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任《非韓》（節録）
此《論衡》之一篇也，屬論辨類。
後漢風氣務名而不務實，故當時政論之家，多主以刑名法術整齊之，魏武帝、諸葛孔明皆任法爲治，時勢之要求則然也。諸論政之家，以王仲任之《論衡》最爲世所稱，今舉一篇，以代表其餘。王符《潛夫論》、崔寔《政論》等可以參看。仲任可取處在思想，其文筆則不甚健。《論衡》一書以理勝，非以文勝。仲任思想，自是可取，然近人推崇似又太過。仲任之學，實出申韓，以此論治而救末流之弊則通，以此等見解推之以論一切事則病矣。近人推仲任，謂其能破除迷信也。然古之有學問者，何人嘗迷信哉！仲任論事精闢處甚多，固執可笑處亦不少。胡適之譏章實齋駡袁子才爲紹興師爺口吻，見所著《章實齋年譜》。若仲任者，則紹興師爺口吻之尤甚者也。凡觀古人之文，宜設身處地，細考其所處之時地及其所與言之人，並須察度其人性情學問如何，然後能真瞭解其言，不致偏護古人，亦不至厚誣古人。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遠，普通之事理，談學問者，亦多能見之，決無舉世皆愚陋，一二人獨明智之理也。此等方法，今人固恒言之，然往往自己便不能用，此好談方法而不肯問學之過也。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論衡》全書，以此篇爲最佳，以韓非論事，本係執殺一面，而仲任還以執殺一面之語駁之，故其言多合理也。此外駁他家之語，則多“將活語作死語看”，看似警快，實多勉强處。至其駁世俗迷信之語，則被駁之對方，本無價值也。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
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説，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脱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强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强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强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
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强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强，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鋭，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强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强則奮威。秦以兵强，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吕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吕后議，進不過强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强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强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禦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
凡人禀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禄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驕，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
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俞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絶，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絶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