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山海经》积累丰富药物

春秋战国时期，从文献记载看虽未有药物专书问世，但已出现了非医药专书却论述着丰富药物产地、效能、作用的书籍，它反映了人们对药物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深入，这就是《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地理著作，共18篇，据研究，其中14篇成书于战国时期，但保存了不少远古关于山川、物产、药物、祭礼、巫医等的神话传说故事，是我们研究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医、药、卫生状况的一部重要著作。

《山海经》究竟记述了多少药物，尚无统一的数字，一般而论，有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3种暂不能分其属性，共计126种。根据研究的，按药物之功用约可分为九类：

第一类为补益类，即服用能使人身体强壮、多力、增强记忆、延年益寿不老，甚至还有美人色之作用等，这类药物有欀、枥木、狌狌等。

第二类为种子药，服这类药可以多生子女，这类药物有鴢鴢、鹿蜀等。

第三类为不孕药类，强调服之使人不能生育，这类药物有黄棘、蓇蓉等。

第四类为防疫病药类，认为青耕、三足黾、珠别鱼等，人食之可以已御疫，薰草佩之可以治麻风病，也就是有预防传染病流行的作用。

第五类为有毒药物类，强调这类药物人食之可以杀人，又可用以毒鼠，例如礜石、无条皆能毒鼠，师鱼等食之杀人，莽草、芒草等可以毒鱼。

第六类为解毒药类，前叙述了毒药类，这里又叙述解毒药类，由此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药物知识已十分丰富，解毒药有焉酸、耳鼠等，前者记有可以治毒，后者记有可御百毒。

第七类为兴奋药类，例如，所记载的，强调食之使人不卧，而对鱼，强调食之使人不能入睡等。

第八类是杀虫药类，记有肥遗，可以杀虫，黄雚沐浴可以已疥疮等。

第九类是兽药类，虽是兽医内容，但在远古时期，人医、兽医是不分的。记载兽药有杜衡、芑、流赭等可涂牛马无病，增强马力，治牛、马病等。由此给我们许多启发：其一，春秋战国时期或已有兽医作为一个职业独立出现；其二，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早，牛、马在人们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不如此不会有治牛、马病的药物。

《山海经》所述126种药物，经考证尚可知其是后世之何种药名，在药效方面也还能找到其发展的轨迹。因此，可以说明后世本草专著的出现，与《诗经》、《山海经》之有关药物的记述是息息相关的，也可以这么认为，没有《诗经》、《山海经》保存下来，恐怕很难有《神农本草经》的编撰，即使有《神农本草经》一类书籍出现，也很难有那么丰富的内容。

《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包括内科、外科、五官科及预防医学的50余种疾病的症状，有的被后世中医典籍所采纳。如疠、痈、疸、瘕、痔、癣、痿、蛊、疟、瘿等，已成为中医学的专用术语，这些都反映了传统文化与中医的渊源关系。

巫是上古时期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巫与医是集于一身的。《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丕凡、丕相……皆操不死之药而距之”。

可见，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巫医以简单的医药学知识和治疗方法，杂以祈祷、禁咒祭祀等“祝由”之术，给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唐代诗人李贺《浩歌》中写道：“彭祖巫咸几回死”。巫咸指的是商朝名巫咸彭。《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咸彭往来灵山采百药，以祛疾疗灾。说明巫医混杂，正是早期医药启蒙阶段的多元的历史特点。

《黄帝内经》诞生，标志着巫医两者的解体，中医药学已具备了独立分科的必然。但后世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祝由”有了新的见解，认为其中包含着心理的治疗，情志调摄和气功导引的科学成分。

针灸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独特的创造与贡献。针灸的起源很早，是从砭石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所谓箴石，不仅是原始的外科医疗工具，也是我国针灸术的萌芽。从石砭、骨针、竹针到青铜及铁针，针灸工具的进化只是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大荒北经》还记载了气功疗法。说：“继天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文中所说的食气，指的就是气功导引。与后世的“辟谷”当有渊源关系。

《山海经》中的关医药学的记载，晚于殷墟甲骨文，早于《黄帝内经》和《五十二病方》。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山海经》所载存的医药学信息，应该说有着特定的历史环节的传真和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