、电生理、生物化学、生物力学、分子生物学、同位素、电子计算机、磁共振、骨密度仪等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已在本学科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疗中得到应用。一些治疗骨折延迟愈合、骨质疏松、骨缺血性坏死、骨髓炎及骨性关节炎的中药新药不断研制出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随着中医骨伤科的不断发展,目前已开始走出国门,2005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成立,海内外骨伤科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医骨伤科正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必将更加茁壮成长,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