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无为之治”的四原则 四标准

【原文】

以正①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②而民自朴。

【注释】

①正：端正、公平。

②无欲：勘校本作“欲不欲”，帛书甲本缺，乙本作“欲不欲”，王弼本作“无欲”。以为从王弼本妥。

【译文】

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以出奇诡秘的计谋用兵，用无为的政治统治天下。我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下面这些：

天下的禁忌越多，人民就越贫穷；民间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民的技巧智慧越多，邪恶的事情就层出不穷；法令越严明，盗贼反而越多。

所以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能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就能自然端正；我不挑扰人民，人民就能自然富裕；我不贪婪，人民就能自然朴实。”

【评析】

先说“以奇用兵”。《道德经》不是兵书，但其中不排除有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在前面章节里已经说到的问题。例如本章讲“以奇用兵”，实际上讲的是军事问题。在老子的观念中，用兵是一种诡秘、奇诈的行为，因而在用兵时就要注意想奇法、设奇计、出奇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出奇制胜。这表明，老子的用兵之计与治国安邦有截然的区别，即用兵要奇，治国要正。“以奇用兵”实际就是要变化莫测、神出鬼没。战争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国家政治无法正常运轨时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老子反对战争，但战争却不可避免。因此，老子在《道德经》里就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个“以奇用兵”之计，不是为昏君、暴君出谋划策，而是为弱者、为正义之师设想的。

再说第二层意思。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是老子对国计民生的具体思考。胡寄窗写道：“老子把工艺技巧认定为社会祸乱的原因，他们要求废除工艺技巧，甚至认为盗贼之产生也是由于工艺技巧的关系”，“可见他们对工艺技巧的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工艺技巧是道家经济思想的特点。初期儒家并不根本反对工艺之事，只不赞成儒者从事工艺，甚至有时还承认工艺的重要作用。墨家之推重工艺自不必说。战国后期的儒法各学派，虽鄙视工艺，但尚肯定工艺之社会作用。只有道家才错误地把工艺看作是社会祸乱的根源。”“老子反对工艺技巧的这一观点，非常奇特，与战国各学派以及战国以后各封建时期的思想都迥然不同。

这一观点本身不仅是消极落后，而且是反动的。”这种分析虽有其道理，但我们感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再作分辨。老子重视“无为”，重视“质朴”，重视“勤俭”，他反对工商的观点有其指导思想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客观地讲，老子并不是笼统地、绝对地反对工商，他主要反对的是统治者借工商积敛财货，过奢侈豪华、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并不反对老百姓求富，因为在本章中，老子说“我无事，而民自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笼统地讲老子反对工商业的发展，恐怕还要再找一些论据。

【解读】

哲学家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并经过不断学习，最后功成身遂通达世出世间法，阐述出了哲学文化，形成了一套实用主义的价值体系。然后以权效国者们将其学习将其参考来作为一些治国的理念。忠效国家，忠效人民，是以权效国者的根本。一个人从庶民过渡为一个以权效国者，那必然是以权效国。要创造实用主义的价值奉献于国家，奉献于人民，奉献于社会。最伟大的以权效者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从庶民过渡为以权效国者一定是以权效国的，如果不是以此作为，那就完全是一个从刁民投机到国权中的奸贼。这些败类不会为人民大众服务，只会为自己的升官发财着想。受损的是国权，得利的却是这些奸贼。如此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忠效国家忠效人民的以权效国者把握国家大权，守持正道，引领国家引领民族有着正确的走向。这些以权效国者们有共同的信仰，他们为了信仰生，为了信仰活，为了信仰死。这些以权效国者在一起就是人民的政党，其政权当然也是人民的政权。因为有着至高无上的信仰，所以绝不容许有投机分子混入政权来蚕食国家的政治命脉。若被那些乌合之众掌握了大权，那政权就会不断腐败，最终而腐朽绝顶。然后就又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改朝换代的悲剧就又再重演，成千上万的人就会无辜死去。当权者创造法律将其公布，然后用来维护社会的秩序。法律的义务是先卫国，再卫民，最后卫党。若顺序相反，那就会国法刻薄，天下皆罪民，人民干什么那都是犯罪。国法岂能尽以当权者的利益为核心？只有昏庸的国君，无道的政权才会如此作为。社会是要有讲究的，但也不能穷讲究。该讲究的不讲究，不该讲究的穷讲究，这就限制了社会的进步，限制了国民素质的提升，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正确的治国之道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着国家的走向，关系着人民的安危，甚至关系着人类的命运。

【故事】

天下第一谏臣魏征

魏徵的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徵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徵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怀大志，喜好读书，多所涉览，尤注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

唐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请教执政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除了军国大事外，还对唐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提出善意的批评。很多时候，尽管唐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唐太宗偃戈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唐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长久安定的人民容易自满，自满就难以教化；经历乱世的人民容易愁苦，而愁苦就有利于教化。这就像饥饿的人渴望食物，焦渴的人渴望饮水一样。

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本的施政方针。

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屡动甲兵，徭役繁重，虽然富强，最后失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现在唐朝初定，在大乱之后，人心思治，所以当以安静为本。他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唐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并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国库的开支。

在当时，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

他认为，尽管唐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但皇上大规模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费用实属不该。唐太宗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就停止了东封活动。

魏徵认识到，帝王修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会疲劳百姓。在与唐太宗谈及此事时，魏徵曾以隋亡为鉴，说隋炀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提醒唐太宗切忌奢侈，以防重蹈覆辙。

唐太宗曾让人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就上言，劝阻此事。唐太宗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何谓明君暗君？

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是因为他兼听；君之所以暗，是因为他偏信。”

他主张君主兼听纳下，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而臣下也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积极上书规谏，匡弼时政。如此一来，君臣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5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之士，这是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魏徵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时，一般是专取其才，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德兼备者不可任。

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此外，他也反对重用宦官。

在这方面，唐太宗很多时候都采纳了魏徵的意见。

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

他以此提醒唐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他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唐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639年5月，魏徵趁唐太宗诏五品以上官员议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唐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唐太宗搜求珍玩，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频事游猎，无事兴兵等10条弊端，言辞直白，鞭辟入里，再次提醒唐太宗慎终如始。

唐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采纳，并对他说：“朕今天知道自己的过错了，也愿意改正。如若违背此言，再无面目见到诸位爱卿！”

说完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还赐予魏徵黄金10斤、马两匹。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唐太宗理政，已成为唐太宗的左手右臂，以至于助成“贞观之治”。

魏徵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于将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此论治道，劝唐太宗。

他根据唐太宗的诏令，修撰了《周史》、《齐史》、《梁史》、《陈史》、《隋史》五朝历史。五部史书总监虽是房玄龄，但房玄龄政务繁忙，魏徵是实际的总监。

他还亲自动手，撰写了《隋史》的序和论，还为《梁书》、《陈书》、《齐史》写了总论。他治史谨严，有“良史”之称。

636年，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为嘉奖魏徵，加封魏徵为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

642年7月，魏徵病重，唐太宗下手诏慰问。

魏徵居室简陋，生活俭朴。唐太宗还特别下令为他建了一个正厅，还赐给屏风等物。

同年9月，唐太宗说：“方今群臣，忠直没有超过魏徵的。”于是，罢去魏徵的宰相职务，拜为太子太师。魏徵去世时，唐太宗亲临魏家哀悼，悲痛异常。他停朝5天，令百官参加葬礼。送葬时还登楼遥望魏徵灵柩，还亲自为魏徵写了碑文。

唐太宗对魏徵的去世，十分悲痛。曾感叹地说：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他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魏徵的历史性评价。

救时宰相姚崇

姚崇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姚懿，在贞观年间做过巂州都督。姚崇年少时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入任，始授濮州司仓参军，后又任司刑丞。

此时正值武则天执政时期，严刑峻法横行，姚崇理案刑狱，执法公正，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出来。他的才能引起了上司的重视，连连晋升，不久任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

武则天是个重视人才的女皇帝，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姚崇。其时，契丹举兵攻陷河北数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上书提出应急对策，武则天见他的上书剖析周密，论理精到，便破格升为兵部侍郎。

武则天前期执政，奖励告密，重用酷吏，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姚崇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今后收到告发谋反状子，把它收起来，不再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

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1000两。

姚崇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势。

当时，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倚仗武则天，横行朝中。

704年，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要把京城的10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此事本来是件小事，但为了遏制张易之的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姚崇就是不答应。

张易之因此记恨在心，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姚崇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姚崇还是三品，但其实已是徒有官名，并无实权。

赴任前，武则天要姚崇荐举宰相人才，姚崇继狄仁杰后，再次推荐张柬之，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武则天就让张柬之做了宰相。

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深感不满。同时朝臣们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更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们。

由于武则天袒护，二张始终在逍遥法外。后来，张柬之与杨之琰密谋，率500名御林兵，直接进入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不法恶徒。

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这就是唐中宗。

唐中宗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侯，食邑200户。

但姚崇心里明白，唐中宗昏庸，武氏家族的势力还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罢相远离京城。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削了张柬之等5人的实权，5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独得以免死。姚崇罢相后，先后在亳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城，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斗争。此时，朝廷几经皇权争斗，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以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这就是唐睿宗。

唐睿宗于710年6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

唐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于是，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

昏庸的唐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于是，姚被贬为申州刺史。以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姚崇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后调任同州刺史。

712年，李隆基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唐玄宗。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想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

713年，唐玄宗密召姚崇前来，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不知疲倦。

唐玄宗就要拜姚崇为相，姚崇说：“我有10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

姚崇所说的10点意见，大意是：

1.朝廷以前用以严刑峻法治理臣民，臣希望今后施政，应当以仁恕为先。

2.先朝高宗，征伐吐蕃，兵败青海，臣希望陛下不要贪求边功。

3.近来奸佞之徒触犯国法，而这些奸佞之徒，皆受宠幸而免罪，臣希望守法从近臣开始。

4.武后临朝，传达旨意的重任出自宦官之口，臣希望今后宦官不得干预朝政。

5.豪门贵戚为了媚上，随意征缴苛捐杂税，搜刮百姓，公卿方镇也多效法，臣希望除国家的租庸赋税以外，杜绝一切苛捐杂税。

6.皇亲国戚争权，朝廷内乱，政权不稳，臣希望皇亲国威以后不要担任台省要职。

7.先朝对群臣轻慢无礼，有失君臣之敬，臣希望君主对大臣须待之以礼。

8.先朝擅杀忠臣，使诤臣灰心丧志，臣希望敢于犯颜直谏，批逆鳞，犯忌讳。

9.武后建造福先寺，上皇建造金山、玉真二观，工程浩大，耗费百万，臣请以后杜绝营造佛寺道观。

10.汉朝外戚吕禄、王莽等横行不法，乱了天下，坏了国家，臣请以此为鉴，作为后世万代吸取的教训。

这十点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诸方面，可谓切中时弊，为救世之良方。这对急于振兴国家的唐玄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每一项建议，他欣然表示赞同，并且一一采纳。并拜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当上了宰相的姚崇，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举凡军国要事，玄宗都一一要和宰相商议。唐玄宗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姚崇既掌相权，又掌军权，是这时的大刀阔斧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

姚崇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看到武后末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指挥禁军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多次发生政变。

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接连发生了5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姚崇协助玄宗，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职事。从此，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

姚崇还规谏唐玄宗，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

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权势的膨胀，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降到地方做州刺史。

上述这些措施，像釜底抽薪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

姚崇在整顿吏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唐中宗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于是，姚崇大量裁减冗员，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撤销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等10余所机构。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冗员，也减轻了国库的负担。

姚崇荐官取士，以品德才能为主要。他所推荐的广州都督宋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

姚崇还重视用法治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

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薛王到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

姚崇于是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正确，不可赦免。”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开元初期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获得了大发展。

716年，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只好坐以待毙，求上天显灵禳灾。在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书玄宗，主张应想尽办法捕杀蝗虫。

当时朝议纷纷，姚崇力排众议，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于是，姚崇排除了干扰，下令捕蝗。

他特派遣御史，取名“捕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捕蝗。仅汴州一地就捕获蝗虫14万石，而入汴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山东人民的奋力捕杀，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大灾难。

716年，姚崇辞去宰相之位，朝廷授予他开府仪同之司。虽然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唐玄宗还是经常听取他的意见。

721年9月，姚崇病逝，终年72岁。病危之时，嘱咐子孙不要铺张，一定要薄葬。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姚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

刚直果决的寇准

寇准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寇延良，颇有才学。其父寇相，善书画，能诗文。寇准由于受家庭的熏陶，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上进。

19岁时赴京应试，一举中第，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

寇准为政清廉。他在任知县期间，对属下衙役要求严格，不准他们横行乡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严格按照朝廷的明文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了防止属下不法之徒巧立名目，额外增收，以饱私囊，他令人把县中应当纳税、服役者的姓名、住址等项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中，公布于众。

老百姓见寇准执法公正，为政清廉，体察民情，爱民如子，都深受感动。凡是应该缴纳赋税者，无不如数按时送交，从不拖延时日。后来寇准到了宋太宗身边，他更是断案如鉴，反对徇情枉法，深得宋太宗器重。

寇准在两次废立太子的重大事件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和善断大事的品质。

一次是废楚王赵元佐太子。

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由于营救宋太宗之弟赵廷美没有成功，得了心病，行为变得粗暴残忍。身边的人稍有过失，他就用残酷的刑罚处死。

宋太宗多次训诫他，始终未见好转。宋太宗召见当时在郓州做通判的寇准，请他筹划一个万全之策。

寇准对宋太宗说：“请陛下找个机会，命太子代您主持某项典礼，他左右人员必定随行，然后陛下派人往东宫仔细搜查，果真有不法的事情等太子回来拿给他看，把他废除。到时候只要一个太监的力量就够了。”

宋太宗接受了寇准的计策，趁太子外出，派人从他的宫中果然搜出了许多刑具，有剜眼睛的、抽筋条的、割舌头的等。在大量物证面前，赵元佐只好低头认罪。于是，他被顺理成章地废黜了，没有发生任何风波。

另一次是立襄王赵元侃。

那是994年的事。当时宋太宗已近暮年，为立太子事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加上身患脚疾，疼痛难忍，真可谓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很需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与他为伴，向他一吐衷肠。

于是，宋太宗就召见寇准，询问谁可以继承皇位。寇准此时虽然心中有个人选，但不知宋太宗心中倾向于哪一个，因此不便直接回答宋太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只给宋太宗提出一个选立太子的原则：“只要陛下您自己选择能符合天下人所期望的人，就可以了。”

宋太宗听罢，低头思之良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你看襄王赵元侃可以吗？”

其实寇准心中所想的也是襄王赵元侃，于是连忙说道：“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您当即决定。”

立太子的事，君臣两人就这样决定了，宋太宗从此了却了一桩心事，心情也就舒畅了。

宋真宗继位时，边患吃紧。1004年，宋真宗任寇准为宰相。同年9月，辽朝又派小股游骑侵犯宋边境，作战稍有不利，就急忙引军退却，似无大举进兵与宋军交战之意。

寇准接到这个军情报告，料定此为辽朝兴兵南下大举侵犯的前兆，故立刻上奏宋真宗说：“辽军此举是想麻痹我们。我们应当加紧训练部队，任命将帅，并且要选派精锐部队占据军事要地，以防辽军大举进犯。”

在寇准的建议下，宋军调兵遣将，严阵以待。果然不出寇准所料，1004年11月，辽军大举南下。辽朝萧太后、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大将萧达率军20万直进中原，军情十分危急，宋朝上下一片惊慌。一个晚上竟有5封军情机密文书由探马飞送相府。而身为朝廷重臣的寇准却十分镇定，他对紧急军情文书连拆也不拆，照常饮酒，谈笑如常。第二天，有人将此事奏报宋真宗，宋真宗大惊，责问寇准为何如此？

寇准于是回答说：“陛下想了结此事，不出5天定见分晓。”

宋真宗问寇准有何退兵良策。

寇准提出要宋真宗御驾亲赴澶州坐镇，这样必能克敌制胜。朝内群臣见寇准提出要宋真宗御驾亲征，感到事情重大，也怕自己被派随驾前往，因此个个胆战心惊，纷纷准备退朝，以免皇帝怪罪。寇准见群臣如此萎缩退却，心中甚是不悦，便严词厉声制止。

宋真宗也感到十分为难，想要回到内宫，然后再议决此事。寇准一看宋真宗有不愿亲征之意，一旦回宫，这件事就难办了。就急忙对宋真宗说：“陛下一旦回宫，群臣就再难见到您，那就要误大事了。请您不要回宫。”宋真宗在寇准的强谏之下，万般无奈，只好同意讨论是否亲征事宜。

1004年12月，宋真宗亲率大军行至澶州南城。当时辽军气势正盛，众人都请宋真宗住下，以观察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进止。而寇准则坚决请求宋真宗继续前进。

在寇准等人的竭力主张下，宋真宗渡过了黄河，来到了澶州北城的门楼之上。远近的宋军望见帝辇的华盖，无不欢呼雀跃，军威大振，其声音数十里之外都能听见。而辽兵听到宋军的欢呼声，个个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宋真宗到澶州后，委托寇准全权处理军务大事。

寇准治军号令严明，处事果断，指挥有素，士卒既畏惧又心悦诚服。有一天，辽军为探虚实，派数千骑逼近城下。寇准命令士卒出击，斩杀和活捉了辽军一大半，扭转了被动局面。后来，辽军统帅萧挞凛亲临战场督战，宋军威虎军头张瑰守用床子弩，一箭射中挞凛前额，挞凛中箭身亡，辽兵只好退去。

宋真宗留寇准在北城之上坐镇指挥，但过些时候，他又派人去看寇准在干什么。派去的人回报，寇准正在饮酒、下棋，他屋子里的戏谑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宋真宗见寇准如此从容镇定，心中不再忧虑。辽朝是损兵折将，损失十分惨重，无力再战。萧太后只好派使前来澶州，请求罢兵议和。辽朝提出要宋朝把关南的土地让给辽朝。宋真宗听说后认为，辽朝使臣所说割地一事，毫无道理。但如果只索要金银玉帛，对朝廷倒也无伤大体。

寇准不愿给辽朝金银玉帛，而且还提出要辽朝向宋朝称臣，并献上幽、蓟二州的土地。他向宋真宗说：“只有这样，才可保边境百年无事，否则数十年之后，戎狄又起贪心了。”

宋真宗急于求和，对寇准说：“数十年后自然有守土尽责之人，我不忍心百姓生灵涂炭，姑且按辽朝提出的要求讲和算了。”并立即派曹利用前往辽朝谈判。宋真宗还对曹利用说：“实在不得已，就是百万钱也行。”

寇准得知此消息后，立刻召曹利用到帷幄之中，对他正色道：“你虽有圣旨，但你答应辽朝如超过30万，我就砍你的头。”

曹利用到了辽朝，最终以白银10万两、丝绢20万匹为代价与辽朝达成和约而还。

这一次，寇准虽然未能彻底改变宋朝给辽朝输送金银玉帛的结局，但却保住了宋朝的北方领土，并且使经济损失控制在一定的限度。

宋军在澶州大胜辽军，首功当归寇准。宋真宗对他特别厚爱，寇准也十分高兴。

宋真宗的宰相王钦若因为以前请驾南迁一事，曾经当众遭到寇准的痛斥，因此，他对寇准怀恨在心，总想借机谗言陷害寇准。

一天，宋真宗召见群臣，寇准未等散朝先走一步。王钦若一看时机已到，便乘机进言说：“陛下如此尊敬寇准，那您看他是不是匡扶社稷之臣呢？”

宋真宗说：“当然是了。”

王钦若说：“澶州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还把它当成寇准的功劳，这是为什么呢？”

宋真宗不觉愕然惊诧，忙问其中缘故。

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奇耻大辱，而陛下为万乘之主，与虏订盟于城下，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吗？”宋真宗愀然不乐。

王钦若又进谗言说：“陛下知道赌博吗？赌博者赌钱非输光不可，常常罄其所有以做抵押，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您成了寇准的‘孤注’了，这是很危险的呀！”

宋真宗听了小人的谗言，逐渐疏远寇准，罢了他的宰相之职，降为刑部尚书，让他外任陕州去了。

1023年，寇准在贫病交加和心情抑郁中去世了。同年登基的宋仁宗调任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书下到雷州贬所时，可惜寇准再也难以从命赴任了。在寇准灵车北归洛阳的路上，沿途官员和百姓设祭哭拜，并在路旁遍插竹枝，上面悬挂纸钱。

据说一个月之后，那些插在路旁的竹枝上都生出了新笋。百姓纷纷议论：寇公之死，感天动地，插竹生笋，乃是寇公感化上天所致。其实，插竹生笋，是人们表示对寇准的爱戴之情，是歌颂寇准的高风亮节。后来，百姓又为寇公修祠筑庙，并年年按时祭奠，这也是对寇准的永远怀念。

执法如山的包拯

包拯在28岁时考中了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当初考取进士后，担任大理评事，实职为建昌知县。

但包拯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不忍心离开，就推辞没有去就职，后来调任和州管收税的官。父母不愿离开家乡，包拯就辞掉官职，日夜侍奉双亲，这样过了10年。

父母相继去世后，包拯还在父母的坟旁建造了一个茅屋守孝。守孝期满后，还在父母坟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去，最后经别人劝说，才到吏部报到。

包拯做官期间，每到一个地方都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由于他认真处理政事，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所以很受人民爱戴。

包拯在出任扬州天长知县时，一天，有个农民来告状，说他家的牛昨晚被人割了舌头，请求查清此案为民伸张正义。

包拯询问了一些问题，估计是冤案，但没有证据，就对农民说：“你先回去吧！”

那农民不走，说：“我的牛流血不止，不能吃东西，怕是活不长了，那该怎么办？”

包拯说：“你回家把牛宰了，但不要声张。”

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能私自宰杀耕牛的。农民回家后，真的把牛给杀了。

几天后，有人举报说：“有人违反官府命令私自宰耕牛。”

包拯盘问：“你知道他为什么宰杀耕牛吗？”

那人回答：“不清楚，听人说好像是舌头割掉了。”

包拯脸一沉，说：“给我拿下！”

那人大吃一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忙认罪求饶，一桩奇案立刻真相大白。从此民间流传有个审判牛舌案的包公。

包拯刚到庐州时，县衙门口告状的人忽然多了起来。包拯感到奇怪，于是亲自到县衙了解实情。原来好多人是告包拯的舅舅抢占民田，欺压百姓。

包拯很生气责问县令：“这些案件为何不审理？”

县令说：“那些人是诬告，我已命令派人把他们赶跑了。”

包拯听了更生气，厉声问道：“你怎知是诬告？身为县令，你本应为民做主，却不体恤民情，反把告状的人赶跑，理应将你查办。姑念你是初犯，暂且放过。你现在要加紧审理！”

县令并不知道包公是什么意思，还以为他与其他的上司一样要贪污包庇，所以不知如何是好。按法律应该逮捕包拯的舅舅，但是他不敢这样做。

因此，他吞吞吐吐地说：“包大人，现在公务繁忙，这个案子就先压一下。”

包拯坚决不同意，他亲自派人将舅舅缉拿归案。

包拯夫人董氏劝他手下留情，包拯说：“不是我包拯无情无义，是舅舅胡作非为，天怒人怨，我是这里的父母官，理应执法严明，不徇私情，大公无私。舅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我如果宽恕了他，不依法惩治，我就无法再管理这庐州了。”

包拯的儿媳崔氏也来求情。包拯对儿媳说：“舅爷照顾你，我很感激，可这和案子是两回事，他犯了法，我如不执法，告状的百姓会怎么看我，他们还会相信官府吗？”

包拯把平民百姓送来的一份份状子摆在面前，又令衙役找来原告，然后让衙役将舅舅带上大堂。

包拯舅舅发现坐在堂上审他的是自己的外甥，气得浑身发抖。

包拯怒喝道：“大胆罪犯，你扰乱乡里，不但不老实认罪，反辱骂本官，有失体统！拉下去，打！”

衙役立刻将舅舅拉下，重打40大板。那些同包拯舅舅一样横行霸道的乡绅都在府衙门外等候，当他们听到“啪啪”的板子声，都大惊失色，吓得屁滚尿流。从此，这些人再也不敢肆意妄为了。

人们都赞扬包拯为民除害。包拯执法严明，不徇私情，得到了民众的爱戴，同时也震慑住了一批横行不法的乡绅。

有一年发大水，河道阻滞，积水不通，经过调查，是一些地主侵占河道用来修筑花园。包拯下令，清除全部河道上的建筑。地主们不肯拆除，拿出一张地契狡辩说那是他家的产业。包拯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地契是地主自己伪造的，他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地主拆掉花园，并向宋仁宗揭发那些地主的恶行。地主见包拯执法如山，公正廉明，怕事情闹大了对自己不利，便乖乖地拆了花园。

包拯在开封府当府尹时，改变陈规，采取有利于百姓申冤的措施。开封府原来规定百姓到府衙告状，不能直接到公堂向知府递交诉状。

诉状由“牌司”传递，老百姓为了自己的诉状能够递上去，只有花钱贿赂他们，否则诉状就递不上去。包拯于是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陈述案情，为了方便，甚至连通往大堂的小门都拆了。

包拯在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事期间，以唐代的魏徵为榜样，敢于直谏。他多次当面批评皇上朝令夕改，失信于民的行为，并积极向皇上进言要听取和接受合理的意见，明辨是非，爱惜人才，端正刑法。

包拯当监察御史时，有一个叫张尧佐的人，因为他的侄女得到宋仁宗的宠爱而得到三司使的高位，包揽了全国的贡赋和财政事务。他贪婪成性，对老百姓大加搜刮，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有许多官员向宋仁宗告张尧佐的状都被扣住了。

包拯知道后，亲自去拜见宋仁宗，劝说仁宗“不要爱屋及乌，使没有才德的人身居高位，使天下人失望”。宋仁宗虽不愿意撤张尧佐的官，但还是照办了。改任为地方节度使，包拯认为不妥，又上书苦谏。宋仁宗因怕宠妃生气，不忍革去张尧佐之职，包拯以辞官归隐威胁宋仁宗，宋仁宗只好相让，永远不提升张尧佐的职。

当时有个叫王逵的人，曾任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的路转运使，每到一地他都要随意加派苛捐杂税，侵吞公款。包拯屡次上书弹劾。宋仁宗才把王逵贬为徐州知州。

由于王逵关系网十分严密，不久又恢复原职。包拯得知后，第七次上书，直言王逵之恶，指责其“不管到哪里任职，都不讲法理。残酷地对待百姓，民怨极大，恳请罢免其职务，以免天下百姓受累”。

由于包拯据理抗争，宋仁宗罢免了王逵，为民除了一大害。此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包拯弹劾官吏不避权贵。郭承佑是宋太宗的孙女婿，并且是宋仁宗皇后郭氏的族人，所以职务升迁很快。包拯在应天府时，因弹劾郭承佑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而遭到贬黜。

过了不久，宋仁宗又派郭承佑负责代州的边防。代州是防御辽朝的最前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郭承佑却不懂军事。包拯从国家利益出发，上书请求罢免郭承佑，另选军事能人。这次，宋仁宗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包拯弹劾官吏完全是根据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执公进言，绝无个人恩怨，因此，连被弹劾的官员也无话可说。

1041年，包拯调到端州，即今广东省高要县做知州。端州是当时每年进献给皇帝的贡品端砚的产地。

因为有利可图，在包拯来之前的知州，都趁机向老百姓征收大量的端砚，送给朝里的大官们，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

包拯到端州以后，不但没有贪污一块端砚，而且派人查清以前官吏贪污端砚的情况，然后严格规定按每年20块的数量制造端砚，官员贪污的端砚一律交公，百姓制砚的工钱由官府付给，给当地百姓减轻了负担。同时也得罪了其他的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但是，包拯一点儿也不害怕。

包拯主持三司期间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种封藏于仓库供皇帝用的物品，都从各地摊派，造成百姓困难。包拯特此设立市场，实行公平买卖，此后百姓不再受到侵扰。

泰州、陕州、斜谷一带官府衙门的造船木材，大都是向百姓征来。契丹在关塞附近聚集军队，边境的州郡经常发来警报，朝廷命令包拯到河北征调军用粮草。

包拯上书说：“漳河一带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然而大多被用来牧马，请把这些土地全部交还百姓，让他们耕作种植。”

解州池盐的专卖法令，加重了百姓负担，包拯到那里筹划，请准一律听凭自由买卖。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包拯性格严峻正直，他厌恶官吏盘剥百姓，他不轻易与人相交，不会用伪装的笑脸来讨别人喜欢，当时曾流传着包拯的笑脸和黄河的水变清一样难以看到。平时没有私人请托的书信，旧友、亲戚同乡都断绝往来。

包拯虽然当官了，可是衣服、饮食同当平民时一样，这在宋代官场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还经常嘱咐孩子们说：“我的后代子孙做了官，若有犯贪污罪的，就不得回老家，死了不许葬在祖坟中。不顺从我的心意，就不是我的子孙。”

包拯在一次处理政务时，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旋即病逝，终年66岁。由于包拯正直无私，赢得了历代人民的衷心敬仰，他的事迹妇孺皆知，形象被神化，他的英名千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