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随后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20年在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共合作期间,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fá)张作霖逮(dǎi)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忧国忧民的青少年时代
1889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tuó)村。
李大钊少年读书的时代,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浪高一浪向前推进的时代。在李大钊的家乡,大地主、大商人残酷[10]地剥削农民,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侵略者,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fǔ)败的清朝政府。他13岁时,听了老师黄玉堂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摧(cuī)毁了在中国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的精神高涨,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李大钊密切注视着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开始为新的共和国感到“隐忧”。
1913年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在日本,他考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曾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与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虽然他外貌不像个喜欢多讲话的人,可是一谈起天下事和古今得失来,就滔滔不绝[11]。并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时,他的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写了许多热情洋溢(yì)的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鼓舞广大群众的斗争意志。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的阴谋。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发表于袁世凯称帝的前一年,向我国人民发出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出了李大钊在政治上深湛的远见和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
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时写的《青春》于同年9月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发表。《新青年》是在1915年9月创刊的,随着它的创办,在我国开始掀起了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而且代表着这个运动最彻(chè)底的方向。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在这篇论文中系统地阐述[12]了他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歌颂了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封建压迫的要求,提出了著名的创造青春的国家、民族、人类、地球、宇宙的革命理想。在当时,这对激励广大中国青年的革命进取心,起了很好的作用。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李大钊少年读书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起伏不断。李大钊经常问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bà)道?为什么老百姓没饭吃,没衣穿?”问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回答。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憎恨封建统治。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在黑暗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并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就在这次演讲会上,李大钊阔步登上讲台,发表了《庶(shù)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又写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光辉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在北京,李大钊团结了一批信仰[13]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等。在1920年9月,他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把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坚决执行党的一切工作方针,领导着北方党组织发动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他不辞(cí)劳苦,深入到工人当中,了解工人们的实际情况。
有一次,他到一个工人家中去了解情况,在路上看到许多工人精神不振(zhèn),头昏眼花,他一问才知道工人们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有点轻微的食物中毒,于是李大钊就找了医生给工人们看病。工人们都把李大钊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有什么事也愿意和他说。
1927年初,由于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严重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与国内军阀勾结,镇压革命势力。
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这时,李大钊已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
敌人发觉国共两党的党部迁入东交民巷后,立即派出大量侦探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严密监视。
看到环境如此险恶,许多老朋友托人带信,或亲自看望李大钊,劝他离开北京,但李大钊都拒绝了。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煞费苦心。
奉系军阀张作霖训练了一批军警,专门执行这项任务。他们被关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以免走漏风声。同时,张作霖派人分别与美、英、日三国公使接洽,使他们同意派兵进入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的兵营。
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默许和支持下,1927年4月6日清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了苏联大使馆。
这天正是清明节。上午,李大钊的夫人带小女儿出去散步了,李大钊伏在桌旁写东西。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尖厉的枪声。随着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只见许多人从低矮的围墙外跳进了院子里。只听一声粗野的大吼:“不要放走一个。”吼声未落,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十几支枪口指向李大钊和他的女儿。
一个满脸横肉的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山,指着李大钊,问:“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那家伙得意地狞笑着,声嘶力竭地叫了声:“给我搜!”
李大钊早就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敌人从他身上自然什么也搜不出来的。
凶恶的敌人把李大钊绑起来带走了。
李大钊被捕了。他在监狱里,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敌人用各种残酷刑法拷打他,折磨他。敌人用竹钉刺进李大钊的手指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他没有向敌人泄露任何秘密。他在狱中写下的自述回忆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威(wēi)逼不成,敌人又开始劝降,讲了许多甜言蜜语,但这不过是白费心机,李大钊一点没有屈服。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等人立即处以绞刑。
当天下午,李大钊等人便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行刑。在押解过程中,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
一个孤寂的院落里阴森森地立着绞刑架。即将行刑的革命者们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押解进来。
面对死亡,李大钊是那样地从容、镇定。他拖着被酷刑折磨过的身体,脸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
站在绞刑架下,李大钊挺直身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
他嘲笑杀害革命者的反动分子“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他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为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的努力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同恶势力作斗争
李大钊蓄着两撇八字胡,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穿长袍,一派儒雅气质。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都觉得他和蔼(ǎi)可亲,但他对地主老财和流氓地痞(pǐ)[14]却毫不留情,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
1917年寒假,李大钊从北京回家过年。乡亲们听说李大钊回来了,都到他家来,听他谈外面的新鲜事,也想向他讲家乡发生的大小事,让他评评理。
一位年老的长者告诉李大钊:“这两年朱绍文(村里的恶霸)聚积了一帮流氓恶棍,在王滩一带的荒野大树林里出‘花会’,一共出‘会’三十七门。里边出‘花会’,外边设宝局,逗引着汤家河附近的的们去那儿聚赌,连一些妇女也被欺骗了。入了这赌博的迷魂阵,弄得精神恍惚(huǎnɡhū),觉也睡不沉,饭也吃不下,哪里还有心思干活儿呢?妇女们把嫁妆当光了,首饰也卖完了,有的甚至输得上了吊。可他朱家,倒从中发了一笔横财!你说这象话吗?”
李大钊惊讶地问:“怎么?连小媳妇、大姑娘也都搞起‘会’来,赌起博来了?”
乡亲们以为李大钊不相信,都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举了好几个事例证实这件事。
“这个坏蛋盘剥百姓的手段真毒辣啊!一定得想个法子把这个坏蛋整治整治,把人们从迷魂阵里解脱出来!”李大钊气愤地说。”
那位长老又告诉李大钊:“朱绍文还扬言说:‘老爷我出花会,叫那些穷鬼们押吧!不出一年工夫,管叫乐亭县的人们当上讨饭的叫花子。我有的是大片地,栽一顷地的柳树梢子,种一顷地的大葫芦,给他们预备着。到时候,我分给他们每人一根棍子,一个葫芦瓢,叫他们到老爷门前来讨饭。’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
李大钊听完这话后,气得拍起桌子,严肃地说:“有朝一日,老百姓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惩治他们,叫他们有好受的。”
朱绍文听说李大钊回来了,有些做贼心虚,打发狗腿子送来了一些礼物,李大钊连看都没看,就叫来人把东西拿回去了。
因为有事在身,李大钊没来得及惩治他就回北京了,但他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回到北京后,他马上给朱绍文写了一封信,警告朱绍文并严令一定要停止出“花会”。
过了一段时间,李大钊又回到家乡,听说朱绍文不仅没有停止出“花会”,反而活动得更猖狂了。李大钊怒火冲天,立即提笔给朱绍文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短信。李大钊马上叫人把信给朱绍文送去。
第二天,朱绍文坐着马车,带着一大帮跟班来到李大钊家。李大钊没有被朱绍文的气势吓着,稳稳当当地坐在屋中的椅子上。等朱绍文一进门,李大钊就义正词严地对他说:“你现在干的是坑害老百姓的勾当。盘剥百姓,伤风败俗!我奉劝你赶快把这个害人的‘花会’煞(shā)住!你要是继续这样干,乐亭的老百姓是不会饶恕你的!”
朱绍文本来想在李大钊面前耍耍威风,但这一来就被李大钊的正气威慑住了,连连说:“是,是,你说的对,我一定洗手不干了。”然后他装出一副可怜相说:“都怪小弟治家无方,将先祖遗产典当净尽。现在我的子女在京读书,所需学资实有困难,万不得已才开‘花会’,祈容小弟再开一时……”
李大钊听到他还想开‘花会’,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可笑!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念书,不惜用毒辣的手段坑害百姓。用这样的不义之财供子女念书,能念出什么好书来?”
李大钊的话义正词严,朱绍文没法狡辩,只得敷衍[15]的说关门。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
李大钊面对面地与恶霸斗争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1920年的正月,李大钊回家过年。
有一天,李大钊家的院子里闹哄哄地拥进来一群人。一个叫顺义的小伙子拉着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孩。人群中一个车把式晃着手中的长鞭,蛮横地叫着:“你们想把我怎么着?”
李大钊赶紧从屋门中迎出来,顺义见着他就说:“大叔,我们俩正在场上拾粪,这小子赶着一辆篷车硬从咱场上碾(niǎn)过去了。他放着正路不走,偏从场上走。我们叫不让他走,他不理,反而狠命吆喝牲口。等我们撵(niǎn)上他的时候,他不但不停车,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着,拿着鞭子朝我们乱抽。你看,把我兄弟的脸都抽破了!”
那个被打的小孩是顺义的弟弟。他边抽泣边说:“这个人真不讲理,我们不叫他从场上走,他拿孟养泉的名字吓唬(hǔ)人。他说是孟家的车把式,他的车从哪家的场上走,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这个孟养泉是乐亭县东乡的一个恶霸,当着乡长,勾结官府,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他贩卖大烟,放高利贷,谋别人家财,霸占良家妇女,无恶不作。人们慑于他的权势当面称他“孟三老爷”,背地里却叫他“东霸天”。他把许多百姓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事,李大钊早有耳闻。现在见连孟家的车把式都如此霸道,气不打一处来,他强压怒火,问:“你就是孟家的车把式吗?”
那车把式看都不看一眼,回答了李大钊,他以为抬出孟养泉的招牌,李大钊就会怕他。
谁知李大钊严厉地说:“我同孟养泉是狭路相逢,今天非跟他讲讲理不可。孟养泉做了那么多坏事,你回去叫他来,我跟他说!”
那车把式一见势头不对,本来昂着的头耷(dā)拉下来了。
李大钊接着教训他说:“听你的口气,一出主子的门,你倒成了‘盖世英雄’了!
在场的乡亲们平时憋(biē)了一肚子的气,这时,都发泄了出来,连损带挖苦地数落那个车把式。
可能是作贼心虚吧,孟养泉没敢来见李大钊,但他打发人送来一封道歉信。
李大钊看了这封信后,火冒三丈,他几下把信撕碎,摔在地上,对送信人说:“不管谁家的孩子也不该叫他的车把式打;不管是谁家的场,也不该让他的篷车随便轧坏。我没有别的话跟他说,你告诉他,叫他提防点,他在乐亭县里坏事干得太多了!”
以后,孟养泉几次托人带信,向李大钊求饶,李大钊气愤地说:“无耻!我饶了你,乐亭的老百姓也不饶你呀!”
老岳母担心地说:“这种人,啥事都干得出来,惹他做啥?他将来一定会报复的!”
李大钊义正词严地回答:“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干对众人不利的事,我就一定要制止的!哪怕是比孟养泉更凶恶的人,我也绝不退缩。要是什么都怕沾到自己头上,那只好啥事都不管,那哪儿行呢?跟这种人是绝不能善罢干休的!”
李大钊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的利益,同恶势力进行斗争,从不畏惧,从不退缩。
传播思想
李大钊勤奋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回,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并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中国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正在酝酿[16]着一个新的爱国民主运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有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形成了彻底地不妥(tuǒ)协[17]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群众节命运动。李大钊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开始将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号召传播到中国来,在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到来之前,为她燃起了最初的灯火。
他在十月革命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这些论述,对于当时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党的成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也逐渐形成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李大钊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3月,在几经酝酿、讨论之后,李大钊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20年9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条件。1921年7月1日,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tán)秋、何叔衡(hénɡ)、王烬(jìn)美、邓恩铭等12个代表,代表53个党员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党纲,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一个光荣、伟大的、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在中国诞生[18]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最早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