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秦汉—隋唐军事工程(1)

秦、汉的城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当时全国人口及城池的总数，与战国时大致相同。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等统治者接受了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田租由原来的“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并将因饥饿而卖身的奴隶免为“庶人”。特别是文、景时期，更为重视“与民休息”。文帝曾宣布免除12年田租，禁止肉刑；景帝进一步把田租改为“三十税一”，并作为定制。这些措施，对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汉书·地理志上》记载，至西汉末年平帝时（前5—前1），官府登记在案的有耕地800多万顷，人口5900万，城池1500多座。但至东汉时，由于战乱，造成许多城市被毁，人口大量流动。据《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的记载，桓帝时（147年—167）全国总人口虽然仍有5000余万，但很多城池却被废弃，城市总数较西汉时减少400余座。如春秋时吴国所筑邗城（江苏扬州），战国时楚国于怀王十年（前319），对该城进行修整，更名为广陵。秦及汉初，仍然沿用此城。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还曾封吴王濞于此。但后因战乱叠起，城中居民大多逃亡，城郭遂废圮。三国时“先属吴，后属魏，皆议重修不果”。实地勘察及发掘的考古资料，也证实该城曾于东汉时废弃。直到东晋时，桓温任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率军屯驻于此时，才又重修此城。又如汉定襄郡（内蒙古呼和浩特）武泉县城，城内出土文物，都属于西汉时期，既没有秦前的，也没有西汉后的，可见该城建于西汉初期，至西汉以后就荒废了。直到清代，才又开始有人在此建房居住。再如陕西华县城东8公里处，曾发现一座古城。发掘结果说明，该城早在西周时即已建成，春秋战国相沿使用，但至西汉时则被废弃，荒芜至今。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时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增大，而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城的范围也有所缩小。

目前考古发现的秦、汉城池遗址，仅据已发表于《考古》、《文物》等专业性杂志上的不完全统计，就已有近200座，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新疆、内蒙古及辽宁等全国各地。这些城池，在与前代城池的关系上，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沿用或改建战国时期的旧城池。战国旧城，除因战争毁坏严重，或被秦始皇认为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在下令“夷郡县城”或“毁郡县城”的浪潮中被毁掉的外，大多数仍被秦、汉所利用。以临淄齐国国都旧城为例，据勘探资料判断，秦、汉的临淄城，可以说是完全沿用了战国旧城。在临淄旧城内，曾发现大量汉代封泥、冶铁、铸币作坊的遗迹，还有汉代建筑群，说明秦临淄郡和汉齐郡郡治一直仍然利用旧城池的。邯郸的大北城等城，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汉代的中小郡县，沿用战国旧城的为数更多。也有一些郡县是在原战国城池中，重建一座范围较小的城池。如前述洛阳东周王城，废弃之后，汉代又在该城城中间废墟上重建一座小的河南县城。还有一些郡县，在原战国城池上，利用部分城墙，改造为范围较小的城池。如山西夏县汉河东郡安邑城，就是在战国魏都安邑城内西南隅，利用原城西、南两墙部分城墙改建的。山东曲阜汉鲁县城，以及位于燕下都东城南与贯城村附近的汉安县城等，都是采取类似方法改建的。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一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都，至秦、汉时，被降为郡、县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失去了原来所处的一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重要地位的结果。

另一种是在前代居民点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的外围建筑城墙、外壕等防御工程而新立的城池。如河北黄骅汉城、湖南宁远的汉冷道县城以及河北武安午涉汉城等，都是构筑在前代居民点上的。如午汲遗址，自春秋战国以来，人口已比较密集，但至东汉时才修筑城墙、外壕等防御工程。

再一种是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建新的城墙，置建郡县。如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东南2.5公里的郢城，就是如此。但规模比纪南城要小得多。

秦、汉时期的城池，就其规模、性质等而言，大致有四种类型，即国家首都、一般郡县、边陲郡县及少数民族政权所筑城池。

国家都城

国都，是皇帝和王朝中枢机构所在地，是全国统治的心脏，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对他的位置、规模以及内部布局等极为重视。不仅要使它符合军事方面的需求，而且要使它符合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需求。从宏观上说，地理形势、交通状况等各方面，必须有利于和便于控制全国。从微观上说，地形条件、工程设施等各方面，必须有利于长期防守，当然也必须有利于对内部可能发生的叛乱进行防范。

秦至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孝公徙都咸阳，直至秦统一全国，始终以咸阳为国都。咸阳位于关中渭河之滨，史称：“名山耸峙，大川环流，凭高据深，雄于天下”；或说它“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由于渭河河床北移造成的严重破坏，咸阳城墙及护城河等的具体情况，今日已难以搞清。目前仍保留较好的部分仅有城中宫殿区。在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2公里的咸阳塬地区，分布有一系列的大型宫殿台基遗迹。每个基址的夯土台，都长宽数十米。如其中的1号宫殿台基，长60米，高6米。宫殿区附近，散布有铜器和铁器作坊的遗址。

西汉国都长安城

西汉建国之初，高祖刘邦仍选咸阳为国都。但因咸阳城已被项羽放火焚毁，所以在渭水之南重建都城长安，与原咸阳城隔水相望。刘邦选在渭水之南，也有加强都城与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联系的考虑，因这里的交通条件，远比渭水之北便利。

长安城的建设，是分为三次完成的。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前206—前195），将秦始皇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在长乐宫西又修建了未央宫，并在两宫之间，修筑了武库。汉惠帝在位时（前194年—前188），才开始在周围构筑外城城墙及护城壕等工程。工程作业是分段、分期进行的。大约是从西北角起，先筑西墙，再筑南墙，又筑东墙，最后方筑北墙。据《汉书·惠帝纪》载，当时曾征调长安300公里内的农民和诸侯王、列侯的奴徒来修筑城墙。构筑一面城墙，需要14万5千人劳动一个月，每年征调一次徭役，用了近5年的时间，才筑完四面城墙。在筑墙的同时，还修建了城内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至汉武帝在位时（前140—前87），于长乐、未央两宫之后，又修建了明光宫、桂宫及北宫，于城西修建了建章宫，并扩建了上林苑，开凿了训练水军的昆明池。至此，都城的修建全部完成。

1956年和1957年，曾对长安城的城墙及城门进行了勘察和发掘，以后勘察工作一直未断，迄今仍在继续进行中。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基本上为方形。但由于是先建长乐、未央二宫，后建城墙，城墙必须迁就二宫位置，所以南城墙有数处曲折；北面因受河流等地形的限制，因而北城墙也有数处曲折。《三辅黄图》说“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不过是后世附会之言，并非事先有意筑成这种形状。1957年及1962年勘察时，大部分城墙犹高出地面，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之处。据实测：东城墙长约6000米，南城墙长约7600米，西城墙长约4900米，北城墙长约7200米，四边总长25700米左右，合汉代62里强，基本上与《史记·吕后本纪》、《索引》引《汉旧仪》所记长安城周围63里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内外侧均约11度左右。基部宽12—16米，高度在12米以上。与《三辅黄图》所记“城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不符。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极坚固。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与《三辅黄图》所记“广三丈、深二丈”相近似。城门处的城壕稍向外部突出。城壕上架有木桥，以便出入。

长安城每面有3个城门，四面共12个城门。经发掘发现，城门是按照严格的制式设计的，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每个门道各宽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6米。在霸城门内发现当时的车轨遗迹，宽1.5米，每个门道恰好容纳4个车轨，3个门道共可容车轨12。张衡《西京赋》描述长安城门，“三途夷庭，方轨十二”（薛综注：“一面三门，门三道，故云三途，途容四轨，故方十二轨”），从发掘中得到了证实。城门门道的间隔，有两种形制；一种间隔4米，如直城门、宣平门等；一种是间隔14米，如西安门、霸城门等。

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立木柱，再在其上架横梁建门楼。城门地下还埋有排水涵洞。涵洞宽1.2或1.6米，高1.4米，系用砖、石砌筑。城内积水通过大街中的排水沟，经城门涵洞排入城外壕沟。

城内共有8条大街，均为直线。各大街宽度基本相等，均为45米左右。每条大街，又分为三条平行道路，各条道路之间，挖有宽约90厘米、深约30厘米的排水沟。中间道路称为“驰道”，宽20米，专供皇帝行走；两侧道路宽12米，供官吏及平民行走。班固《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即指此。

城内各宫，均筑有宫墙，实际上形成内城。长乐宫宫墙周长为1万米左右，面积约6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未央宫宫墙周长为880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由于该二宫先于构筑外城城墙前修建，所以推测当初主要考虑的是其防卫性能，厚度均在20米以上。因宫墙绝大部分已经夷平，无法准确地判断其高度，但未央宫西宫墙尚保留一小段，其残高竟达11米，由此判断当时宫墙高度应在此数之上。未央宫前殿基台，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在15米以上，是全城的制高点。

武库是保管国家武器装备的仓库，是重要的城防设施之一。长安城内的武库，也修有围墙。整个平面为长方形，东、西墙各长320米，南、北墙各长800米。内部中问有一隔墙，分为东西两院。东院有4个仓库，西院有3个仓库。其中最大的长230米，宽46米，面积在1500平立米以上。库房内，紧密地排列着放置兵器的木架，木架虽已腐朽，但木架的础石仍然存在。至今仍有残存武器，如戟、矛、剑、刀、镞及铁甲等。

东汉国都雒阳城

东汉国都雒（洛）阳，原为西周时成周城，战国时改称雒阳。该城位于今河南洛阳市东15公里处。北靠邙山，南临洛河，不仅有天然屏障，而且扼交通要冲。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之初，被选作国都，并逐渐扩大城池的范围，增筑城墙，大约在汉元帝建昭元年（38）前后，城墙及城门的修建工程方才告竣。东汉所筑城墙，东、西、北三面，尚残留于地面上。1962年进行考察时，有的地段城墙残高犹达7米以上。南面城墙，因洛河改道冲毁，已无遗迹可寻。但与文献对照考证，当在今洛河河道中央。

雒阳城墙与长安城一样，全为黄土夯筑而成，异常坚固。据钻探了解：城东墙基部厚14米，西城基部厚20米，北墙基部厚25米。可能西、北两面，在筑成后，又有加强。据实测，东墙残长3900米，西墙残长3400米，北墙全长2700米，南墙应为2460米。如按南墙在河道中央计算，则东、西墙应各增300米，这样，全城周长为1.3万米，合汉代约31里，与《晋元康地道记》所记“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的数字，基本符合。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南依洛河，其他三面，城外当有外壕。

雒阳城门和长安城一样，也是每面3门，共12门。城门也是3个门道。构筑形制基本相同。大街一般宽40米。据《太平御览》引《雒阳记》说：“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惟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行人皆行左右。”说明洛阳大街虽和长安一样也是一分为三，但不是以排水沟隔开，而是改为以土墙隔开，规定也较西汉有所放宽。

《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是一种理想化的都城规划。根据实地勘察和发掘的资料，战国前的各国都城，除鲁都曲阜城和楚都纪南城稍有近似的格局外，其他各国都城均与此说不符。但此书在汉武帝时被发现后，对以后的都城建设，却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西汉长安城和东汉雒阳城，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设计思想指导下营建的。

郡县城池

郡县，是秦、汉王朝地方行政领导机构所在之地，也是一个地区的统治中心，有的还是重要的军事基地或据点，因而，根据郡县的性质、地位、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其城池的位置、工程的规模和范围的大小也就有所不同。一般说，除少数战略要点及经济特别发达的若干大城市外，一般郡县城池的规模，都比战国各国都城小得多。

两汉司隶部的河东郡，是长安、雒阳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也是京畿地区大的郡城之一，下领24县。其郡治即在前曾提及的、原战国魏前期的国都安邑故城，但郡城的城池，却只利用了原城的西南一隅，面积不足原安邑城的三分之一。

再如两汉的鲁国（秦时为薛郡治），治所即前曾提及的先秦鲁国国都曲阜城。但它新筑的城池，也是仅仅利用了鲁旧城的西南一隅，面积不足原故城的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