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一三年，从莫斯科乘车，经华沙转车，前往查令十字，全程需花费十四英镑六先令三便士，以及两天半的时间。一九一三年三月，弗兰克·里德的妻子内莉从赫莫夫尼基区的利普卡街二十二号出发，踏上了这趟旅程，还带上了她的三个孩子———多莉、本和安努什卡。安努什卡（也叫安妮）两岁九个月大，比起另两个孩子，她有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烦。可是，那位在利普卡街二十二号照顾孩子们的保姆杜尼亚莎并未与他们同行。

杜尼亚莎肯定知情，弗兰克·里德却蒙在鼓里。从印刷厂回到家中后，他才从一封信中获知此事。仆人托马告诉他，信是由一位信使送来的。

“他现在人在哪？”弗兰克手中拿着信问道。信上是内莉的字迹。

“他去忙别的事情去了。他归信使协会管，协会不准他随便休息。”

弗兰克径直走到房子右后方，接着走进厨房，发现那位信使正在那里，同厨娘和她的帮厨一起喝着茶，身前的桌上放着他的红帽子。

“你是从哪里拿到这封信的？”

“有人打电话叫我到这栋房子来，”信使一边起身，一边说道，“然后给了我这封信。”

“谁给你的？”

“您的妻子，叶连娜·卡尔洛夫娜·里德。”

“这房子是我的，我就住在这儿。她怎么还用上了信使呢？”

被称为“小哥萨克”的擦鞋男仆，正在进行每周例行工作的洗衣女工，女仆，还有托马，此时已悉数进入厨房。“他本该按吩咐把信送到您的办公室，”托马说，“可您比平常回来得早一些，他还没来得及去找您，您就找上他了。”弗兰克生在莫斯科，也长在这里；他虽生性冷静含蓄，但也知道，有时得把生活演给别人看，仿佛置身舞台。才四点钟，天却已经黑了，他在窗边坐了下来，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信。他记得，结婚这么多年，自己顶多收到过内莉两三封信。没这个必要———两人几乎从不分开，况且内莉总是话很多。或许，最近说得没那么多了。

他尽可能放慢速度读着信，可信上仅有几行字，只说她走了，回莫斯科的事只字未提。他断定，她不愿告诉他到底怎么了，主要是因为她在信的末尾说，她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丝毫不觉得痛苦，也希望他以同样的心情接受这一切。信上还写了“保重”之类的话。

众人默默站在那里看着他。弗兰克不想让他们失望，便小心将信折起来，放回信封里。他看向窗外昏暗的院子，院里堆着冬天用的柴火，如今还剩最后一捆。邻居家的油灯亮着，可以透过后院的篱笆看见零星的灯光。弗兰克先前同莫斯科电力公司达成协议，在家中安装了二十五瓦的照明设备。

“叶连娜·卡尔洛夫娜走了，”他说，“还带走了三个孩子，至于她这一走要多久，我还不清楚。她没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

女人们哭了起来。她们肯定帮内莉收拾了行李，并且得到了那些没装进旅行箱的冬衣，但她们的眼泪与伤悲一样，都出自真心。

信使手里拿着他的红帽子，依然站在那里。“钱给你了吧？”弗兰克问他。那人说还没有。按协会的规矩，付给信使的钱在二十到四十戈比之间，可他想问的是，这位信使是否已经拿到了这笔钱。院子里的杂务工此时进入厨房，也将煤油与锯屑的气味，以及某种明显的寒气带进了屋内。早些时候，他肯定尽心尽力地帮内莉搬了行李，虽然如此，弗兰克还是得把所有事情再向他解释一遍。

“把茶端到客厅去。”弗兰克说。他给了信使三十戈比。“我六点吃饭，和往常一样。”一想到孩子们不在家，也就是说，多莉和本放学不会回家，安努什卡也不在屋子里，他就有种窒息的感觉。三个孩子今早还在他身边，可现在一个都不在了。眼下，他不知自己将来得有多么想念内莉，也不知自己此刻有多么想念她。他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件事，待以后再评判此事对他的影响。他们之前一直在考虑去一趟英格兰；弗兰克惦记着这件事，早就去当地的警察局和中央警察机关为家人办好了国际护照。也许在护照上签名的时候，内莉脑子里便有了种种想法。可内莉又是何时让这些想法进入她脑子里的呢？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弗兰克的父亲在莫斯科创办了里氏公司，那时，公司做的是进口和装配印刷机械的生意。作为兼营业务，他父亲还收购了一家规模较小的印刷厂。弗兰克几乎只保留了那家印刷厂。如今，来自德国人以及直接进口的竞争太过激烈，很难靠装配厂挣到钱。不过，里德印刷厂生意足够兴隆，他还找到了一个通情达理、让他满意的人来做管理会计的工作。说起塞尔温，也许“通情达理”这个词并不合适。他没娶妻，似乎从不抱怨，是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托尔斯泰去世后，他甚至更加坚定不移了；另外，他还用俄语写诗。弗兰克以为俄国诗歌与桦树和雪有关；在塞尔温最近读给他听的几首诗里，桦树和雪确实多有提及。

弗兰克走到电话前，摇动两次摇把，请求接通里德印刷厂的电话，又重复了几遍电话号码。与此同时，托马端着茶壶现身了，是个小号茶壶，想必很适合这位落了单的一家之主。壶里的水马上就要煮开，发出了微弱的咝咝声，让人有些期待。

“我们该拿孩子们的房间怎么办，先生？”托马低声问道。

“关上门，让房间保持原样。杜尼亚莎在哪儿？”

弗兰克知道，她现在肯定就像犁沟里的一只山鹑，正躲在屋子的某处，以免被他责备。

“杜尼亚莎想和您谈谈。既然孩子们都走了，那她以后做些什么呢？”

“告诉她，让她尽管放心。”弗兰克觉得自己说起话来就像个任性的农奴主。自己肯定从未找过他们的大麻烦，让他们担心自己会丢掉饭碗吧？

电话接通了，塞尔温用俄语说道：“我正听着呢。”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心里有事。

“听我说，我今天下午本来不想打扰你，可出了些我没料到的状况。”

“你似乎有些不对劲，弗兰克。跟我说说，你遇上什么事了，是高兴事还是伤心事？”

“照我说，这事还挺让我震惊。如果非要二选一，那我选‘伤心事’。”

托马退出起居室，去门厅待了一会儿，说了些“会有一些变化”之类的话，然后退到厨房。弗兰克继续说道：“塞尔温，这事跟内莉有关。我猜，她回英格兰了，还带走了孩子们。”

“三个都带走了？”

“是的。”

“可是，她会不会是想去见一见……”塞尔温犹豫了一番，仿佛很难找到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人和人的关系，“……难道有人不想见一见自己的母亲吗？”

“她一个字也没说。再说，我还没遇见她的时候，她母亲就过世了。”

“那她父亲呢？”

“只有她哥哥还活着。他没搬过家，一直住在诺伯里。”

“在诺伯里。弗兰克，你居然娶了个孤儿！”

“呃，照你这么说，那我也算孤儿，而且你也算。”

“啊，可我都五十二了。”

塞尔温脑子很好使，这股聪明劲儿常能派上用场，会在他工作时，也会在其他时候，在人们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显露出来。他说：“先不说了。我正在对照出纳实发的工资核对工资单。你说过，你希望我多做做这件事。”

“我确实希望你能多做做这件事。”

“忙完这件事，要不我们一起吃饭吧，弗兰克？我可不希望你就这么干坐着，兴许正……盯着一把空椅子看。来我家，简单吃点儿，不去饭店，那里的环境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

“谢谢你，不过还是算了。我明早去厂里，跟平常一样，大概八点到。”

他将听筒放回坚固的铜制座架上，在屋里巡视起来，屋里很安静，只听得见从远处厨房传来的此起彼伏的声音，那声音很耳熟，似是从某场热闹的派对传来，不过也能听到某种别的声音，仿佛突如其来的呜咽声。以弗兰克的标准来看，这栋房子有些摇摇欲坠，但很宽敞，房子的一楼是石砌的，二楼是木造的。巨大的炉子表面铺着产自普列斯尼亚区的白色瓷砖，使得整个一楼都很暖和。屋外，朝着莫斯科河的河湾方向看去，只见一道奇特的浅黄色亮光划过暗蓝色的天空。

正门口有人，接着，托马将塞尔温·克兰请进了屋内。直到弗兰克换了个环境见到塞尔温，他才想起，塞尔温的相貌对于一个英国商人来说有多么不同寻常，虽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印刷厂见到塞尔温，但还是经常忘记这一点。塞尔温又高又瘦———就此而言，弗兰克也一样———可他还是个苦修者，笑起来很和善，探究起事情来很认真，看起来不太清醒，他似乎任凭自己日渐消瘦下去，一开始还显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后来几乎变成了透明人。他身着一件黑色长大衣，穿着一条英式粗花呢长裤，长裤出自一位莫斯科的裁缝之手，做得短了一大截，他还穿了一件俄国农民常穿的高领工作服，以此来纪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屋内很暖和，没有女士在场，他便脱掉大衣，让工作服粗糙的布料耷拉下来，堆叠在他瘦削的肋骨处。

“好哥儿们，我来了。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我可不能让你自个儿待着。”

“可我宁愿那样。”弗兰克说，“我要是明说，你不会介意吧？我宁可自个儿待着。”

“我是坐二十四路电车来的。”塞尔温说，“我运气挺好，几乎一到车站就坐上了车。请放心，我不会待很久。办公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立马知道，这个想法兴许能让你好受一些。于是我即刻动身，朝外面的车站走去。弗兰克，这种事在电话里讲不清楚。”

弗兰克坐在对面，把头埋进手里。他觉得自己可以忍受任何事情，却无法忍受别人执意以一种无私的态度待他。然而，塞尔温似乎受到了鼓励。

“忏悔的人才会有这种态度，弗兰克。没必要这样。我们都是罪人。我想到的倒跟‘内疚’无关，而跟‘失去’有关———这也有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把‘失去’当作‘放手’的一种形式。要知道，‘放手’———或是世人用来表示‘放手’的某种概念———不会让人遗憾，只会让人欣喜。”

“不，塞尔温，不是这么回事。”弗兰克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曾试图把他所有的财产赠送给别人。”

“那么做是为了让农民更富裕，而不是让他自己更贫穷。”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庄园离利普卡街只有约一英里远。在遗嘱中，托尔斯泰把这座庄园赠给了农民们，此后，那些农民便一直砍树来换取现金。他们甚至在晚上也干活儿，借着煤油灯发出的光亮把树砍倒。

塞尔温身体前倾，一双浅褐色的大眼睛异常专注地看着弗兰克，眼中洋溢着温和的好奇与善意。

“弗兰克，到了夏天，我们一起去徒步旅行吧。我虽然已经很了解你，但若能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一起漫步在平原和森林里，我肯定可以更好地了解你。弗兰克，你很勇敢，可我觉得你没什么想象力。”

“塞尔温，今晚我可不希望有人来看透我的心思。老实说，我觉得我承受不来。”

托马再次出现在门厅，帮塞尔温穿上他那件散发着一股难闻气味的无袖羊皮大衣。弗兰克重申，他会在老时间到印刷厂。外面的门刚关上，托马便失望地说，塞尔温·奥西佩奇连一口茶也没喝，甚至连一杯矿泉水都没喝。

“他只待了一会儿。”

“先生，他是个好人，总是在赶路，寻找那些有需要或绝望的人。”

“他在这里可找不到这两种人。”弗兰克说。

“也许他给先生您带来了些消息，关于您妻子的消息。”

“要是他在火车站工作，兴许他还真会给我带来些消息，可他不在。她坐上了去柏林的火车，我就知道这么多。”

“上帝垂怜。”托马含糊地说道。

“托马，三年前，也就是安努什卡出生的那一年，你来到了这里，那时候你曾对我说你不信教。”

托马的脸松弛下来，露出了皮革般的皱纹，脸上写满善意，看样子，他已经准备好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进行一场漫无目的的讨论。

“先生，我不是不信教，而是思想自由。也许您从来没有想过两者的区别。既然我思想自由，我喜欢什么，就能信仰什么。今晚，鉴于您处境悲惨，哪怕明天一早我就不相信上帝存在，我照样可以把您交给上帝，让他来庇护您。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当然有义务不信教，这样一来，我的思想就被限制住了，可这是不合理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塞尔温的那只公文包———实际上是个塞满了纸的乐谱盒，由于主人经常在有轨电车车站等车，等车的时候又多次淋雨，盒子已变得很僵硬———被落在了衣帽架下面的长凳上，衣帽架下面还放着成排的毛毡鞋。这种事之前屡次发生，熟悉的一幕倒是起到了某种安慰作用。

“明早我会把它带去厂里。”弗兰克说，“记得提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