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不相瞒，刚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认识时，我压根就不觉得他有什么出众之处。但现在，对于他的伟大杰出，却很少有人会否认了。我所说的伟大并非福星高照的政治家，抑或战功赫赫的军人之伟大—这些人伟大，与其说是本身素质使然，倒不如说是沾了他们地位的光，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其伟大性便会大打折扣。人们常常会发现：离了职的首相也不过就是个夸夸其谈的说客，而将军没有了士兵，就只不过是街面上那种失了势的草莽英雄。然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那种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你不见得喜欢他的艺术，但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兴趣—他的艺术会让你久久无法平静，会紧紧地扣动你的心弦。斯特里克兰遭人嘲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仗义执言，抑或反潮流地歌颂他，不再被视为古怪的行为。他的种种缺点，如今已成了对他优点的不可或缺的补充。他在艺术界的地位尽可以继续争论。崇拜者对他的颂扬和贬抑者对他的诋毁也许都有些任性，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那就是他是一个天才。在下认为：艺术家的个性是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如果艺术家的个性独特，那就算是他身上有一千个缺陷，我也统统都可以原谅。在我看来：委拉斯凯兹[1]的绘画固然比埃尔·格列柯[2]技高一筹，但由于墨守成规，使得人们觉得他的作品有点陈腐；而来自克里特岛[3]的比埃尔·格列柯则不然—他的作品具有宣泄肉欲的特性以及悲剧色彩，仿佛在揭示自己灵魂的秘密，将其作为祭品奉献出来。一个艺术家，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音乐家，无非就是用作品装点世界，或崇高，或美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然而其中也有些地方有点像宣泄人类的性本能，表达人类野性的一面。艺术家奉献作品的同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展现了出来。探索艺术家的奥秘，犹如看侦探小说，也是那般引人入胜。这一历程，宛若探索宇宙的奥秘，其妙处在于找不到解开谜团的答案。斯特里克兰的作品，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也表达出一种个性，一种奇特、痛苦、复杂的个性，而正是这一点甚至使那些不喜欢他作品的人也不会对其等闲视之，正是这一点使得世人对他的人生和性格充满了好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到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之后，莫里斯·休莱特才撰文发表于《法兰西信使报》，使这位不为人所知的画家不致湮没无闻。这篇文章起到了引领作用，之后，原来多少有些怯于发声的评论家才站出来说了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休莱特在法国艺术评论界享有至高无上、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他的观点不可能不受重视，虽然看上去有些夸张，但他的评价后来被证明是公正的。由于他定了基调，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声名鹊起，如今地位已固若金汤。一夜成名，这在艺术史上是极具浪漫色彩的事例。不过，我此处不打算评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跟他的性格有关联的作品除外）。有些画家很是傲慢，声称外行是理解不透画作的，如果喜欢，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什么也别说，掏钱买即可，对此我持不同看法。若是将艺术视为只有艺术家才能理解透的门类，那就既荒唐又错误了。艺术是感情的表露，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评价艺术，如不掌握实际的绘画技巧，就很难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而我本人对绘画一窍不通。幸好在这方面我不必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先生既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里[4]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已经做了详尽的论述—此书笔调翔实，堪称典范，只可惜这种文风如今在英国已远不如在法国那么受人推崇了。

莫里斯·休莱特在他那篇远近闻名的文章里简单描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意在激发世人的关注。他热情洋溢，但不掺杂个人的好恶，真正的目的是要将有为之士的目光吸引到这个最具独创性的画家身上—他是个老道的新闻记者，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吸引住人们的“眼球”，才比较容易实现他的目标。那些过去和斯特里克兰有过接触的人（有些是他在伦敦时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他出入巴黎蒙马特高地咖啡馆时见过他的画家）这时不由惊呆了，发现他们眼中的那个只不过是个功不成名不就的画家，跟无数画家别无二致的人，竟然是个跟他们擦肩而过的真正的天才，其大名频频出现于连篇累牍发表于法国和美国刊物的各种各样的文章中。这些文章有的追溯他的一生，有的评述他的作品，这就更增加了他的知名度，激发同时又无法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这一话题成了热门话题。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不辞劳苦，在一部颇具影响力的专著里[5]列了一份清单，将富有权威性的精粹文章一一列出。

人类的天性是制造神话。对那些与众不同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具有神秘色彩的事件，人们就会如获至宝，紧紧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并狂热地深信不疑。这是“浪漫”对“平庸”的一种抗争。而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便成了“英雄”前往不朽境界最保险的通行证。沃尔特·雷利爵士[6]能够永远被人们牢记的原因，是他曾让伊丽莎白女王踏着他铺在地上的披风走过去，而非将英国的名字传播到了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国土上[7]，这令愤世嫉俗的哲学家想起来便不屑地付之一笑。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前默默无闻，四面树敌，而非广交朋友。于是，作家们写他的生平时借助活跃的想象力挥毫落墨，以弥补材料的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点非常清楚：尽管人们对斯特里克兰的生平知之甚少，但也足够浪漫主义文人演绎出故事来了。他的生活中有不少古怪、可怕的行径，性格有点乖戾，命运多舛、一生坎坷—这样的遭遇经过发酵就产生了一段传奇，而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传奇故事是不会贸然反驳的。

可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偏偏就不是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人们对他父亲的后半生有过多的误解，公开表示自己为父亲立传[8]就是为了“排除某些流传甚广的误解”，而这些谬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谁都知道，关于斯特里克兰的生平，人们公认有许多地方会叫一个体面的家庭大惑不解。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真有点忍俊不禁，庆幸自己不是这样的作者—该传记全无色彩，味如嚼蜡。斯特里克兰牧师在传记里刻画的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教职人员在研究经卷时（我认为应该称之为“释经”）都掌握着惊人的本事，擅于粉饰遮掩，而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解释”他父亲人生中的事例时则更是“乖巧”（孝顺儿孙会觉得这种行为不便效仿）—这种本事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使他在教会中荣登显赫的高位。我仿佛看到他那肌肉发达的小腿上已经套上了主教的皮靴子。他的行为很勇敢，但也有危险，因为斯特里克兰之所以闻名遐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许多人对他的艺术感兴趣，只是因为讨厌他的性格，或者同情他的惨死。这个当儿子的想为父亲遮丑，谁知却适得其反，不啻给追星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斯特里克兰的一幅最重要的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9]九个月前曾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卖给了一位知名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后来突然逝世，这幅画被再度拿到佳士得拍卖行拍卖。这次拍卖正值斯特里克兰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该画竟然比此前少卖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幸亏人们酷爱神话，因而对这部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传记嗤之以鼻，如若不然，只靠斯特里克兰个人的权威和作品的独创性，恐怕很难挽回大局。时隔不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同属一个历史学派的人不仅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且认为人之本性要多坏有多坏。当然，比起那些喜欢用浪漫笔触塑造人物，描画出一个个道貌岸然君子的作家，这一派历史学家的著作肯定能给读者带来更大的阅读享受。在我看来，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10]的关系只写作经济上的联盟，而无其他瓜葛，会叫人感到遗憾的；要让我相信提比略[11]同英王乔治五世一样是个毫无瑕疵的君主，那你得拿出大量更多的证据（苍天有眼，这恐怕是无法做到的）。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措辞强烈，会叫人不由得对那位可怜的作者心生恻隐。牧师对某些事情三缄其口，被定性为虚伪；牧师采用迂回曲折的说法，被斥为说谎；牧师对一些事情避而不谈，则被说成是有隐情。这部传记的确有缺陷，牧师作为作者难辞其咎，但作为儿子则情有可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受到殃及，被斥为拘谨、虚伪、矫揉造作、满口谎言、狡诈以及劣根性深。若论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斯特里克兰牧师实在不够慎重，不该反驳人们已深信不疑的说法—即他的父母之间“不和睦”。他在传记里引用了一句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从巴黎寄回的家书里的话，说父亲称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了出来—原信似乎是这样写的：“愿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她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希望她能下地狱。”即便教会处于鼎盛期时，对于不顺眼的事实，也不敢如此肆意掩盖的！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一位狂热崇拜者，若是想粉饰斯特里克兰牧师的传记，是不会承担风险的。可他有一副火眼金睛，能看穿表面天真无邪的行为包藏有什么样不可告人的动机。他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精神病理学家，对人们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任何一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都不如他那样能入木三分地透过现象看本质。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出难以说出口的隐情，而他可以看出根本说不出口的隐情。看到这位博学的文章作者怎样不遗余力地搜寻所有能叫传记中的主人公蒙羞的证据，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列出一件能证明主人公冷酷无情或者卑鄙自私的证据，他内心对他的热情就会增加一分。在他找到了斯特里克兰某件早已被人忘记的轶事，能够拿来嘲弄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所谓的“孝心”时，他得意得就像是一个在宗教法庭审判异教徒的法官。他的那股钻劲儿实在令人吃惊—再细微的小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你尽可以放心，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有一笔洗衣账没有付清，此事一定会被记录在案；倘若他借别人半个克朗[12]不还，这笔债务的每一个细节也绝对不会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