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 我的财富是苦难中的温暖

马金莲，1982年生，宁夏西吉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难肠》，长篇小说《马兰花开》《数星星的孩子》。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朔方》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

马金莲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业好几年，其间嫁到了另一个山沟里给人家做媳妇，开始承担更繁重的农活，常常苦得站不起来。在西海固的生活，是上天对她的考验，从一个小女孩到大姑娘再到小媳妇，一路延续下来，还好没有妥协，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淹没，并且在后来的写作中，这些苦难之中的温暖，都成了她构思的源泉，成为她文学写作的财富。

在我印象里，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夙愿》，那时还在学校读书。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写小说、发表小说？家里人对此怎么看？说说你第一次发表小说的情形。

对的，那时候我18岁。在一所师范念一年级，学校文学社举办征文活动，我拿起笔写了这篇文字，投出去竟然获得了一等奖，很受鼓舞，接着我用稿纸把这篇文字认真誊录了，寄给我们市的刊物《六盘山》，两个月后刊登出来了，标签是小小说，还有20块钱的稿酬，看着稿费单子，觉得无比激动，这可是我用自己的笔挣来的第一笔稿酬啊。家里人不知道我在学校学着写作了，当我放学后把样刊带回家，父亲看了，弟妹们看了，都没说什么，在我们那个村子里，生存、为生存进行的劳作始终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是其次，而这个时候的父亲，已经被艰苦的生活压得失却了年轻时候对文字的那份喜爱，他显得漠然，所以我在一家杂志发一篇文字，有什么意义，对于别人来说好像没什么意义，至多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内心的喜悦吧。

你的第一部小说集是《父亲的雪》，这本书我读过，读的时候不止一次想到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你的大部分文章写了你熟悉的那片土地上的生存艰辛与苦难。你为什么会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如此情深？

其实，更多时候我愿意将自己生活以及写作的范围界定在西海固这样一个称谓里，因为它包括了西吉，是更为宽泛的一个概念，我喜欢这个称谓。我为什么要写这里的人和事呢？其实这是个不用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写作的出发点都是他所熟悉的生活，而我的生活就在这里，生命三十余年的历程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熟悉这里的乡村生活，熟悉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亲历和目睹过这里人们的欢喜与悲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写这个我还能写什么呢，靠想象写东西我不行，觉得假，也没兴趣。这本书中收录的是我最初七八年创作的一些作品。整体来说显得比较单薄和幼稚，带着明显的在写作中摸索的痕迹。不过那时候对写作怀着更单纯纯粹的感情，所以每一篇都倾注了很真实的感情，所以我始终珍惜这些并不成熟的作品。

你觉得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刚开始写作那几年，文学就是很自然的一种存在，内心有想法了，想写了，就拿起笔写一写，不想写了就照旧过日子，从来没让文学影响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觉得为文字付出那么多很累，有时候又觉得充实，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忠实的朋友，可以倾吐心声的人，所以想不离不弃地呵护着它，一年又一年。可是一路走着走着，文学就成为我难以舍弃的一份坚守，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坚持18年了，所以，无论如何，这份爱好已经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你在创作中受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比较大？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还是受西方文学影响较大？或者说你的文学修养来自哪里？

我小时候阅读的范围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读本，所以要说影响，还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更多一些吧。大概来说我的文学修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我父亲和小叔都很爱阅读，虽然他们没有拿起笔来写作，但是我小时候家里有很多文学读物，从《水浒传》《西游记》到聊斋故事再到民间故事集等，还有一些评书，像《连环套》、杨家将的故事、呼家将的故事、薛仁贵父子征战东西的故事，等等，不胜枚举。后来父亲见我热爱阅读，还专门给我订阅了《中国少年儿童画报》，那本小刊物给童年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是来自民间故事、传说等的熏陶。我小时候外祖母、太爷爷、爷爷等都健在，奶奶更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漫漫长夜里，老人们用我们最朴素的方言土语，讲述着一个个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来自祖辈流传下来的，有听来的，还有的是讲述者亲身经历过的奇事、趣事。我都当作故事来听，常听得津津有味，沉溺其中。这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和人生经历，沉入到我的童年记忆里，深深地沉睡过去。直到有一天写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其实早就融入到我的生命感悟当中，再也难以分割。三是来自西海固文学的影响。西海固文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提了出来，先后走出了全国有影响的作家石舒清、郭文斌、了一容等。我初学写作的时候就受到了西海固作家的影响，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了一定的营养，但是作品中打上了他们的烙印，今后如何超越他们也成为我必须克服的难题。我觉得自己的语感是在大量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培养起来的。尽管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大量阅读确实给我积淀了很好的文学素养。我觉得对自己文学素养影响更深的是家庭，是生活，是我从小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浸染。

按题材划分的话，你的写作属于80后中的乡土派。我想你之所以这些年都坚持写乡土，是因为你熟悉乡土，而且我知道，你生活的那片地方历来有着“苦甲天下”的说法，你是否也像你作品里描写的那样吃苦、挨饿，受过贫穷的考验？能简要介绍你生活的环境吗？

我出生在西海固群山包围的一个山村里，这个村庄就是我后来不断书写的扇子湾。22岁之前，我一直在扇子湾生活，除了去学校上学，暑假都是帮父母务农，寒假在村庄里陪伴家人过着寂静的日子。村庄交通不便，小时候我们要去集市上，十多里山路靠步行和毛驴驮载，后来才有了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没有自来水，人畜用水靠的是村庄中间水沟里的一眼清泉。夏季用水量大，大家需要一大早排队去担水，冬季泉口结冰，厚厚一层，蹲着是舀不到水的，我们就给水瓢装上巨长的木柄，这样才能伸进泉眼去。我们的童年是在很散漫的环境里长大的，那时候这里极度不重视教育，女童教育更是薄弱，所以村庄里的女孩子基本上都不念书。我们夏天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拔柴、割草、除草、放羊……小脸蛋被风吹日晒得粗糙而褐红。冬天大家就在一起学习做针线。总之，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过的是一种很自由很散漫的童年，没有学习任务，就在大自然里接受着磨炼。

我父亲是乡文化站的干部，正是因为这个有利条件，才为我童年时候阅读大量书籍创造了条件。母亲等人都是农民，亲戚也都是农民。我们把农民叫做泥腿子，想想其实挺形象，常年在地里劳作，两腿自然是粘着泥土的，这泥腿子很形象地表达了生活在底层的一个群体的艰难和苦难。

每一个在西海固山村出生并长大的孩子，都要经历一个被生计磨砺的过程。尤其像我生在20世纪80年代，我父母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在家里劳力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女孩子自然得像男孩子一样去挑起劳作的担子。我很早就学会了女孩子必须会的活儿，后来还像男孩一样承担了一些繁重的苦活儿，比如赶着牲口犁地，在陡峭的山路上拉架子车，往车上抬粮食口袋，赶着毛驴去磨坊磨面，等等，都是需要比较大的气力的。家里孩子多，土地少，那时候没有挨饿，但是吃得不好，尤其20世纪90年代初西吉连着几年大旱，庄稼基本颗粒无收，我们姐妹都在县城上学，家里开支很大，在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和别的80后相比，我们西海固山区的孩子，真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偏僻落后，还有苦难对生命个体的考验和磨砺。后来我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是中专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在家待业好几年，其间嫁到了另一个山沟里给人家做媳妇，那时候开始承担更繁重的农活，因为我是一个大人了，要像每一个成年男女一样从事劳动，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相比之下，亲生父母还是比较娇惯我的，有些很繁重的活儿舍不得叫我们干，但是到了婆家，不存在这一说，我割麦子，跟着丈夫、小叔子、弟媳妇，一趟一趟，常常苦得站不起来。跟着婆婆做席面招待客人，守在寒冷的小厨房里一忙碌就是一整天，晚上洗完锅灶解下围裙，一双脚早就冻麻木了。西海固的生活，对我的考验，从一个小女孩，到大姑娘，到小媳妇，一路延续了下来。还好我没有妥协，没有被生活的艰辛压垮也没有被淹没，并且在今天的写作中，这些经历都成为了构思的源泉，可以说那样的经历就是我今天文学写作的财富，值得倍加珍惜。

你后来离开农村，到城里工作。这种离开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如何？

2007年至2010年，我在乡镇工作三年，眼界得到了开阔，对社会有了比较复杂的认识。2010年秋进入固原市民盟，算是离开了乡村，在真正的城里工作和生活了。离开了乡村，再回头看，眼界和从前有了差异，也许身在其中的时候，有些事物是看不清楚的，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一旦拉开距离，就能更冷静地思考，更成熟地表达，所以这几年我的文字比之前有了深度更加成熟。当然，离开农村，感觉与生活远了一步，幸好我的亲人们都还在农村，我一有空就往老家跑，婆家、娘家、亲戚，我需要关注农村的变化和人们内心的变迁，需要紧紧抓着生活的脉搏，不能与生活有隔膜。现在，生活是老样子，上班、带孩子，周末回老家。感觉生活稍微比过去自由了一些，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和写作了，这是很奢侈的，是来之不易的，是从前想都不敢奢想的。所以我很感激，生活、命运、身边的人、遇上的每一个好人，我不敢懈怠，想趁着年轻再写几年，多写点比较好的文字出来。

很多人说你延续了萧红文脉，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有点愣，因为我之前除了一篇叫做《蹲在洋车上》，没有看过萧红别的作品，听到这个说法，我对她有了兴趣，找来所有的作品认真读了，对这个女作家真是由衷敬佩和同情，敬佩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如果要在我们之间寻找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我觉得肯定是我们都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凭着本能抒发和表达的愿望，并且将这一本能表现在作品里了。我们的写作，都完全地出于一片赤诚吧。我特别喜欢《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尤其后者，是我枕边常放用来随时翻阅的精神食粮之一。

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的过程中，你最鲜明的感受是什么？请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勾勒一下作品受到读者、编辑、评论家等各方反馈的情况。

我目前出版了六本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本《父亲的雪》前面已经说过。第七本是即将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珍重》，这是我近两年作品的结集，也是目前很期待的一个作品集。

总之，我感觉坚持写作的过程，就是沿着一条路爬一座山的过程。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精力、耐心、恒心，和一以贯之的热情。就拿《长河》来说吧，它最初由五个部分组成，《民族文学》编辑哈闻看了后建议我删除最后一个，同时给我分析了原因，另外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我认真地思索了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改。对比初稿，我真是很感激哈闻老师，没有这样精心的修改，《长河》能否获得后面的多家选载和获奖，真的就不好说了。我觉得需要继续保持低调，保持沉默，把时间和心血默默地倾注在写作本身之上，写出扎扎实实的好作品来。

中篇小说《长河》可以说是你目前为止的代表作和创作小高峰，几乎提到马金莲的人都会提到这部小说。请谈谈它的酝酿过程、最初构想和创作过程。

这篇作品和我的很多作品一样，是手写的，初稿写在一个旧教案本的背面。开始的时候连题目都没有，只是被村庄里新近发生的一起车祸触动了心弦，想表达点什么，表达什么呢，还不明晰，就那么忙忙碌碌划拉着。第一个故事，伊哈的故事，其实是有原型的，是我小时候送过埋体的一个人，他死后身后留下了三个孩子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女人自然是再嫁，而孩子活得很受罪，念书的时候和我一个学校，常常见到他们赤裸的脚板和一脸的泥土。伊哈的故事写完后，觉得好像意犹未尽，想说什么呢？没说清楚。想祭奠呢，还是怀念呢，还是警觉呢，或者是反思呢？感觉都不能简单概括。犹豫中又写了第二个故事，也是有原型的，是个男孩，从小心脏病，12岁时候按照医生预料的那样去世了。这样一个生命，匆匆地离去，我们除了惋惜，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一边纠结，一边写。到了第三个故事，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明朗了，我就是要写死亡，我们西海固的山村里的死亡，朴素的清洁的简单的悲伤的死亡。这个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最后的关头，我忽然觉得这死亡就是一条河，长长的河，所以题目有了。

你非常擅长讲述死亡，在对死亡的情态进行刻画的同时，你对死亡的概念与意义也有所叩问。你似乎对“死亡”这一题材有着特别的执着？

我小学三年级时二奶奶肝硬化去世，五年级时三奶奶肝炎辞世，初一时太爷爷口唤（伊斯兰教用语，这里表示人的去世）,2001年我唯一的弟弟病故，两年后爷爷无常（佛教用语，这里表示人的去世）。这都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亲人。还有更多的人，大家也在死亡。就在我们的村庄里，还有邻近的村庄。我们回族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了，鼓励大家去送葬，送葬是行善的好事。所以从小到大，我参加过的葬礼其实很多。在各种各样的葬礼上，我看到了不同的哭相，听到了不一样的哭声，感受着大家对死亡的看法和感叹，还有领悟。总之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生命苦短，人生不易。这样的题材，我心里不安。写出来，其实是帮助自己克服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吧，毕竟这一命题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你非常关注那些以柔弱顺从的姿态去抗拒旧观念或者强大命运以及严酷自然环境的女性，在《碎媳妇》《风痕》《搬迁点上的女人》《绣鸳鸯》《离娘水》《旁观者》等作品中，你通过塑造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与自我生命关照。那么你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的这种女性关怀意识？

有一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西海固作家群有一个相对优良的传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文学很尊重，是以接近于痴迷的态度去对待的，相对落后的封闭的环境，造成了我们相对奇特的文学状态，我们集体呈现出一种内敛、安静的状态，远没有外界的浮躁和喧哗。而我作为一名女性，不自觉地就会更加关注身边的广大女性，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把她们写进文字，定格在纸上。就在书写过程中不自觉地流露了一种女性关怀意识。

方言化的语言风格是无心插柳还是刻意为之？

刚开始写那些年，是无心插柳。到了如今，也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也有人已经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我能更多地融入西海固方言。我会试着做相应的尝试，但是，也要把握好一个度。方言适当用一点，能为文字增色，使语言活泼、生动，有趣味；但是，采用多了，会给读者，尤其西海固之外的读者，带来阅读障碍，损害文字的流畅感和整体美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需要不断摸索实验的过程。

你的作品有许多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追忆，写苦难好像在西海固作家笔下很常见，谈谈你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吧。

我的文字都是关于村庄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灵感的源头，很多都来自于我最初生活的那个村庄。我感觉，只要村庄屹立在大地上，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但是，也有人劝我调整，不要再重复写苦难，因为西海固作者的作品，给人一眼就看到西海固贫穷的影子，有千篇一律的印痕。甚至有人说，西海固作家都是一个路子，鲜有新路。我知道，千篇一律的苦难故事，势必给人造成审美疲劳。可是，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并将生命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留在这里，不写苦难，那我写什么？还能写什么？我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难的历程！我觉得我始终舍不下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淳朴和善良，舍不得生我养我的西海固。我一直沿着苦难的路前行。何去，何从？一段时间之后，我释然了。不是写苦难有什么过错，问题在于我的笔触不够深入，远远没有挖掘出苦难背后的东西，情节深处那些人性中闪光的鳞片，或者需要批判反思的病垢，都是需要往更深处开拓挖掘的。《绿化树》也写苦难，《心灵史》同样在写苦难。近来，我专门抽时间回过头打量了自己这些年写出的文字。它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时间段，前者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故事，后者是我后来经历的生活。我之所以留恋很久之前的时光，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位高龄老人，太爷爷，外奶奶，爷爷，奶奶，这些老人都是从岁月的坎坷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经历了很多日月更迭和社会变迁，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一个个感人的传说。我的外奶奶尤其具有传奇色彩。我的奶奶又是个说古今的能手，我陪伴她的每一个夜晚，都是在她讲故事的氛围中入睡的。被这样的故事熏陶着，那些远去岁月里的故事和那种馨香的味道早就嵌入了我的记忆，当我后来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想起了它们。而老一辈人身上具备的质朴和纯粹，对生活的热爱，对信仰的坚守，让今天浮躁的我们感到汗颜。所以，我敬仰那些已经远逝的人们，之所以写那些时光，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敬意，也是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对比和反思。同时，我是一个80后，我也会写今天我们的生活。去年的《一顿浆水面》《平安夜的苹果》《三个月亮》等作品就是尝试。

2014年长篇小说《马兰花开》获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它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于这部作品你自己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因为在我所有的中短篇里写的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妇女，或者已经远去的日子里的故事，这一回我决定写一个当代回族女性，她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对生活、人生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但是，这样一个女性在我们那里，命运还是可能会对她进行一系列严酷的考验，比如失学了，比如嫁人了，在一个大家庭里开始女人的人生历程。这个历程在男人看来很自然，很平淡，常见到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程度。但是，对于女人来说这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历程，嫁人怀孕生养拉扯孩子，柴米油盐，婆媳妯娌关系，磕磕碰碰，小小的欢喜和悲伤，小小的哀怨和渴望，哪怕最普通的女人她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她也可能会体验这样的滋味。这就是生活，西海固当下妇女的生活。我写了李万山一家人的生活状态，同时以副线形式描写了李家的邻居马柏云一家的生活，以诸多情节和生动活泼的细节，讲述回族人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巨大而细微的变迁和发展。同时我试图展现大量独具特色的回族生活画面和风俗、宗教生活等。我渴望让作品读来充满暖意，让人感觉生活是如此不易，又是如此美好。但是，限于年龄和人生阅历都有限，对生活和很多事情的认识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这部作品还是不够成熟的，只能说是一个尝试吧。总之是一部倾注了心血，怀着敬重心态完成的作品。

既然已经来到城镇，是否考虑逐渐将写作题材拓宽到城镇？请谈谈今后的创作方向？

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动，我对生活的了解、认识和感悟也在不断更新、加深，我想，我以后的写作不会狭隘地界定在乡村这样的一个范畴，而是会试着突破、融合，毕竟在当今普遍城乡一体化的社会里，就连我们这偏僻的西海固，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一个作家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就要不断尝试和突破。我也一样，需要努力，再努力，近年来开始尝试突破乡土题材，例如《旁观者》《听见》《平安夜的苹果》《我的母亲喜进花》《低处的父亲》等中短篇小说就是。今后的创作方向，还是以自己熟悉的乡土题材为主，但是将乡土和城市题材的界限打破、融合等尝试还是会坚持，每年完成三到五个中短篇在期刊发表，同时创作乡土题材长篇小说。

设问人：赵依 评论家，《人民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