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许便宜黜陟。初，上问大计，浚请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从以张俊、刘光世，以相首尾。浚发行在，王彦统八字军从之。浚以御营司提举事务曲端屡挫虏，欲仗其威声，乃承制拜为威武大将军、本司都统制。浚抵秦州置司，节制五路诸帅。四年春，金虏娄室破陕州，李彦仙死之。既而，与其副撒离歇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两战皆捷。至白店原，虏引众来犯，又为端所败。既而虏势复振，献策者多以击虏为便。浚于是欲谋大举，召端问之。端曰：“平原广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师未习战，须教士数年，然后可以大举。”复谋之吴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后可以徐图。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尔。”浚以端沮大议，意已不平，而王庶与端有龙坊之憾，因谮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乃罢端兵柄，迁之秦州狱。其部将张中孚、李彦琪，并诸州羁管。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谮，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

《西事记》云：“张浚之至陕西，易置诸路帅臣，权势震赫。是时五路未破，士马强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贷其赋五年，金银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浚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夺其兵废之，西人为之失望。”

浚于是决策治兵，移檄河东问罪。兀朮闻变，自京西星驰至陕右，与娄室等会。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万、马十一万，会战于耀州。以熙河经略刘锡为都统制，与泾原经略刘锜、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各帅所部兵以从。吴玠、郭浩极言虏锋方锐，且当各守其地，掎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从。军行至富平县，吴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也。”将战，乃诈立前军都统曲端旗以惧虏。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绐我也。”遂拥兵骤至，直击环庆军。会赵哲离所部未至，哲军遂惊遁，而诸军悉从之，大溃。陕西为之大震。浚闻军溃，自邠州退保河池县，又退保兴州。遂归罪赵哲，斩之。责刘锡合州安置，陕西兵皆散归本路：吴玠收秦凤余兵，闭大散关；关师古收泾原余兵，保岷、巩；孙渥收泾原余兵于阶、成、凤三州。未几，大散关复不守。浚时止有亲兵千余人，又退保阆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刘子羽以为不可。遂檄吴玠、郭浩据和尚原，而虏复至，于是下令徙治潼州。军士皆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记》云：“张浚之战于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锐于进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练军事，欲亟决胜负于一举，故至于败。遂走兴元，又走阆中。陕西诸郡不残于金人者，亦皆为溃兵所破矣。”

既而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降虏，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围庆州，于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复谮端不已。时西人多上书为端诉冤者，浚益忌其得众心，乃杀之于秦州狱。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绍兴元年，浚以关、陕失律，上章待罪，朝野无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还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抚，轻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刘子羽辈小人，而无辜杀曲端、赵哲；以至设秘阁以崇儒，拟上方以铸印；及既败之后，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寻又诏落职，福州居住。

《秀水闲居录》云：“魏公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出人主右。竭蜀之财，悉陕之兵，凡三十万余，与虏角，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谋，归罪其将赵哲、曲端，并诛之。将士由是怒怨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阆中，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还薄谴，俾居福州而已。”

其后，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乃分陕、蜀之地，责守于诸将。自秦、凤至洋州，命吴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达，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龙至威、茂，刘锜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师古战败降贼，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独存阶、成而已。

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三月，浚奏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罢为少师、万寿观使，以其兵隶都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且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琼与靳赛，皆故群盗，与王德素不相能。德威声素著，军中号为“王夜叉”。都承旨张宗元深以为不可，谓浚曰：“琼等畏德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为然。复谋之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为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张宣抚何如？”飞曰：“暴而寡谋，且琼辈素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耳。”飞曰：“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余服。浚讫行之，琼辈惧不敢喘。及德视事教场，诸将执挝用军礼谒拜。琼登而言曰：“寻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德素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语慰抚之，遂索马去。于是琼辈愈惧，相与连衔上章，乞回避之。张宗元知其事，复语浚曰：“业已尔。今独有终任德，或可以镇，不然，变且生矣。”浚不以为然，遂奏召德还。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锜副之，并驻庐州。且命郦琼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将以夺其军而诛之。宗元听制于文德殿下，语人曰：“是速琼等叛耳。”会祉复密奏罢琼兵柄，书吏朱照漏语于琼，于是叛谋始决。及金字牌飞报，吕方坐厅事，闻有大声如箭辟历，自戟门随牌而至，及启视之，乃三使除书也。吕拍案叹曰：“庞涓死此树下。”即时乱作，遂缚吕祉，及中军统制张景、钤辖乔仲福、刘永衡友，前知庐州赵康直、摄知庐州赵不群，以其所部七万人悉叛归刘豫。至淮岸，遂杀祉及康直，释不群使还。浚乃亟遣张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台臣交章论列。谓“浚轻而寡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若怒而喜；虽本无疑贰者，皆使之有疑贰之心。予而阴夺，夺而阴予；虽本无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使上下有暌隔之情；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意。郦琼以此怀疑，以数万众叛去。然浚平日视民如草菅，用财如粪土。竭民膏血而用之军中者，曾何补哉？陛下尚欲观其后效，臣谓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时司谏王缙，则以罪在刘光世，参政张守期为力求末减。都官郎官赵令衿则乞留浚，陈公辅则谓不可因将帅而罢宰相，于是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观。其后，言者不已，遂诏落职。既而御批“张浚散官，安置岭表”。赵鼎力救解之，改秘书少监，分司西京，且为出言官于外。

《退朝录》曰：“绍兴二十年，浚复上疏论边事。高宗为汤丞相云：‘张浚用兵，不独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矣。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于是复有永州之命。”

《挥麈录》云：“淮西军叛后，冯楫启上曰：‘如张浚者，当再以戎机付之，庶收后效。’高宗正色曰：‘朕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矣。’遂终高宗朝，不复再用。”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见，屡奏欲先取山东。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左仆射史浩独不以为然，曰：“宿师于外，守备先虚。然我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急邪？惟当固守要害，为不可胜之计。必俟两淮无致敌之虑，然后可前。若乃顺诸将之虚勇，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则论赏于朝，寇至则仅保山寨，顾何益乎？”继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奏乞引兵进取。浩曰：“二将辄自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栻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然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锋军都统制陈敏曰：“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浚皆不听。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韩信、乐毅不可也。若是，则守且有余。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自亮贼之陨，彼尝先遣使于我矣，又一再遗我书矣，其信其诈，固未可知，而在我亦当以信与诈之间待之。盖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国反欲用兵者。”云云。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亦不从。遂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俟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安用都督哉？”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云：“若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虏兵寇边，何以应之？若巡边犒师，则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亿重费之外，朝廷自用缗钱千四百万，今何以继？若曰移跸，欲奉德寿以行，则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万一金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何以处之？”孝宗大悟，谓浚曰：“都督先往行边，俟有功绪，朕亦不惮一行。”浚怒曰：“陛下当以马上成功，岂可怀安以失事机？”及退朝，浩谓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主上承二百年基业之托，汉高祖起于亭长败亡之余，乌可比哉？”寻复论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浩曰：“胜、广能以锄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则是金犹有法制维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将贻后悔。”又上疏力谏曰：“靖康之祸，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虏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寝膳不忘。然迩安可以服远。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虏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诳惑之说，是以有请耳。德寿岂无报复之心？时张、韩、刘、岳，各拥大兵，皆西北战士，燕、蓟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之地。今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欲取胜，不亦难哉？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计也。”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万两添给军费。浩复从容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将不可恃。且今二十万人，留屯江淮者几何？曰十万。复为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如此诘难者凡五日。又委曲劝之曰：“平日愿执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数数议论不同，不惟为社稷生灵计，亦为相公计。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之计，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当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密院，径檄诸将出师矣。德寿知之，谓寿皇曰：“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渊等遵禀出军状，始知其故。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与闻，则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请罢归，乃出知绍兴府。临辞，复曰：“愿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浚至扬州，合江淮兵八万人，实可用者六万，分隶诸将，号二十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宏渊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视师。显忠复灵壁县，败萧琦。宏渊至虹县，金拒之；会显忠亦至，遂复虹县。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并降。二将遂乘胜进，克宿州。捷奏，显忠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进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是时，显忠名出宏渊右。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衣绦、枣、羊、粆各一库，酒三库。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赏三百；得南京，须得四百。”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浚乃移书，令宏渊听显忠节制。宏渊不悦。已而复令显忠、宏渊同节制，于是悉无体统矣。孝宗闻之，手书与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未达间，忽报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大军且至，遇夜，军马未整，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军逃归。继逃归者，宏渊之子世雄、统制左士渊，二将皆不能制。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传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复退维扬。窘惧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错？”于是下诏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师，敢废穆公之誓；尝胆而雪会稽之耻，当怀勾践之图。”张浚降特进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官属各夺二官。邵宏渊降五官，又责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责莱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弃军诸将，递降贬窜有差。既而置宣抚司，便宜行事。未几，复以浚都督江淮军马，既而又复入为右仆射，仍领都督。二年三月，复诏浚淮上视师。浚复谋大举，上不从。四月，召还。罢江淮都督府，浚亦罢相。及和议将成，浚坚持以为不可。汤思退乃白上以张蕴古求和事，由是浚议遂绌。既而，金纥石烈志宁遣书议和，有云：“乃者，出师诡道，袭我灵壁、虹县，以十余万，窃取二小邑。主将气盈，率众直抵符离，帅府以应兵进讨。凭仗天威，以全制胜，所杀过当，余众溃去。计其得丧，孰多孰少？若以符离之役，尚为兵少致败，则请空国之众，以迎我师。”云云。是岁八月，浚薨。

《赵鼎传》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设为言。鼎谓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张德远非不欲有所为，其效可见，亦足以戒矣。时议回临安，鼎奏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刘氏日记》云：“孝宗初立，张魏公用事，独付以恢复之任，公当之不辞，朝廷莫敢违。魏公素轻锐，是时皆以必败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冯方为属，此二人尤轻锐，朝廷患之，遂以陈俊卿、唐文若参其军事，盖此二人厚重详审故耳。周益公时为中书舍人，文若来别，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轻举。后魏公知之，极憾益公。然卒以轻举败事。”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尽覆，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是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并逐言者于外。及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反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转官无虚日。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及之，公论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议必不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涧上闲谈》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纪》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不可尽信。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张魏公列传》所书嘉禾刺客，乃是附会杂史张元遣刺韩忠献事。又载遣蜡书疑郦琼之语，亦是《潘远纪闻》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离军溃，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学。虽亦取《莱公纪事》中意，然方当大军悉溃，亦安在其为心学哉？其说皆浅近易见，乃略不审其是非，登之信史，传之千万世，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