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认知魔方
谜是人类创新的基石[1]
我到底是谁？唉！这可真是个谜啊！
——刘易斯·卡罗尔
我猜很多父母都曾有过和我一样的经历：突然在某个时刻以一种超然、惊异的视角，而不是单纯从父母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孩子。在我与孩子们相处的这些发人深省又不失美妙的时刻，就好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又好像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深度交融与我毫不相干。每每这种情形（偶尔、不经意间）发生，我总是惊叹于他们身上所展露出的、之前从未被发现的特质。这或许是某种语气，某种令人称奇的、出人意料的思维方式，又或许是某个突然表露出来的奇怪兴趣或爱好。
恰如我的长子：魔方（the Cube）。有些语言有性别之分，而“cube”一词在这些语言中几乎总是指代男性（如法语“le cube”和德语“der Würfel”），因此我也会赋予魔方性别，他是我的儿子。如果你手里握着一个球，你就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柔软、富有弹力，而魔方是一个有棱角、有肌肉的男孩。
即使魔方占据我的生活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我仍然能够在它身上发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特质或品质。有时，即便是简单把玩坚硬的塑料方块，我也能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撼。力的相互作用、各要素之间的内聚力，都使我联想到一滴轻附于桌面、被其表面张力凝聚成球状的水。我喜欢魔方所蕴藏的各种可能性，也喜欢它的外形带来的视觉愉悦感。人们经常把魔方与无法掌控的事物（如骰子）联系在一起，但它是有序、可控的，只要你愿意付出一点耐心和好奇心。
我痛恨写作，此刻却在写书，没有退路。写作不仅是一项智力训练，还是一项技术训练。我作为左撇子，在一个右手大行其道的世界里学习写作可能会面临更多尴尬。今天看来，我有幸遇到了一位没有强迫学生违逆天性的老师。除了被催写作业之外，我从未受到过任何压力。对我而言，更迫切的写作问题是抽象化的：怎样用言语来描述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并不是说，我不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可是，一旦写作牵涉到生活（具体指我的生活），我便发现它近乎失灵了。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面临写作挑战了。此前，我也遇到过需要撰写个人经历、发明魔方及人生故事的挑战。迄今为止，我总是轻易屈从于不动笔的诱惑。然而，我同样面临做好一件事（一件有真切感觉的事）的强烈诱惑。于是，我决定把这次写作任务看作一个谜，一个我比别人更了解的谜——我在1974年发明的魔方。作为对象，魔方与我钟爱的那类写作存在诸多共性。它简单而复杂、灵活而稳定。它有我们看到的一面，也有其隐秘的结构。
简单而复杂、灵活而稳定、隐秘而暴露。我相信，矛盾不是有待解决的对立面，而是需要全心拥抱的相互补充。我们不应该受到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这一命题的困扰，而应该认识到，矛盾有助于我们把此前未曾想过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人在平面上永远看不到三维物体。以矛盾的视角透视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议题，有助于丰富这些议题的层次，从而使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容易。
也许无须赘言，魔方引起的关注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奇怪的事实是（我和别人一样感到奇怪），几十年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但人们仍然迷恋这么一个简单、“低科技”的玩意儿。事实上，这样的迷恋已经发生了变化。魔方成为孩子的一件玩具、一个激烈的竞技项目，更是在人工智能和令人困惑的数学领域中进行高科技探索与发现的工具。也有人抱怨魔方引发了离异（和婚姻），并导致“魔方指”“鲁比克腕”等疾病。
种种关注都带来了……问题。记者、魔方爱好者以及在各地偶遇我的人经常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仿佛我能轻易揭示魔方的所有奥秘。这些问题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所以我们不妨先从它们开始。
问：您是怎么发明魔方的？
答：我坐在那儿思考一道几何题，想着怎么证明它，然后就造出了魔方。
问：您花了多长时间？
答：我是在1974年春开始的，第二年1月申请了专利。
问：您拼魔方的纪录是多少？
答：不知道。没算过时间。
问：有什么诀窍吗？
答：没有，没什么诀窍。
问：您为什么要发明魔方？（这是个尤为恼人的问题。）
答：我发现了一个既能激发我的想象力，又令我无法分心的问题。
如果这些是你想要了解的问题，那么以上就是我的回答，你可以停止阅读了。同时，我意识到，提出真正的问题要比回答问题更加困难。只有面对好的问题，我才能给出有趣的、富有启示意义的答案。
那么，我想让读者问什么问题呢？其中一个你们可能猜到了：既然我多年来如此“痛恨写作”，为什么又决定写书呢？我得承认，这出于十分自私的动机。写作固然有很多缺点，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在更深层次上探索和理解某些问题的机会。因此，即便我痛恨写作，也热切希望尝试理解事物的更好方式，尤其是那些被我们想当然的事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人们受到了怎样的启发，从而创造出以往没能创造出的东西？
这也是我想更全面地理解魔方为何如此持久流行的原因。它是怎样反映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的？它是否具有某些普遍的、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特质？
从很早起，魔方就显示出其弥合巨大分歧的能力。试举一例：1978年，即魔方首次现身于（我的家乡）布达佩斯的玩具店一年后，我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去游乐场。
在那儿，我见到了我的魔方！事实上是两个魔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玩的魔方！一个是八岁左右的小男孩，他心满意足、蓬头垢面地坐在地上玩着魔方，就像一个拼魔方的“小雾都孤儿”。另一个魔方出现在一位年轻母亲的精致挎包里，她30岁左右，看上去像刚刚从美容院出来。她坐在长椅上全神贯注地拼着魔方，偶尔把目光投向婴儿车里的宝宝。看到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上流露出同样的表情，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此后，我在世界各地都见过那样的表情。那是沉静而充实的表情：专注、内省、忘我。他们看似处于冥想之中，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充实且积极的，而不是空洞的。这一刻，有序与无序罕见地和平共处。
我意识到自己有些想当然了，正如我痛恨写作却在写书一样，你可能讨厌阅读却仍在读书。若果真如此，请务必读读我的书。你不需要一口气读完，也不需要从头读到尾。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读，而我只希望你能适当放飞自己。在书中，有关我的思想、见解和观察的一些片段可能稍显凌乱。正如魔方的隐秘结构一样，最终发生什么，取决于你。在阅读本书或其他书时，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兴趣、才能、梦想、专业、情感和矛盾心理，因此单一、“正确”的读书方式是不存在的。书中述及的事件未必遵循固定的顺序，也无须如此。
本书涉及很多议题——创造、对称、教育、建筑、问题、娱乐、矛盾、审美等，但其核心却是谜，它是我的谜，是我半个世纪前发现的奇特物体的谜，是我们所有人的谜。
我的父亲老厄尔诺·鲁比克不是一个爱玩的人。他在匈牙利航空界甚至世界航空界都赫赫有名。他痴迷于制造完美的滑翔机。他拥有多项专利，设计过30多种飞机模型，以及一辆铝制的小汽车。但直到成年后，我才意识到，他每次鼓捣设计构造、材料和零件的时候，都是在破解一个个实际的、复杂的谜。可能是因为目睹了他的工作而深受启发，也可能只是出于一个小男孩的好奇心，从我在布达佩斯的童年时代起，我就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谜，并花上数小时来解开它们。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设计新的、更有效的解法。
出于不同的原因以及谜所蕴藏的不同潜力，我喜欢不同的谜。有的谜灵活多变，有的谜具有纯粹的理性表达，还有的谜给我提供了即兴发挥的空间。相对于容易的谜，我更喜欢难解的谜。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份好奇、专注、茫然和懊恼，还有将关键联系建立起来时的激动之情，以及揭开谜底时的那份成就感。
人类对谜的兴趣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它贯穿了人类历史长河的一大部分。挖掘、拼凑历史碎片的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了谜。我在1974年的发明则来源于自远古时代起就不断刺激和挫败玩家的一系列谜。
童年时代的解谜游戏锻炼了我的大脑，我逐渐熟悉了设谜和解谜的本质。没有人给我布置解谜的任务，也没有人评判我的表现，更没有人关注我是否解开了谜。倘若遇到失败或麻烦，第二天我会重新来过。这是孤独的娱乐，没有对手，我总是胜者（这其实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从这些谜中发现其他事物。
谜有助于挖掘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重要特质：专注、好奇、顽皮以及迫切找到解决方法的心情，正是这些特质构成了人类创新的基石。解谜并不仅仅是娱乐或打发时间的方式，对我们及我们的祖先而言，它指明了发挥创造性潜力的方向。只要你拥有好奇心，就会发现身边的谜；只要你拥有决心，就能解开它们。
幼儿时期，我曾玩过七巧板，那是一种看似简单的几何拼图。对我而言，七巧板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谜，因为它并未设定一个明确的任务。七巧板起源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由七个要素或“板”组成的正方形：五个大小不同的三角形、一个平行四边形以及一个正方形。其挑战在于，把这些简单的要素组合成多种独特的图形，有时能拼成一个正方形，有时人们在灵感驱动下可以拼出其他形状。通常意义上，七巧板属于一种要素的偶然组合。你无法凭借某种数学理论来拼出图形，或者解释为什么第一张图看着像人，第二张像老虎，第三张又像花。这个游戏简单至极，却可以演绎出无穷多的有趣图形。
七巧板极大的开放性深深吸引了我。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一门艺术，因为不同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一个人掌控要素的态度，决定了他可以创造出多少艺术成果。我是那种能花几个小时涂涂画画的孩子。每当遇到无聊的科目（或老师），坐在教室里画画就成为我转移注意力的绝佳方式。我有时会把七巧板的不同要素画出来，然后把它们拼成各种抽象、美丽的图形。
五六岁的时候，我从父母那里收到了一件礼物——“拼图15”。我觉得他们这样做的初衷是让我在从布达佩斯到巴拉顿湖的火车上有事可干。那些年，父亲在巴拉顿湖畔建了一座小屋，我们时常会去那里消夏。最初的“拼图15”是在一个扁平的盒子里，里面有15个编号从1到15的方块，这些方块嵌在4×4的方框里。拼图里总有一个空格，使人能够通过滑动的方式移动方块。
大致而言，“拼图15”的挑战在于你能够想到多少种可能性，或者多少种要素的序列或组合。另一个挑战在于，在不取出和放回方块的情况下，1～15的方块能够在方格中被排列出多少种样式或序列。你必须遵守利用空格移动方块的规则。这样，“拼图15”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今天，你能买到榫卯结构的塑料“拼图15”，它可以确保方块无法从方框里取出。我还是更喜欢以前的老式“拼图15”——所有的方块放在一个盒子里，我可以把它们倒出来，重新打乱后再装回去。我尤其喜欢方块触碰时发出的金属声。
当要素被随机放置时，你需要滑动它们进行排序，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它不是复杂性的问题，而是秩序与规则的问题。如果你有几个数列，其中每个数都有自己的数值，且各个数值互不相等，那么它们就可以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简单的规律表明，有些排列是可能的，有些则是不可能的。你会发现，重要的不是单个要素，而是全部要素的移动，直至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的父母希望这足以让我在火车上消停几个小时，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我很快就找到了解法。
毫无疑问，我从七巧板、“拼图15”等经典游戏中受益良多。然而，“五连块”（Pentomino）于我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五连块”是美国数学家所罗门·格伦布发明的词语，意指一个由5个正方形以边相连所组成的图形。5个正方形有12种不同的排列方式。任务是什么呢？基本目标是填充矩形；根据尺寸大小，可以得到不同的矩形。由于每个部分由5个正方形组成，因此12种不同的“五连块”所占的面积就是60个正方形（由于60=3×4×5，因此你可以填充3×20、4×15、5×12或6×10个矩形，即每种排列方式都有超过1种解法）。你也可以进行别的创造，如填充一个8×8的大正方形，然后在它的中间或四角再填充4个空白的小正方形，以及其他各种图形。所有这些都是有待完成的新任务。
以要素填充平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和挑战性。数学家称之为“平铺”，意即用不重叠的部件铺设平面图形。一个持久且困难的挑战是，用大小不同的正方形填充矩形。填充“简单完美的正方形”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五连块”首次将我引入娱乐数学和趣味几何学领域。几何学是一门启发式的视觉学科。世界的可视性曾经并仍将是我最重要、最关键的体验。
“五连块”还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你可以不用正方形，而改用立方体打造一个三维图形。这个图形叫作“道林立方体”，意即人们可以用立方体构建更加复杂的结构或设计方案。一个基本的选项是，从12个立方体中选择一个，将它的体积放大到其余立方体的两倍或三倍。另一项有趣的任务是填充一个3×4×5的盒子，用于储存这些立方体。
在解谜的过程中，我探索了相连立方体的不同组合方式。“谜”具有强烈的视觉魅力。
显然，我不是挖掘立方体宝藏的第一人。在我之前，还有两个先驱。“索玛方块”是丹麦科学家和诗人皮特·海恩的发明。海恩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中丹麦抵抗运动的英雄，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以写作和发明为生。像很多谜一样，海恩的发明不亚于一件艺术品，特别是我们在思考他如何将自己的艺术认知定位为“解决那些在获得解决之前无法提出的问题，构建问题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的时候。
索玛方块与三维五连块有着紧密的联系。索玛方块包含7个部分，其中6个部分各包含4个小立方体，第7个部分包含3个小立方体。各个部分的形状互不相同，有些是长方形的物体，有些是L形的物体。小立方体之间以面相连。这7个部分可以组成一个3×3×3的立方体。索玛方块有1 105 920种解法。
在我看来，第7个部分包含3个小立方体，而不像其他部分包含4个，表明该游戏缺乏同质性。它是一个三维形式的谜，需要填满3×3×3的空间。它看起来像一个立方体，你可以自行创建。索玛方块有别于七巧板和“五连块”，它不是一个开放的谜。七巧板和“五连块”都有集合，你可以发起对自己的挑战。索玛方块则是一个经典的谜，其挑战在于找到设谜者设定的任务。它是一个三维形式的挑战。
早在构思魔方之前，我就制作了个人版的索玛方块，即只用那些包含3个等大的小立方体的部分，组成一个3×3×3的立方体。我的索玛方块包含9个部分，其中小立方体的数量相同，但连接方式各不相同。我尝试了所有可能的组合来连接3个立方体：以面相连和/或以边相连。2个部分以面相连，5个部分以边相连，还有2个部分既以面相连又以边相连。这个谜有880种解法（其变体“鲁比克魔砖”在1990年前后进入市场）。
另一个重要的先驱是麦克马洪方块。它也由立方体组成，很像孩子的彩色积木。方块各面的颜色互不相同且互不重复，颜色的排列是不同的，用它们制作一个6色立方体有30种方式。麦克马洪方块可能不及其他游戏那么有名，却提出了一道有趣的数学题。在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中，有30个6色立方体。基本训练是挑选一个立方体，然后用另外8个立方体制作一个2×2×2的立方体，该立方体最初拥有同样的颜色排列，每面为一种颜色，对面的颜色与之相匹配。基于同样的规则，能够构建的最大物体是3×3×3的立方体。从组合的角度看，有30种可能的方式来排列立方体6面的颜色。
麦克马洪方块与魔方之间显然具有相似性，但也存在着重要区别：这些立方体是彼此分离的。各个部分在物理上是不相连的。这又是一个组合问题。换言之，其挑战在于找出不同的组合方式。任务的本质涉及某种图案认知和想象，你需要找到正确的要素，并将它们组合起来。
有时，人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先驱者的先驱。
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时解读前事，好似它是后事所导致的结果。这是非常人类化的解释。
一位匈牙利作曲家有个有趣的说法：“舒伯特从勋伯格那里受益匪浅。”
今天，如果人们看到一个古老谜题或一道类似魔方的几何题，就会冒出一个想法：发明者为什么没有迈出简单的一小步，从而发明魔方？
不久前，我想到一个新谜，它由27个互不相连的小立方体组成。我用3种颜色作为一个集合，看我能否组建一个任意单色的3×3×3的立方体。结果证明，解决这个问题远比找到着色系统容易得多。主要的问题是：这27个立方体应当如何上色，从而使之能够以3种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且其外部只呈现一种颜色，同时其邻面是同一种颜色。最后，我通过找到上色规则，发现我需要给多少个立方体上色；n×n×n的立方体创造了一个集合，从而使我能够组建一个完美的单色3×3×3立方体。
奥逊·威尔斯曾在电台节目中这样介绍自己：“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叫奥逊·威尔斯。我是演员、作家、制片人、导演和魔术师。我出现在舞台上、电台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我，而有这么少的你？”我喜欢他说话的方式，因为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我的多面性在于我携带的多种身份。这些定义就像监狱的牢房一样具有限定性。根据情境不同，我们每个人要扮演很多角色，成为指定的人物，就像演员一样。这也是我们难以定义自身的原因。
有时候，在参加电视节目时，我会被要求做自我介绍。对我而言，问题暗含的意思是：你是谁？我的回答不甚令人满意：“我是厄尔诺·鲁比克”，然后再加上一句：“魔方的发明者。”
这是个简单的陈述句，并没有真正回答问题。
我是谁？这有很多的可能性：发明家、教授、建筑师、设计师、雕塑家、讲师、编辑、丈夫、父亲、外祖父、商人、经理、作家（为什么不），等等。如何选择呢？可以说，我始终同时拥有所有这些身份，但会根据情境、任务或活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至于我不是谁，则有更长的一个名单。
我不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我不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不是真正的作家。我不是商人。我不再年轻，但心态不老。我不是木匠，但会做家具。我不是海军，但能驾船出海。我不是园丁，但热爱园艺。凡此种种。我在所有方面都是业余人士，包括发明在内。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学习，我的老师也没有教过我。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把我的众多身份联系起来，那就是我是一个爱玩的人或爱玩游戏的人，即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口中的“游戏的人”。
孩子是游戏的主人。通常，游戏被认为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并构成他们学习的基本内容。孩子自行制定规则，并严格遵守（“你是医生，我是病人”）。孩子在玩自我发明的游戏时，通常会制定极其复杂的游戏规则，只有专业的游戏玩家才能理解和执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游戏规则变得越发复杂。在更大程度上，这些规则也彰显了孩子的想象自由。
当想象性游戏被符合大众认知规则的、外界强加的游戏所替代时，一个转折点就到来了。待成人后，人们自发游戏的本能似乎消失了，我们更加渴望的是约束和界定行为的规则。
童年时代激动人心的想象性游戏逐渐被更有组织、更加规范的棋类和运动“游戏”所替代，这些“游戏”有明显的输家和赢家。竞争使人们为获得更高的专业技能而提高了纪律性和驱动性，个人表现被置于一个优秀等级结构中加以评判。不幸的是，竞争性似乎取代了想象性（我的意思不是竞争有什么不好，我妻子经常抱怨我在玩拼字游戏时特别争强好胜）。
中学时代，我曾有过短暂的下棋时光。我发现，有的伙伴是国际象棋的狂热爱好者。我们课上下、课间下，且经常在没有棋盘的情况下下盲棋。偶尔，这种热情会转向解决棋谜，这更符合我的秉性。我喜欢下棋，不是因为国际象棋本身，而是因为与它有关的谜题。我用棋盘设置新的棋谜或破解以往的棋谜。我尤其喜欢一个名曰“骑士遍历”的挑战，即选定一个骑士，使之在不重复走同一个正方形的前提下，跨越棋盘上的每个正方形，直至回到原位。
这个游戏是我最钟爱的谜之一，它能让我一连玩上几个小时：先在棋盘上描画图形，然后移动骑士，先朝一个方向走两个正方形，再朝另一个方向走一个正方形，最终回到原点。棋盘上的图形呈现出雪花一样的对称性和丰富性。（这个兴趣持续了很长时间。有段时间，我常常玩匈牙利国际象棋杂志上的棋谜游戏，并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优胜者名单之列。）
我们成人往往认为，“玩”只是一种消遣或工作之余的另一种竞争。而实际上，“玩”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情之一。通常，我们只有抱着玩的心态，才能做好某件事情：做事的时候更放松；任务不再是一种负担或检验，而是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至于做对与否，则无须纠结或焦虑。
甚至我们的修辞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在想表达能够轻而易举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像玩儿一样。”在称某人“爱玩”时，我们会暗含一种快乐的意味，表示这个人能够看到世界更积极、美丽的一面。人类能够拥有“玩”这个奢侈品，实属幸运（一些动物也爱玩）。我敢肯定，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游戏的人”；一个人爱玩的内心世界偶尔处于休眠状态，但它迟早会苏醒。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每个人都会玩：画家玩色彩，诗人玩语言，其他人也处在各自的生命剧场之中。
当然，还有的人喜欢玩魔方。
孩子大约从三岁开始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总是始于“为什么”：苹果为什么是红的？天空为什么是蓝的？我们为什么不会飞？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们无须拿儒家说教来提醒孩子，“愚者不问，问者不愚”，孩子在自然而然地践行着这句话。长大以后，我们学会了回答问题，但也几乎失去了提出问题的能力。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好奇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的世界开始被“怎么样”所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回答“怎么样”要比回答“为什么”更加容易（也许因为“怎么样”包含了自己的解法，“为什么”却不包含）。
问题既将我们定义为人类这一物种，也使我们成为个人。“什么”和“哪里”是我们与大多数动物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猎物和狩猎者来说，这些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然而，只有我们的近亲猿猴和极少数其他物种能够加入人类对“怎么样”的探索，从而制造工具，以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好奇就根植于“怎么样”或“假如”这类说法。好奇心可以再现古老的智慧，并激活对那些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的疑问。在长达2500年的时间里，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对原子的定义从未受到过质疑。但问题来了：假如原子事实上不是最小的粒子且能够再分，又会怎样呢？
同样，多面体总是被想象成形状固定、在旋拧作用下会发生断裂的物体。但怎样才能发明出一个正常的柏拉图立体，使它能够旋拧而不断裂呢？
这是定义我大半成年生活的“怎么样”的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例如，怎样写一本不像书的书？更好的情况是，怎样在不写书的情况下写书？
最后是“为什么”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类是独立自主的（我们今天这么以为）。“为什么”常常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需要检验的理论。它可以是他人的意图，可以是尚未发现的自然规律，甚至可以是我们理解自己行为和欲望的内省（比如，“为什么要写书”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来探寻永久性的“为什么”问题，比如生存和死亡。
我发现复杂的知识是沉重的——事实上，它沉重到足以抑制创新的地步。你知道得越多，就越难以保持好奇。我们都见过所谓专家遇到年轻智者的情形。我们很容易敬畏博学的一方（他们学识渊博且非常自信），而忽略非专业人士提出的问题。然而，非专业人士提出的问题常常具有原创性，且很可能催生新的、具有想象力的解法。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可能就是发现正确的问题。
改变有两种方式：从旧问题中发现新答案，或者发现一个以前从未被问过的问题。很难说哪种更难，但显而易见，提问作为一门艺术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技能之一。然而，这样的技能并不能在学校里学到。
我曾经读过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小说《全能侦探社》。在书中，侦探德克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孩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吗？只有孩子才会用纯粹的眼光看事物，因为他们还没有戴上那些阻止我们看到不想看到的事物的滤镜。”我从未想到比这更能表达自己平生信念的方式。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我们需要变得更加孩子气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滤镜就像厚厚的藤蔓，遮住了古老、漂亮的建筑。清除这些藤蔓是一项特殊的挑战。
学习不是收集知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包含部分数据，学习则是你经过反复实践所习得的技巧。很快，你可以做得又快又好。在学习某事时，我们采集数据并熟悉运用数据的各项技巧，最终的成品是知识。知识是更深层的东西，它不只是事实，也是事实之间的联系。通晓如何通过学习来处理我们积累的知识，这一点十分重要。实际上，它涉及学习过程的另一个层面。就像在互联网上检索：你可以上网，但要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则需要某种技巧，即区分有用信息与无用信息的能力。知识是我们经历一系列失败和成功后所达到的目标。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就会将两者铭记于心。
尽管学习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但它在孩童时代才最为强烈。如果我们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加贴近最好的学习方式——玩，那该多好啊！从前有幅漫画，画的是所有学生坐在教室里，老师正往他们头上倾倒知识，它惟妙惟肖地呈现了一个非教非学的过程。
赫伊津哈认为，“学校”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意指闲暇的空间。然而，“文明日益限制了年轻人对自由时间的支配，将其圈养在与童年渐行渐远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该词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思，即系统工作和培训”。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体会。
我常常想，假如我受过不同的教育，可能会比现在更加能干。“更加”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量化某种无法量化的事物吗？在这里，它指的不是常规的成功路径，而是我懂得更多、知识面更广。或许我会掌握不同的沟通方式，或许我会因受过多种题材的写作训练而不再痛恨写作。
学校没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却给我提供了课上画画的充裕时间（我认为，自我教育也很有价值）。大部分时间都是索然无味的。我除保留个人兴趣外，别的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匈牙利的在校生必须上一大堆必修课，每周六天，每天8～10小时。在小学的最后一年，我多次恳求宽容的母亲让我待在家里，这导致我没能修够所需的学时。这意味着，要想升级，我得参加一系列测试。
那是我唯一一次拿到优秀。
如何鼓励孩子将自我教育与正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临毕业时，我们既不知道自己是谁，懂得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能够做什么，也不知道世界的丰富多彩。现实教育或许能给孩子提供一个镜鉴，使其能够照到自己的真实模样。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把理解称为“一种狂喜”。我认为，只要一个人有过透彻理解一件曾经很难的事情的经历，就会体味到这种“狂喜”。以看似无关的数据点构建现实、观察并理解结果、解决问题——这些都是知识的范例。
解决问题的能力通常与传统的智力衡量标准无关，这是我在多次观察魔方爱好者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在很长时间里，我对采取IQ测试来量化智商的想法十分厌恶。有人认为，这类测试只适用于那些善于应付IQ测试的人，我对此深表赞同。它完全忽略了智力真正的奥秘所在，即本质上的联系能力。
爱因斯坦说过：“真正的智慧是想象，而不是知识。”它怎么能通过标准化测试加以测量呢？显然不能。想象最终指向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时至今日，我仍然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的一份剪报。伦敦《每日快讯》上登载了一位母亲的来信，记述了她14岁身患严重残疾的女儿学习魔方的经历：“这是她做到的第一件事，很多正常孩子都无法做到。”
我之所以记得那封信，是因为它充分表明智力可能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解开心灵之谜的道路上，这些都是有趣的线索，但不能提供最终答案。
与此同时，我们常常忘记智力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情感。如果愿意，你也可以套用个时髦的说法——情商（EQ）。情商是指理解人类行为和感受、解码身边人手势的能力，它不只是解码人们说出的话的意义或理解理性方法的概念，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精微的分析能力。仅仅告知某人某事的重要性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激发其内心情感的共鸣。
任何一件物体，包括它的形状、性质和结构，都具有情感。当你触摸某物时，它的触觉具有情感的一面：它是（或不是）铁质、木质或纸质的；它可能是粗钝的，也可能会割到你的手；它可能给你一种朋友般的熟悉感觉，给你带来温暖，或者发出悦耳的声音；它可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当然，魔方也有智力的一面，但其情感诉求是主要的。
学习成绩与生活成就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我们知道，一些成功人士在学校中的表现并不出色。我指的是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据说他学习不好，也不爱上学（尽管他真正痛恨的是填鸭式教学）。有的人在校成绩优异，但到临毕业时却对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毫无头绪。的确，大学考试十分严苛，但谁又能真正评判一个18岁的成人日后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真正能够评判的是孩子为学会技巧付出的努力。
好老师深受学生的爱戴，有时令人生畏，有时让人敬重。这种情感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一个聪明而无趣的老师无法真正传授知识。我们需要情感的一面，即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循环往复的物理波。它首先是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一种态度。
这就使我们回到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上来。对我而言，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自信、有效，是真正智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与这些问题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必须面对的不幸之源，也可以采取卡尔·波普尔在《实在论与科学的目标》中所持的应对态度。
本质上，通向科学或哲学的路只有一条：遇见问题，欣赏它的美，爱上它；与它结婚，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至生命的终点。除非你遇到了另一个更有魅力的问题，除非你找到了解法。即使你找到了解法，你也会惊喜地发现一个更难、更富魅力的问题家族，使你甘愿为之奋斗终生。
我觉得，波普尔说出了我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
过去，我们所受到的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是决定我们终身从事的事业的门槛。但如今，一切都变了。结果通常是个运气问题：我们恰好发现了什么？哪些老师对我们怀有兴趣？有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仿佛某个学科发现了我们。我们可能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周围的人似乎都在朝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奋进，而我们在茫然追逐多个兴趣，却无一成为我们的挚爱。直至某件事情的发生：我们遇到了启发自己的某个人或者勾起自己好奇心的某件事。然后，我们入了迷。
在观察孙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学校拥有比我上学时丰富得多的选择。他们的父母面临不同学校的抉择：通用化学习还是个性化学习、数字能力还是动手能力、标准化考试还是强调发明和作品等。
你可以想象一下哪所学校对我更具吸引力。
[1]本书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原书无章节标题，这可能是作者为我们设下的一个谜，但因出版需要，编辑做了一些解读，也欢迎读者自己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