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基因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生物学界发生了一场革命，引领这场革命的主要有两个人：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这场革命经过理查德·道金斯贴上“自私的基因”这个标签后变得广为人知，其核心理念是：单个个体不会持之以恒地为团体、家庭甚至自身利益而无私奉献。他们只会持之以恒地去做对自身基因有利的事情，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遵循此道者的后代。你的祖先没有一人守贞至终老。

威廉斯和汉密尔顿两人都是博物学家，独来独往。威廉斯这个美国人一开始从事海洋生物学研究，而汉密尔顿这个英国人开始研究的是群居昆虫。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两人先后提出从整体上理解进化论、从细节上理解社会行为的崭新方法，从而一鸣惊人，开风气之先。威廉斯一开始认为衰老和死亡对机体而言是件极其违背其本愿的事情，但如果说基因在繁殖之后将淘汰自身的程序注入机体，上述现象就可以解释得通。他由此得出结论，动物（植物）并不是为它们的种族或为它们自身默默奉献，而是为了它们的基因。

基因利益通常与个体利益相一致——但也有例外，鲑鱼会因奋力产卵而死，蜜蜂蜇了其他生物后自己也会丧生。基因的利益常要求一个生物为了后代的好处而甘于奉献——但也不全是这样，鸟儿在食物短缺时宁愿舍弃自己的幼雏，母猩猩会毫不留情地给嗷嗷待哺的小猩猩断奶。有时候这意味着为了其他亲属的利益而甘愿出力，例如蚂蚁和狼会帮助它们的姐妹繁殖。偶尔，基因的利益意味着为了更大的集体做出奉献，如麝香牛为了保护小牛崽而并肩站立以抵御狼群。有时候基因的利益意味着让其他生物做出对其自身不利的事情，如感冒病毒让你咳嗽，沙门氏菌让你腹泻。但始终无一例外的是，生物甘心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存活率或基因复制的成功率。威廉斯以他特有的直率指出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现代生物学家看到一个动物为其他动物做贡献时，他就会猜测要么它是受到控制不得不为，要么它就是非常狡猾地假公济私。”^[1]这种想法有两个来源。首先，它来自理论。鉴于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复制品，那些能够主动强化自身生存概率的基因必定会不惜牺牲没有这种能力的基因来发展壮大自身，这是基于算法得来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它也不过是基因复制这一现实带来的简单后果。其次，这种创见来自观察和实验。各种透过个体或者族类的镜头看起来显得扑朔迷离的行为，一旦透过聚焦于基因的镜头来看，瞬间就变得豁然开朗。尤其是，正如汉密尔顿得意扬扬地展示的那样，那些群居性的昆虫，通过帮助自己的姐妹繁殖，反而在后代族群中留下了比起自己努力繁殖更多的自身基因的复制品。因此，从基因的角度来看，工蚁那种惊人的奉献其实完全是赤裸裸的自私行为。而蚂蚁王国里那种无私的合作也不过是个幻象：为了让自己的基因能够永远延续下去，每一只工蚁都在努力拼搏，通过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蚁后的皇族后代，而不用通过自己的后代来延续基因，但工蚁这样做，其基因方面的自私和人类挤开自己的对手以爬上公司的更高位置并无二致。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蚂蚁和白蚁作为个体可能已经“放弃所有个体针对所有个体的战争”，而它们的基因却并没有放弃。^[2]

这一生物学革命给那些接近它的人带来的心理冲击真是无以复加。正如哥白尼和达尔文一样，威廉斯和汉密尔顿给了妄自尊大的人类一记重击，让他们羞愧难当。人类不仅只是动物的一种，而且也是“自私基因委员会”用完即扔的玩物和工具。汉密尔顿回想起那一刻，当他突然想到他的身体和基因组更像是一个社会而不是一台机器时所感到的震撼，“我突然意识到，基因组并不是庞大的数据库加上管理团队的结合，它只致力于一个目标，就是让人存活下去并生儿育女，以前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现在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更像公司的董事会议室，是自私自利者和小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舞台……而我不过是这脆弱的联合体派驻海外的代表，那四分五裂的帝国里焦虑不安的主人纷纷对我发号施令，而我只能被动接受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3]

理查德·道金斯，这位年轻的科学家突然冒出同样的想法，他也感到震惊不已：“我们都是些生存机器——一些机器人载体，盲目受程序驱动来保存被称作基因的自私的分子。这个事实至今还让我心里充满惊讶。尽管我知道它已经很多年了，但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适应它。”^[4]

事实上，对汉密尔顿的一个读者来说，自私的基因这一想法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影响。乔治·普赖斯（George Price）自学遗传学，就是为了反驳汉密尔顿那可怕的结论，即利他主义不过是基因的自私行为，但结果他却证明这个结论完全正确，不容置疑——实际上，他甚至改进了其中的代数部分，对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两个人开始合作研究，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普赖斯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他转向宗教寻求安慰，最终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给了穷人，在伦敦一间空旷而又寒冷的房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来的不多的遗物里，还有汉密尔顿写给他的几封信。^[5]

人们更常见的反应则是希望威廉斯和汉密尔顿离开这一领域。“自私的基因”这样的词听起来就足够像霍布斯式的战争，让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对自私的基因这场革命避之唯恐不及，而促使更多传统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如斯蒂芬·杰·古尔德、理查德·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等充当起永远的卫道士，与这一理论相抗衡。和克鲁泡特金一样，他们一想到威廉斯、汉密尔顿及他们的同事设法将所有的无私都归结为根本的自私（实际上这不过是个误解，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用一句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将大自然的丰富多彩通通都淹没在自私的冰水当中。^[6]

[1] Paradis,J.and Williams,G.C.1989.Evolution and Ethics:T.H.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with New Essays on its Victorian and Sociobiological Contex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2] Hamilton,W.D.1964.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7:1-52.

[3] Hamilton,W.D.1996.Narrow Roads of Gene Land.Vol.1：Evolution and Social Behaviour.W.H.Freeman/Spektrum,Oxford.

[4] Dawkins,R.1976.The Selfish Ge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5] Hamilton,Narrow Roads of Gene Land.Vol.I.op.cit.

[6] Hamilton.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Williams，G.C.1966.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Williams,G.C.Natural Sele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Dawkins.The Selfish Gene.op.cit.奇怪的是，有一首诗歌叫作《蜜蜂的寓言》，发表于1714年，作者是一名英国的讽刺作家和愤世嫉俗者，正是这首诗歌第一次窥见了这种可能性。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诗歌是对邪恶的必要性的一种辩护。他说，正如我们要吃饭才能成长，饥饿是个必要的环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繁荣发展并获得公共利益，自私的野心也是很必要的。实行纯粹的善行和发展繁荣的商业社会是不相容的。Mandeville,B.1714/1755.The Fable of the Bees:or 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9th edn.Edinbur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