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救荒本草》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区域性经济植物志，它用简明的文字和细致的绘图，记录了我国明代中原地区的可食用植物资源，显示出较高的植物学研究水平，对此后中国古代植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在现代，作为一部重要的古代植物学著作，《救荒本草》仍然被许多植物学家所称颂。

《救荒本草》在《四库全书》中隶属子部农家类，根据原书的卞同序，本书以“救荒”为目的。明清的农学家和地方官员比较重视这部书，多次翻刻。20世纪以来，也有学者把它作为本草著作加以研究，或许因为书名冠以“本草”字样，而书中又收录了《政和本草》所收录的138种药物的缘故。

全书共两卷，卷下又细分为草部、木部、米谷、果部和菜部等，共收载植物414条，其中“《本草》原有”植物138条，“新增”植物276条。

1. 《救荒本草》的作者与成书目的

关于《救荒本草》的作者，底本作朱橚。朱橚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弟弟，生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卒于明洪熙元年（1425），洪武十一年（1378）被封为周王，死后谥“定”。除《救荒本草》外，朱橚还撰有《普济方》一六八卷，并命医官李恒集有《袖珍方》四卷，自己则撰写序文。嘉靖三十四年（1555），陆柬重刊《救荒本草》，误以本书为周宪王编撰，后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沿袭了这个错误。周宪王为朱橚的长子朱有燉（1379—1439），谥“宪”，他是以书画和杂剧见长的。《救荒本草》的卞同序只称为周王，估计是造成这种误会的一个原因。卞同序似乎将成书归功于朱橚一人，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朱橚或许只是这部书的组织者、出资者及主要编纂者之一，其他参与者的姓名已不可考。另外，植物绘图也是该书的重要工作，序中已经指出非朱橚本人所绘，但画工姓名已不可考。

朱橚为什么会组织编写这样一部解决荒政的区域性经济植物志呢？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灾荒史。”（《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中国气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季风气候明显，季节性降雨往往不均衡，异常天气年份的降雨变化强烈，由此导致水、旱灾害以及相伴随的蝗灾频发。到明朝时，自然灾害更加频繁，中原地区概莫能外。“在明代276年中，灾害达1 011次，为前所未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根据《大明会要》记录，1374年、1376年和1404年，中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水灾；1370年、1371年（河南）和1397年发生了旱灾；1373年、1402年和1403年（河南）发生了蝗灾。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则如本书李濂序中所说：“齐梁秦晋之墟，平原坦野，弥望千里，一遇大侵，而鹄形鸟面之殍，枕藉于道路。”正因为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荒政，制定各种措施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他号召百姓广植桑、枣、柿、栗，以补充粮食不足。为鼓励栽植，他还规定，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后的桑枣种植，但以数报，不再纳税。

作为中原藩王，朱橚亲历灾害较多，知道灾荒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因此才有“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荑稗而已也。苟能知悉而载诸方册，俾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昌阳，弃乌喙，因得以裨五谷之缺，则岂不为救荒之一助哉”（本书卞同序）的思考。“于是购田夫野老，得甲坼勾萌者四百余种，植于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仍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汇次为书一帙。”（同上）

救荒植物是用来在荒年充饥的，一旦误食有毒植物，可能危及百姓的健康甚至生命，则与其荒政目的相背离。本书各条之下都有“救饥”一项，详细记录了野菜的食用部位、加工方法和食用方法。告诉使用者哪些有毒植物需要淘洗、浸泡或者特殊处理，哪些少毒植物可以煠后用油盐调拌食用，哪些无毒植物可以直接食用。如罂粟科植物白屈菜须用土和水浸一宿；商陆科的商陆（章柳根）须切片后，用豆叶和豆子间隔，长时间蒸煮；萝藦科的牛皮消须用水反复煮，以去除其有毒成分等。有如此详细的介绍，编纂者必定曾向民间深入了解相关信息。这体现出藩王朱橚的仁爱之心。

2. 《救荒本草》的历史成就

15世纪初，以《救荒本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植物学研究走在世界前沿。此后直到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848）的四百多年间，中国古代植物学著作多沿用《救荒本草》的体例，没有大的突破。

《救荒本草》在古代植物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脱离了旧本草的窠臼，开始了纯粹的植物学研究

《救荒本草》是中国自古以来第一部单纯记载可食用植物的植物学著作，虽冠以“本草”，但从它开始，中国古代植物学才真正脱离了本草（五代韩保升语“药有玉石草木虫兽”）的束缚，以单纯经济植物志的形式出现，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创举。欧洲类似水平的著作在一百多年之后才出现。尽管《救荒本草》的形态学、分类学水平仍然很低，如不分单叶、复叶；分不清叶柄和茎，甚至将菊科植物的头状花序误认为一朵花等，但这都不影响该书在当时世界植物学研究领域的先进程度。

2.2　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植物描述体例

以《中国植物志》为例，现代植物分类学描述植物的体例大略包括如下内容：学名，习性，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物候，产地、生境和用途。而六百年前《救荒本草》所建立的植物描述体例，已经与这一体例十分接近，这不能不让现代植物学家惊叹。这一描述体例明显超过了之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部与植物相关的著作，是对历代植物描述体例的一次大的提升。

此外，为了让普通百姓掌握植物特征，该书作者采用了最容易理解的类比方法来描述植物，如蝎子花菜条：“叶似初生菠菜叶而瘦细。”由于没有具体的度量数据，这一方法现在看来科学性稍有不足，但通俗易懂，非常实用。

2.3　大量新物种的发现和描述

《救荒本草》一次性发现并描述了大量的地区性植物新物种，数量达200多种。在一部专著中，用精确的文字和绘图来描述这么多的新物种，即使在现代地区性植物志书中也少见。

2.4　精美的植物科学绘图

西方植物学家，如布莱资奈德（E. Bretschneider）和瑞德（H. S. Reed）等都称赞《救荒本草》绘图精美，说它已经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植物科学绘图水平，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救荒本草》描绘植物的精细程度是此前中国任何一部植物学著作都无法相比的（此指嘉靖四年刻本而言，永乐四年刻本的绘图想来应该更为精致生动）。

中国现存最早的植物绘图可能是保存在《证类本草》中《图经本草》的植物图，但这批绘图描绘的植物性状比较简单，可用于植物分类学鉴定的很少，根据这些绘图来确定植物的科属比较困难。而现代植物分类学家凭借《救荒本草》的植物图，可以将它们中的大部分较为准确地鉴定到属。《救荒本草》的画师对性状细节的描绘令人赞叹。其中一些绘图，即便和现代的植物科学绘图相比也毫不逊色。以书中第244条“水慈菰”图为例，这一绘图将野慈菰Sagittaria trifolia L．大型圆锥花序下部第一、二轮才具有的次级分枝的特征表现得很突出，这是在野慈菰野生居群中常见的式样。如果没有对活植物做仔细的形态学观察，恐怕很难准确描绘出这些细节。比较起来，现代《中国植物志》所附野慈菰图并没有将这一特征细节表现出来，它所描绘的花序不具有次级分枝。从1485年《德国草药志》（German Herbarius ）来看，欧洲当时的植物绘图水平还比较粗糙，只描绘出了植物轮廓和叶、花的粗略特征，花序的详细特征几乎没有。这是西方植物学家称颂《救荒本草》绘图的一个重要原因。

2.5　开创了中国古代经济植物研究的新领域

《救荒本草》引导了一场对救荒植物研究的浪潮，这被李约瑟称之为“食用植物学家运动（The Esculentist Movement）”。此后，中国涌现了一系列救荒植物的专著，如王磐的《野菜谱》（1524）、周履靖的《茹草编》（1582）、屠本畯的《野菜笺》（约1600）等等。其中鲍山的《野菜博录》（1622）内容多改自《救荒本草》，他本人仅另外增加了几种植物而已，就增加的这几种植物，部分是《救荒本草》中已有植物的重复记载。徐光启《农政全书》（1639）的“荒政”部分，几乎照搬《救荒本草》。

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救荒可食植物（famine food plant）的研究大约在19世纪才起步。

3. 《救荒本草》的历史局限

《救荒本草》虽然代表了当时中国植物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它仍然脱离不了中国古代传统科学实用经验丰富而理论概括不足的缺点。书中的一些问题，大多出自“本草原有”的138条植物。

首先，这138条植物的文字描述大多来源于旧有的本草著作，但却并没有如《政和本草》那样详细注明每一条文字的准确出处。

其次，对来自不同本草著作的多条文字，任意删改、拼凑及糅合掺杂，由此混淆了多个物种。中国古代植物（包括本草）同名异物的情况很多，同一名称的本草药物，其原植物种可能并不相同，有的甚至还隶属不同科属。《救荒本草》把这些来自不同科属的植物名称、产地、性状和药性不加辨别，进行一番“糅合”，形成了一种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四不像”。而这种“四不像”物种的文字描述和植物绘图的描绘又大相径庭。好在现代植物分类学家往往能从其产地及性状上分析出其矛盾的地方。

再次，这138种植物中，对体现神仙方术思想的内容没有剔除，如第235条“何首乌”的内容；对一些传说不加考证而直接收录，如作者对一些有关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植物的说法没有深入探究。

新增植物中，也出现了一些文字描述和绘图不一致的情况，如第258条“月芽树”的文字描述为“其叶两两对生”，但绘图却为互生。

上述这些问题凸显了明代植物学研究者不严谨的一面。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用现代植物分类学的标准来衡量，书中有少数植物被以不同名称描述了两次，如变豆菜和山芹菜。同一栽培种，因性状略有差异，被作为两条收录，如豇豆和紫豇豆。这是民间分类（folk taxonomy）的特点，也反映出当时学者对“种”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当然，这样的要求未免苛刻，因为即便是植物分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种”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相对于六百年前《救荒本草》的巨大成就，上述问题只是小缺憾，并不影响它在中国古代植物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 《救荒本草》的版本及流传

《救荒本草》于明永乐四年（1406）在开封周王府刊刻，书中有卞同序，这个版本可能已经失传。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四年（1525）本，由山西都御史毕昭和按察使蔡天祐重刊于太原，此本前有山西提刑按察司佥事李濂序文，本次译注的底本采用的就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影印的这个本子。我们了解到的其他版本还有：

1. 武宗正德己未重刊本（见日本跻寿堂《医籍备考》）。（注：正德年间无己未，疑《医籍备考》误）

2.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周金重刊，有周金自序。

3.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陆柬重刊本（附《野菜谱》）。这个刊本的序中误以为该书是周宪王编撰。该本后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就采用该本，也沿袭了相同错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的也是这个本子，但仅保留卞同序，原书两卷四册也被拆为八卷，植物排列顺序以及文字上略有不同，植物绘图与嘉靖四年本出入较大。

4. 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乘刊本。此本为删本，只取了原书的112条植物。

5. 万历十四年（1586）李汶重刊本，二卷四册，底本采用陆柬本，但仅收植物411条。

6. 万历二十一年（1593）钱塘胡文焕刊《重刻救荒本草》，该本被收入《格致丛书》，也为删节本，只载112条植物。该本将《野菜谱》纳入其中，虽非另附，但反映其与胡乘刊本的传承关系。

7. 崇祯十二年（1639）徐光启《农政全书》荒政部分中收录《救荒本草》，每条末有“玄扈先生曰”，即徐光启对植物的评价。该本不但调整了书中植物的顺序（如以野生姜代替刺蓟菜为首条），而且将卷数重编为十四卷，并且漏缺“山苘树”条。该书换图、改图严重，许多绘图失去了原植物的性状特征。一些现代植物学者研究《救荒本草》依据的就是这个本子，因此做出了不少错误鉴定。

8. 日本享保元年（1716）皇都柳枝轩刊本。

9. 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重刻本。

10. 清嘉庆十一年（1806）张祥云重刊《格致丛书》本。

11. 清咸丰六年（1856）来鹿堂刻本。

12. 1929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整理本。

13. 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影印本（即嘉靖四年本）。

14. 1980年农业出版社影印本。

5. 《救荒本草》对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影响

由于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植物分类学家研究《救荒本草》是由外国学者首先开始的。19世纪后半叶，担任俄国驻华医官的布莱资奈德（E. Bretschneider）研究中国植物，他在Botanicon Sinicum （1882—1895）中鉴定了约176种《救荒本草》植物。现在看来，他的鉴定存在不少错误，但在当时如果没有他的介绍，德坎多（Alphonse de Candolle）等世界著名植物学家恐怕无法了解到还有这样一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此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植物学教授松村任三在其《植物名汇》及后来的《改订植物名汇》（1915），给《救荒本草》的大多数植物确定了学名。虽然后来松村任三承认自己对许多植物的学名处理不当，但他的研究结果成为研究《救荒本草》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1946年，在华工作的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 E. Read）出版的CHINESE MEDICINE SERIES⑥中，发表了“Famine Foods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 （救荒本草）——Giving their Identity，Nutritional Values and Notes on their Preparation”，是对《救荒本草》植物研究的又一次整理。

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研究《救荒本草》，大概始于1917年留日学者们整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该辞典中明确指出多种植物的中文名出自《救荒本草》。虽然这部辞典辑录的可能是当时日本学者的考证结果，问题较多，但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植物学家开始关注这部植物学专著。如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胡先骕先生在提到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历程时，每每将该书和《植物名实图考》并列，作为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发端。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的钟观光先生，曾潜心研究这部专著。他以松村任三的工作为基础，把每种植物按照科属重新排列，并对《农政全书》“荒政”所录《救荒本草》的植物绘图做了评述，很值得参考。可惜，由于战乱，钟观光先生没有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出版。胡先生和钟先生研究《救荒本草》的几个版本，现珍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1979年，王作宾先生给出一个“413种”的植物名录，作为石声汉校注的新版《农政全书》附录。王先生是植物采集家，熟悉中国北方植物，考证颇为认真，但这一名录是根据《农政全书》本所做出的分类鉴定，且漏掉了“山苘树”一条。

《救荒本草》对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影响，从现代主要植物学工具书中植物中文名的采用上可略窥一斑。20世纪上半叶，一些植物分类学家在选择植物中文名时，往往要查阅《救荒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这两部明清最为重要的植物学专著。虽然相对于学名（拉丁名），中文名只是地方名（local name），但这些植物中文名在传承中国传统植物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统计，《植物名实图考》实际收载的植物约1 800种。《中国植物志》（1955—2003）采用《植物名实图考》的属、科中文名分别为55个和10个（黄胜白和陈重明，1988）。我们统计《救荒本草》收载植物约400种，《中国植物志》从中采用了约100个种中文名，其中57个又作为该种所在属的中文名（见下表），科的中文名采用5个（见下表科的中文名黑体字），足见这部专著在现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心中的分量。

20世纪，老一辈植物学家关心这部书中植物学名的考证工作。从事中国本草研究的裴鉴、周太炎等在他们主编的《中国药用植物图鉴》中给出了《救荒本草》部分原有本草植物的学名。吴征镒先生主编的《新华本草纲要》确定了《救荒本草》约100个种的学名，可能是历来对《救荒本草》中本草原植物研究最深入的一次。此外多位本草学家如赵橘黄、叶桔泉、黄胜白和谢宗万等先生也孜孜不倦地考证其中植物，他们的研究结果反映在《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工具书和部分研究论文中。2007年王家葵等出版了《〈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一书，其中植物学名的评述主要参考了王作宾和吴征镒先生的考证结果。2008年倪根金出版《救荒本草校注》也附有植物学名。近年来从事饮食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其中的野菜。这说明，《救荒本草》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喜爱。

研究《救荒本草》中植物，可能不只关乎植物分类学本身，以此为基础，还可以探讨明代以来中原地区植物或者环境的变迁、本草原植物的历史渊源、农作物的栽培历史、饮食文化、中国传统植物文化和植物科学画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以后也许还会发挥更多作用，但所有的后续研究，如果不能对其中的植物学名首先探究清楚，就失去了研究的基础，难免陷入空谈。

6. 关于本次译注

本次译注之前，我们先点校，后注释。注释重点是从经济植物志的角度，主要注释本书414种植物的学名，顺及书中涉及的其他植物、植物学术语等方面。译文采用科技著作直译的方式。

6.1　点校

点校以明嘉靖四年刊本为底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参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农政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石声汉校注）、《植物名实图考》（1963年中华书局）、《野菜博录》（《四部丛刊》本）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张存惠原刻晦明轩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等。校点主要依照以下原则：

（1）标点根据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使用方法进行。

（2）本书原文为繁体字，本次译注采用简体字，个别易混淆者保持原用繁体字。其中原文中的异体字，一般改为通用体，如匾作扁，喫作吃；讹字改为正字，如刺作剌，剌作刺。依上下文理校者，注明底本讹作某，今据某书改。衍字或脱字也予以注出。

（3）《救荒本草》的各个版本，每种植物排列顺序略有不同，本书根据嘉靖四年版植物的排列顺序标注了阿拉伯数字，作为该种植物在本书中的排列顺序号，附图顺序随各条植物的顺序号。

6.2　注释

6.2.1　植物学名

我们曾经尝试系统整理中国植物学古籍文献中的植物。本书是我们选定的明初代表性的著作。厘定古籍文献中的植物学名，没有标本可以参考，古人对性状的记录往往又比较简略，术语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比鉴定现在的植物实体或标本的难度更大。我们的做法是，在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详考古籍，熟悉方言，遇到疑难问题则“求诸野”，采用民间访谈的方法解决。我们期望像考古学者那样，把古人的记载用现代知识重新解读。因此，我们在前人如E. Bretschneider（1882—1895）、松村任三（1915）、B. E. Read（1946）、王作宾（1979）、《中国植物志》（1955—2002）、《新华本草纲要》（1988—1991）、《中华本草》（1998）等多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证本书414条植物的学名，订正前人的错误；有些植物仅仅靠文字和绘图还是不能准确判断，2007—2008年我们在河南辉县、密县、新乡、郑州、开封、中牟和河南南部商城等地进行了民间访谈和凭证标本采集，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考证出了多种前人遗留的困难物种。当然，由于图文过于简单等原因，有少数植物至今难以确认，本次译注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不勉强给出学名。主要原则如下：

（1）植物拉丁学名一般遵照《中国植物志》和Flora of China （简称FOC ）的分类学处理，择其善者而从之。近年来植物分类学的一些新进展，适当予以采用。

（2）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发现，《救荒本草》中有些描述可能并非指现代植物分类上的一个种，而是该属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多种植物。这些种在现代植物分类学上可以区别，但在当地都被统称为某某，这是民间分类的特点，估计明代也概莫能外。为方便非专业人员的理解，我们尽量将书中的每条记载落实到种，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可能包涵有一些近缘种。

（3）现代植物分类学上一些植物中文名始出于《救荒本草》，但后人将其鉴定错误且沿用已久。由于这些名称涉及不少重要经济植物，为慎重起见，这次注释都予以指出。例如“绞股蓝”，我们在野外调查时发现，《救荒本草》中记载的“绞股蓝”实为现在称之为乌蔹莓Cayratia japonica （Thunb.）Gagnep（葡萄科）的植物，但中国目前重要的植物学工具书如《中国植物志》以及本草学工具书如《中华本草》等都沿用日本学者的观点，将绞股蓝释为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Makino（葫芦科）。

（4）《救荒本草》中有出自“《本草》原有”的植物138条，其中的文字描述及产地记载混乱，有的条目文字描述既混淆了不同科属的多种植物，文字与绘图又非同一种植物，如“威灵仙”、“郁臭苗”等。我们力求在注释中反映出这些问题。处理格式一般是：绘图为某某植物，部分文字为某某植物，图文是否一致等。

（5）对其中少数植物，鉴定意见中冠以“似”和“疑似”字样，以此表示目前研究的不确定程度。

（6）有少数条目的文字描述和植物绘图所提供的鉴定性状有限，难以确定学名，本次注释暂时存疑，附以“待考”字样。

（7）正文附带出现的一些植物名，第一次出现时我们一般给予学名注释。如该植物恰好属于本书条目中的植物，只注释为见本书某某条。例如刺蓟菜文中出现的苦苣，我们注释为“苦苣：见本书第371苦苣菜条”。

（8）该书正文中另外出现了一些本草药名，对这部分的注释，我们主要参考了《新华本草纲要》、《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工具书。

6.2.2　植物产地

《救荒本草》中记载的新增植物主要产自河南布政司。明代，河南布政司下领8府，即开封府、河南府、归德府、汝宁府、南阳府、怀庆府、卫辉府和新德府。本书收载414条植物，有河南详细产地的植物只有174条，约占三分之一，这174条中多数植物产自北部两个府：开封府和卫辉府。产自河南府的植物只有1条，产自南阳府的只有5条。我们把这几个府的地理范围和从属关系在这里作简单介绍，注释中就不再赘述了。

卫辉府，明代洪武元年（1368）改卫辉路置，治所在汲县，即今河南卫辉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新乡、卫辉、辉县、获嘉、淇县等市县地。书中记录的卫辉府植物多产自辉县。

开封府，五代梁开平元年（907）置，北宋辖境相当于今河南延津、长垣以南，扶沟、太康以北，原阳、鄢陵以东，民权、兰考以西地。元初改南京路，又改汴梁路。明复改开封府。洪武中，朱橚就藩开封。书中记录的开封府植物以密县居多。

河南府，唐开元元年（713）改洛州置，治所在洛阳、河南二县（今洛阳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济源市及洛宁、渑池等县以东，新密、巩义二市以西伊、洛、河流域。元改为河南府路。明改为河南府。河南府的植物只记录了巩县1种。

南阳府，元至元八年（1271）改申州置，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伏牛山及叶县以南，新野、桐柏二县以北，舞阳、泌阳二县以西地。南阳府的植物只记录了马鞍山的5种。

本书有240条植物没有记载产地，多记为“处处有之”或“在处有之”等，从现阶段我们的研究来看，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种均是河南北部的植物。

《救荒本草》“《本草》原有”的138条植物出自《政和本草》，而《政和本草》收录的植物产地来自前代或更早的多部本草著作，这些产地多不在河南。这些产地的部分植物与明代《救荒本草》记载的河南植物（根据绘图）可能不是同一种。现在看来，这些旧产地对普通读者理解明代河南植物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因此我们特别提请读者注意。

地名研究是一门特殊学问，我们目前对本书中138条“《本草》原有”的一些地名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对这些地名的注释方法是：先核实这些地名所在中国古代本草著作中的最早出处，根据出处判断著作的成书时间，再依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工具书做出初步判断，然后根据现在的植物分布或药用植物集散地情况加以权衡。

但我们也发现了以下问题：

（1）中国古代本草中，有些地名（行政区建制）明显早于本草最早的成书时间，显然沿用的是前代或更早之前朝代的建制。我们权衡再三，认为只有在注释中尽量根据已有文献提供的信息，反映出该地的行政区划变更情况，时间截止到地名最早出处的成书年代，希望这样能让读者理解古代本草著作中地名沿革的真实情况。

（2）对一些历史上本草原植物有争议条目中的地名，如果了解到古代地名的辖区范围，可以更好地帮助鉴定本草中记录的是哪个物种，也可以用来研究历代本草原植物的变迁。为了方便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和中医药工作者以后研究方便，我们也尽量根据文献提供的信息，将这些地名辖区范围注出来，但不是每条地名都能够做到这一程度，希望读者谅解。

6.2.3　植物形态术语

本书采用的一些形态学术语，与现代植物分类学术语有所不同，如书中的“蓇葖”，并非现在植物学意义上的蓇葖果（follicle），而是指花蕾、花骨朵等含义；“叶”，本书不单指叶子，有时还指复叶上的一枚小叶；“茎”，并非仅仅指树干、枝条，有时还指单叶的叶柄或一枚复叶的叶柄；“角”，并非单指角果，有时还指豆科植物的荚果等；“花心”，有的是指菊科植物头状花序中心的所有管状花。这些描述，本书尽量单独注释出来，以方便读者理解明代作者所用术语的真正含义。

6.2.4　中医药术语

原文中有少量中医、中药术语，本次译注参考了现在比较流行的高等院校教科书如《中药学》（2005，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中医学基础》（2008，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些解释，供读者参考。

6.2.5　其他

其他我们认为现代读者可能会理解困难的术语，我们也适当加以注释。

6.3　译文

因本书是科技著作，正文译文大多采用直译方式。

6.4　插图

底本插图中有的绘图线条模糊不清，有专家建议重新描一遍。但原有虚实结合线条却是原绘图者为描绘植物神采而故意为之，考虑到历史上该书各个版本重刻后绘图失真的严重教训，我们仍坚持保留底本的原图。

7. 附录

为方便读者查阅植物中文名和学名，本书附录包括植物中文名索引和植物学名（拉丁名）索引。

王锦秀
2011年7月
于香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