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邓小平

邓小平（1904～1997），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原名先圣、希贤，四川广安人。1977年7月复职。同年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第二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成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jiè）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他领导下，这次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cè）。

革命历程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5岁进私塾上学，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他赴法国勤工俭学。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当时，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邓小平受党的派遣（qiǎn）[43]回国，在西北革命军队中做政治工作。邓小平于6、7月间转赴汉口，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执政的武汉政府也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于12月和第二年2月分别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fù）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创建了晋冀豫（yù）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地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0年3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全歼（jiān）进攻太行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一万多人。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日军的“囚（qiú）笼政策”，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

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1942年9月，邓小平兼（jiān）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在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

1945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jì）南、冀鲁豫（yù）四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yù）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shǔ），他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000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44]，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革命历程中的三起三落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

10月，邓小平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地，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在西南期间，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在任职期间，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hé）[45]，促成各民族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yú）铁路等等，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的新局面。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

1954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shù）石阴谋分袭党、篡（cuàn）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雷大斗争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1959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长达十年。这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但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这是他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他积极贯彻八大的路线，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接着就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他到农村调查，对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1962年2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62年，许多农地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62年7月提出一个原则：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

1966年，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被撤销一切职务，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

“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那种“文化大革命”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渴望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邓小平，于1972年8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对来信迅速作出批示。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46]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1975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47]，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借机诬（wū）陷邓小平，使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实践证明，邓小平和他的战友在整顿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仍在深入人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旗帜下，人民群众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斗争最终汇合成强大的历史潮流，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进程。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由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叶剑英、陈云等人的积极支持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划时代的贡献

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随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期。提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大举行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化化道路。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chǎn）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中，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邓小平高瞻远瞩[48]，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从1979年到1992年他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论基础。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qiǎn）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10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在决策。1984年1月，邓小平到特区视察，首先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

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2月22日正式提出的。邓不平同志这个科学的构想，有它的正确性发展的过程。

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7年1月，我国胜利、圆满地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他的伟大构想实现了。

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理论价值，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小平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情况下，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针对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sù）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的过程中，他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1993年，邓小平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总设计师的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就已经聪明过人。6岁时邓小平进入私塾（shú）读书。当时的课文主要是《三字经》、《千字文》等。那时，老师只是按着书本，一句一句地读，然后让学生死记硬背。可是，聪明过人的邓小平爱动脑筋，不懂就问，一定要弄明白。所以他背课文总是理解后背，不仅背得快，而且记得牢。

邓小平很小就学会了用毛笔写字。他对书法很感兴趣。每天放学后，从不贪（tān）玩，回到家里便刻苦练字。经过努力学习，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喜欢读书、写字的邓小平不是个“书呆子”，他顽皮活泼。每天放学回家，总是把兄弟姐妹叫到一起，让他们坐好，自己站在他们面前一手叉腰、一手拿书，学着老师的模样，背诵（sònɡ）刚学会的诗文，逗得大家哈哈直乐，都称他“小先生”。

少年邓小平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在邓小平家附近，有一个巨大的石碑立在一个石乌龟背上。这是清朝嘉（jiā）庆年间朝廷为表扬广安高官而设立的。当地老百姓对它十分敬畏，谁也不敢去碰它，摸它，害怕招来祸害。有一天，邓小平和小伙伴们玩耍到这里。看到巨大的石乌龟，他眼珠一转，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玩，好不好？”小伙伴们一听，吓得直往后退说：“我可不敢，听大人们说这碑碰不得，碰了会生病的。”邓小平不管这一套，在小伙伴惊恐的眼神里爬了上去。他高兴地对下面目瞪口呆[49]的小伙伴们说：“真好玩，真好玩！”小伙伴们看了一会儿邓小平，才壮着胆子爬了上去。

不信鬼、不信神的邓小平赢（yínɡ）得了小伙伴的尊敬。

特殊的“蚊帐”

1930年盛夏的一天，26岁的邓小平（时任红7军政委）在右江附近摆脱白匪（fěi）的追击时，不小心摔伤了腿。地下党的一个交通员恰好经过这里，他背起邓政委趟（tānɡ）过布柳河（在百色附近），钻进了离河不远的一个旧瓦窑洞里。

洞内阴森潮湿，蚊子成群，不一会两人便被叮得奇痒（yǎnɡ）难忍。这时，邓政委眉头一皱，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好计策了。只见他向交通员耳语几句后，两人便悄悄来到洞外，捉了许多非常善于结网的花背蜘蛛，把它们放在洞口附近。过了一会儿，蜘蛛结起了几张大网，网上粘住了不少蚊子。

就在这时，追赶邓政委的白匪（fěi）过了布柳河，来到了窑洞口。洞内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连长便命令，一个排长进去瞧瞧。排长心里害怕，就推班长，班长又推士兵。士兵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蹑（niè）手蹑脚地走向洞口。但他忽然发现洞口有许多蜘蛛网，于是赶紧回过．身来，对连长说：“蜘蛛网都没有破，人怎样进去呀？”连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把头一歪，说了声“撤”，就带着队伍又到别处搜索去了。

邓政委巧用蜘蛛网，不仅挡住蚊子，而且还迷惑（huò）了敌人，这个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从那以后，红军每到瓦窑或山洞里宿营，总要找些蜘蛛结网。战士们还风趣地说：“这是邓政委发给我们的‘蚊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