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太宗任用房玄龄

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年—公元649年）的第一名相，被太宗视为“左右手”。史书记载：“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太宗即位后，以房玄龄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又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为第一，不问资历、亲疏，唯以功绩、贡献为标准。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最先响应李渊，举兵反隋，可后来“未尝躬行阵营”，又有重要征战的失误。而房玄龄等虽为“刀笔吏”，却有“决胜帷幄、定社稷”之功。尽管太宗叔父李神通、将军丘师利等一批战将不服，太宗仍然劝说叔父“不可缘私与功臣竞先后”，李神通未能功居第一。众战将见太宗用人“不私其亲”，不问资历，更加勤奋习武，争立战功。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太宗委房玄龄以重任的同时，又非常关心尚书省的政务。一天，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在指出房玄龄等埋头琐务而忽略求贤之后，为避免左、右仆射为琐事纠缠，太宗下敕规定：尚书省细务，专由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这中间既明确了宰相的主要职责，又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反映了太宗用人，不仅倚重信任，而且关心爱护。

贞观后期，太宗在用人问题上仍然有十分可取之处。本来，广开言路、鼓励直谏，都是为了听取有益意见、招揽贤才。可到后来，渐渐被扭曲为“讦人细事”，甚至成为告密的手段。对此，太宗始终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起，他不断强调：“自今复有为此者，朕以谗人罪之。”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亲征高丽，命太子监国，房玄龄留守京师，一切大事皆可独自处理，无须奏请。太宗远离京城后，一天，一个男子自称有紧要之事上告，被送到房玄龄这里。房玄龄问他告什么，来人说我就告你。房玄龄听说告自己，立即将此人通过驿站快速送往太宗行在。太宗问他告谁，他说告房玄龄，太宗二话没说，命将此人就地处决。然后，下诏批评玄龄：“公何不自信！”到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连元老重臣也向太宗进言，说房玄龄与其他宰相“朋党不忠，执权胶固”，只不过还没有反，所以“上不详知”。太宗严厉批评了他们，再次表示自己用人的态度：

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之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