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先秦军事工程(5)
当部分敌军爬至女墙时，战斗达到高潮。守军以连梃、长椎、长斧、长镰等近战兵器，打击和砍杀爬城之敌。敌军若乘夜暗爬城时，守军即点燃贮备的火炬，由女墙“爵穴”中伸出墙外照明。守军在火炬照明下，可以清楚地看到爬城的敌军的行动，而敌人则不可能看清城上守军的情况，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假如部分敌人翻过女墙、登上城顶时，据守土楼的人员，当即依托土楼抗拒，待支援部队赶到后，相互协同，将登城之敌消灭于两“隔栈”之间的地段内。
对强攻城门的敌军，基本上采用相同的战法。在敌军受挫混乱或守军指挥官认为时机有利时，还可以打通“突门”，实施突然反击。
3.抗“穴攻”。以地道作业破坏城墙，或利用地道潜入城内，都属于“穴攻”战法。守军通常采用“以穴制穴”的方针进行对抗。首先以嘹望、瓮听法发现和确定敌军进行地道作业的方位，然后向敌实施地道作业，与敌人地道贯通时，即以各种攻击手段挫败敌人穴攻。
守军观察哨除观察地面敌军情况外，还要注意观察城外景物和植被颜色的变化，以发现敌军进行地道作业的征候。当判断敌军实施穴攻时，即在城内沿城墙每隔10米挖一深约3.5米的井洞，井中放置能容40斗以上的空陶瓮一口，以薄皮革封口，挑选听觉灵敏的人员伏瓮监听，寻找声源，进而判定敌人作业位置。然后组织人员，与敌对向挖掘地道。每个作业组为50人，男女各半。作业方法是：先在地上向下挖一井状深穴，将挖出之土环穴口堆积成墙。由穴中向城外挖掘高、宽2.3米的地道，每掘进2米，即下降0.7米。向前挖至20米处，或估计已至城墙外侧位置时，即向左右横挖，再由横地道中以一定斜角与敌人所挖地道贯通。这样，既易于相接，又可以利用转弯处为依托与敌格斗，更可充分发挥弩箭的直射效用。作业时，边掘进，边随后沿地道铺设导烟陶管（陶管粗约一围，每段由长60厘米，相合为圆的两陶片组成）。先仰铺半片，中放糠皮、柴炭等易燃及发烟物质，然后盖上另半片，以泥涂封接缝，不使漏烟。管内易燃物要连接不断，但不得塞满。地道入口处修建发烟灶，每灶配备4个风箱。当接近敌人所挖地道时，以冲木冲开中隔土层，接通敌我地道，同时点燃发烟灶中之艾，以4个风箱同时鼓风，通过陶管将烟火压向敌人地道中。在陶管出烟口后，有持“连板”与矛的战士守卫，以防止烟火倒灌和保护陶管不为敌人堵塞。“连板”由若干盾形木板拼组而成，大小与地道截面相等，板上开有小口，可以发射小弩和伸出长矛。此外，地道内还放置有狗，利用狗听觉灵敏的特点，侦听敌踪。这是我国历史上使用“军犬”的最早记录。还部署有装备特制短柄兵器及钩拒的战士，以便在地道中杀伤和钩捕敌人。
如果敌军“穴土而入，缚柱施火”崩毁某段城墙，出现缺口时，寺军即迅速以“柴搏”进行补堵。其方法是：在原城墙外侧位置的崩土上，埋设高4米以上的木桩，桩距约20厘米，将木桩连接为栅，然后用柴捆纵横交错地堆放于木栅内侧，并与木栅取齐。柴垛的高度和厚度，基本上与两侧城墙相等，以柴垛连接断墙，封锁缺口，情况允许时，还可在外侧涂抹厚泥，再以毛柴、土块、碎石等将柴垛填平塞满，尽可能使之坚实，以利日后能在上面建筑女墙。
4.抗水淹。当攻方使用筑堤积水灌城的战法时，守军一般采取疏导的方法对抗。根据地形地势，在较低位置，挖渠泄水。或“十步为一井，井之内潜通，引泄漏”。也有的组织突击队，乘坐车贲浻船（双船并联，装有生牛皮制防护棚），一艘30人，共10艘，在城上远射兵器掩护下，实施突然出击，掘开敌军所筑堤坝。决堤不仅可以泄水，有时还可以倒灌敌营。例如前述晋阳之战，赵襄子就是乘夜掘开智伯所筑晋水大堤，使晋水反灌智伯军营转败为胜的。
战争、战术的发展和筑城技术的进步导致野战筑城迅速兴起
郡县征兵制的普遍施行和铁兵器的大量使用，促使战国军队的组织成分、军制、装备等发生质的变化。各国军队的数量大为增多。如秦有“奋击百万”，楚有“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赵、韩、齐、魏、燕也都有“带甲数十万”等（这些数字虽不无夸大之嫌，但也足以说明，当时各国兵力远远超过春秋时期）。更引人注目的是，春秋时期的军中主兵——战车兵，这时已下降到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为步兵，同时，骑兵也已发展为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特别是由于射程远、杀伤力大、命中精度较高的各种类型的强弩，已普遍装备于军队，有的军队所装备的强弩甚至占编制的兵器的60%，“用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橹二千，矛橹二千”史有例证。因而促使我国古代的战争和战术产生了一次大的跃进。这表现为：
首先，战争规模大为增大。春秋前期，齐桓公为五霸之首，万人一军，不过3万，“三万人方行之于天下，……莫之能御”。春秋后期，最大的战役，如晋楚濮城之战，充其量双方也不过各投入10万兵力，实际战斗时间，也不过一日。但至战国，一次战役所损耗的人数，就可能多达10万以上。如马陵之战，魏“覆（被歼）十万之军”。燕乐毅攻齐，“留循齐五岁，下齐城七十余城”。秦与韩、魏伊阙之战，歼灭韩魏联军24万；秦攻赵长平之战，全歼赵军45万等。总之，战国时的战争，不仅使用兵力多，杀伤损耗大，延续时间长，战场幅员广，而且进行任何规模的一次性的战斗，都难以达到战争目的或完成战略任务。因而，战争与战斗明确分离，结束了“战斗的结局决定于一次突击”的“采用方阵体系”作战的时代。
战争与战斗的分离，又导致战略与战术的明确划分，并促使战术高度发展：集中兵力、分进合击、迂回包围、远程进袭、运用多梯队与预备队，以及侧击、伏击、佯退诱敌等，都成为战国时期的常用战术。随着战术的发展，野战防御和野战筑城也普遍出现。
春秋以前，就战术范畴而言，作战的基本类型，只有战、攻、守三种。战，即作战双方共同向对方运动，共同发起冲锋，以白刃格斗决定胜负。实质上，双方的战术动作，都同于进攻。攻，一般专指攻城作战。守，即守城作战。战术发展了，作战指导、作战行动等自然也趋于复杂。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交战，为了避免遭到敌军突袭，就产生了野战防御。作战基本类型，发展为“战、攻、守、御”四种。
人们在城市攻守作战的长期实践中，早已深刻地认识到筑城工事和设施的重要价值：它不仅可以增大“保存自己”、减少伤亡的能力，而且可以争取时间、弥补兵力不足，对战斗力起到“倍增器”的作用。因而，筑城便很自然地被应用到野战中来。
战国时期的野战筑城，称为营垒或壁垒，一般说有两种形态：最常见的为环形工事，实质上是一座急造城垒，其阵地编成情况，基本上和城池一样，以一圈土石结构的垒墙为主体，外筑一道壕沟，并设置障碍，如《六韬·虎韬·军略》所说：“设营垒，则有天罗（网状障碍）、武落（即虎落，竹木尖桩）、行马（拒马）、蒺藜”等。只不过在作业规模上，较城池要小而简，没有敌楼等城上设施。通常是挖壕取土，积土为垒，不用夯筑。构筑垒墙的经验公式与筑堤堰相同：墙高=基宽=3顶宽/2。这种阵地，通常用于军队在野外宿营时，或用于企图与敌作较长时间的阵地对峙时。所以《六韬·虎韬·奇兵》说：“深沟高垒，积粮多者，所以持久也”。守城战中，有时也在城外预期敌军可能进攻方向上，构筑类似的环形阵地，以加大纵深，提高防御韧性。《六韬·豹韬·敌强》中，曾有关于这种阵地编成的简略记述，大意是：当敌军主力部队尚未进至都城之前，派遣一支有力部队，于敌军进攻的方向上，在距城约两公里的附近地区，依托城池，构筑一座环形防御阵地。根据兵力部署，按所分地段，将各级队旗及指挥信号——旗帜金鼓等，设于壁垒之上；壕外设置障碍；墙上多配强弩；每隔200米左右，在阵地中开设一条通路，以作为警戒、侦察部队退回及守军出击的道路，平时以拒马堵塞；将战车及骑兵部队部署于阵地两侧，掩护翼侧并准备侧击进犯之敌；而将精锐部队荫蔽于阵地后方，待机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