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偏见，或者会导致我们放弃部分知识或心灵官能，或者会夸大它们的能力，它不仅会暴露出判断的错误，也会暴露出理智诚实的缺陷，这种诚实对纯粹献身真理的人而言不可或缺。偏见假定批判功能是一种事物的构造，无人可建立也无人可取消。它将古老而正义的真理观念贬为众多说法中的一种，将其置之不理。这种错误的很大一部分——事实上确实存在我们之间，看来应归咎于科学教育的特殊和孤立特征——特殊和孤立既是科学教育的特征，反过来又加剧了科学事业的特殊与孤立。

——乔治·布尔[1]：《思维法则研究》（伦敦，1854），第423—424页。

……政治需要根据人性而不是理性来加以调整，理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埃德蒙·伯克：《对最近一本题为〈国家当前现状〉著作的评论》，《埃德蒙·伯克著作集》第一卷（波士顿，1839），第317页。

本书源自1940年夏天我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发表的一篇名为《自由主义与外交政策》的演讲，它是一系列名为“今日自由主义”演讲的一部分。被法国的沦陷所震撼，我在这篇演讲中用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十八章中的一段话作为引语：“并不是命运主宰着这个帝国，问问那些罗马人吧，他们以一定方式统治自己并历经了一段持续的繁荣，然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行动，国家的命运就急转直下。在每个君主国中都存在着总体原因（general causes），它或是道德的或是物理的，促使着国家的崛起，维持着国家，最后也颠覆了这些国家，所有偶发事件（accidents）都屈从于这些总体原因。如果战场上的一件小事，我的意思是一件特别的事毁了一个国家，这也是总体原因使这个国家在一场战争中不可避免地毁灭。简言之，事件的总体进程支配着所有特殊的偶发事件。”[2]

这本书尽管意识到偶发事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仍然去寻找那些总体原因，特殊事件只是它们的外在表现。特殊事件体现了我们的社会在理解、应对时代的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难题的无能为力。考虑总体原因也指向了西方世界政治思考的整体衰落，这种衰落典型地体现在一种信仰上，它认为科学的力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现代人遭遇到的政治难题。本书的目的是要展现出为什么对科学救赎力量的信仰是错置的，指出这种信仰是如何在政治和哲学思维中兴起的，它是如何表现自己的，最后指明哪些人的智识和道德官能独自导致了社会世界的诸多问题。

本书部分论述的初步形式在1944年我的一系列演讲中向公众展示过，这些演讲受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赞助，演讲题目为“科学的幻觉与国际秩序问题”。非常感谢美国哲学协会，它在1940—1942年间从其中（Penrose Fund）为我提供一项资助，以支持我为这本书所做的研究。这个研究各阶段的报告还可以在以下几年的《美国哲学协会年鉴》中找到：1940年（第224—225页）、1941年（第211—214页）和1942年（第188—191页）。同样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它自1944年就开始支持这项研究直到手稿的完成。

非常感激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教授和耶鲁大学的保罗·魏斯教授，[3]他们读完了整篇手稿。我听从了他们的很多建议，由衷地考虑了他们的全部批评。他们睿智和慷慨的建议极大地帮助我澄清了思想，使我更自觉地认识到是什么将我和一些思想家统一了起来，并和其他思想家分道扬镳。在一些特定问题上我的很多“芝大”同事给了我鼓励和建议，我深深感谢他们。

以下出版物和出版商很友好地允许我使用曾发表过文章里的材料：《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科学大会（Conference on Science）；《哲学与宗教》（Philosophy and Religion）；《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国际伦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和《耶鲁法律杂志》（Yale Law Journal）。

汉斯·摩根索

194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