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思想：文学与哲学的对话

互构：在文学与哲学的间性中开拓文学的可能

刘晓明

（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文学与哲学之争一直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追溯，至少可上溯到柏拉图。但事实上，这场争论并不是文学挑起的，文学一直默默地自我诉说，它自为自律，无一较高下之心。正如布朗肖所说：“作品存在着，作品所表达的东西，只是这一点：即它存在着——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作品什么也不是。”（《文学空间》）那么，哲学何以要与文学相争？或者说文学与哲学所争何为？这涉及哲学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在探索终极存在时的可能性问题，哲学一直以这种探索为己任。但是，哲学在蓦然回首之际，却发现文学同样也在探索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哲学甚至发现在试图进入终极存在时，自身传统的形式边界具有某种限制性。也就在这一刻，哲学与文学握手言和了——文学形式为哲学探索开辟了新的可能空间。海德格尔认为诗歌这一形式作为“纯粹所说”乃是文学与哲学共同追求：“在纯粹所说中，所说独有的说之完成乃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纯粹所说乃是诗歌。”（《语言》）德里达则通过“隐喻”这一中介，搭建了文学与哲学的桥梁。所以保罗·德·曼才说：“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说，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涵来说，一切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又都是哲学的。”（《解构之图》）由于德里达以一种文学的方式解读了哲学，哈贝马斯称德里达乃是从哲学这类“非文学文本在文学层面上所剩余的意义读解出了诸如间接交流这样的东西”（《论哲学和文学的文类差别》）。

哲学由此不再拒绝文学，反过来，文学由于自身的无限可能性也不应该拒绝哲学。因为，文学与哲学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间性”——相互存在、相互奥援、相互激励，它们是互动与互构的。

在文学研究中，有一种常见的看法，研究者只需要面对他的研究对象，只需沉浸在文学现象中进行爬梳，而不需要理论，包括理论之源的哲学；并讥讽那种以某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来阐释文学的向度，认为这是生搬硬套。这种看法预设了哲学乃是文学的“他者”，是文学的“外部”，与文学即使不是格格不入，至少也是隔靴搔痒。但是，哲学既然是理论，就一定具有某种普遍性，文学未必都不适用。更重要的是，哲学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文学的思考，而且能够拓展文学可能的边界。

显然，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事实的存在，而且是作为研究主体之对象的存在，按照现象学的说法，是一种意向性对象。因此，研究者并不是只要廓清了事实就完成了研究任务。对主体而言，还有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对象与主体的关系——理解与接受；对于存在方式而言，还有对象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社会权力等等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文学也需要有自身的理论建构，而这一切皆需要哲学。

事实上，文学不仅需要哲学，也需要其他学科的互照。尤其是文学，如果要认识文学自身，更需要一种福柯所谓的“外边思维”，因为只有超越“文学”自身的所在，才能反思到文学所据以展开的空间，这就需要一种“生活在别处”时所带来的自我反省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提出了“从自身到自身的最近道路就是透过他者”的“诠释绕道”理论。对文学而言，包括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才构成了所谓的“外边”，而只有处于这种“间性”之中，才能认识文学自身。克里斯蒂娃曾用“文本间性”这个词去描述各种不同的书写文本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超越文本，或者将不同的学科都视为某种“文本”，那么，不同学科也即不同文本间性的差异与互动，就开辟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

我们确实需要反对将某种理论生搬硬套地对文学进行强制阐释，反对仅仅将文学研究视为某种理论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理论的过错，而是使用者的过错，因为任何理论都具有适用的边界，需要根据对象因地制宜。显然，这更不意味着文学就不需要哲学。如果没有哲学，没有理论的介入，文学研究至今将仍然囿于乾嘉学派的传统研究范式之中。那些学养深厚的乾嘉诸老之所以二百多年难以越考据雷池一步，就是缺乏哲学理论这一来自外边的“搅动”。

不仅考据学，中国戏剧的研究也同样遭遇了类似的尴尬。众所周知，布莱希特在观看中国京剧后提出了著名的“第四堵墙”理论，成为三大表演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问题是，中国戏剧早已存在了数百年，如此重要的理论资源，我们何以就没有发现呢？显然，这需要一种来自外边的眼光。这种绕道的眼光不仅需要出自不同文化的差异，也来自不同学科的“外边”。布莱希特正是以他的文化背景与理论修养，绕道中国戏剧，发现了欧洲传统戏剧新的可能。在西方模仿再现的戏剧理念中，现实存在与戏剧存在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之墙，使得二者不可能在同一空间内进行交集。但是，在没有“主客二元这一认识论的神话”（本雅明语）的古代中国所生长出来的戏剧形式，从来就没有预设一种被戏剧模仿再现的客观存在，以及与之严格区别的观看主体。在中国戏剧看来，台上的表演者既扮演着剧中的角色，同时也是表演主体自身，而表演者与在场观看者则共同在场，是主体间性的。这种“存在的被遗忘”给布莱希特强烈的冲击，让他意识到了西方传统戏剧中那道不存在的“第四堵墙”。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中国戏剧的“他者”，没有西方的认识论传统，布莱希特就不可能发现这堵墙。

而且，问题还不止于认识论。布莱希特本身也是杰出戏剧家，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大量利用了中国戏剧超越“第四堵墙”的种种方法，例如《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阑记》等等。对布莱希特来说，这种互构既来自绕道的反思眼光，也来自哲学的视野。

布莱希特的互构不仅针对着西方的戏剧传统，也同样启迪了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戏剧在布莱希特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存在那“第四堵墙”。发现在场者不难，发现不在场者则需要比较的、他者的眼光。而发现不在场的存在者，就为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文学研究不仅需要认识在场，也需要发现不在场。从间性的角度看，只有发现了中国戏剧那堵不在场的“第四堵墙”，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在场因素，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国戏剧。

作为互构，文学不仅需要利用哲学，而且本身也可以生长出哲学。例如“寓言”“格言”“对话体”这类形式，就既是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当下，我们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乃是面对中国丰富的古今文学实践，却十分缺乏一种自身的理念观照。布莱希特能在中国的文学资源中提取出一种理论形态，就表明中国文学具有丰富的理论养料。只有不拒绝哲学，并利用哲学的“外边”，才能完成文学理论的自我反思与建构。

不仅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更是如此。任何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也一定是位思想家。普鲁斯特、艾略特、昆德拉、卡夫卡、萨特、加缪、马尔克斯、艾柯、格里耶等等，他们的作品无一不同时蕴含着哲学的思考。正是这种思考，使得文学与哲学产生了一种互构，也使得文学得以超越形式而具有形而上的追求。这就给文学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因为形式总是具有限度的，而思想则是不能穷尽的。尤其是那种深刻的洞见，那种对人及其意义的深度思考，使得阅读者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阅读的快感。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些获得巨大声誉的经典作品，其实大都并不好看。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经典”乃是那种人人知道但从不阅读的作品这一说法。但是，如果将“好看”仅仅定义为一种感觉中的快感经验，就大大降低了文学的品位，文学更重要的价值不在这种“好看”之中，而在于揭示生活的本质，在于一种思想的快感。

如今，哲学已经接纳了文学，文学还有理由拒哲学于千里之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