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骚杂记

《史记·屈原列传》，正如它其余的部分，未必完全可靠。不拘就思想或文体上观察，《渔父》明明是一篇子虚的文字，而史公却把它当做实事，编入传中。这是可疑的一点。谏怀王入秦的，据《楚世家》说是昭睢，而《列传》则以为屈原，显然的自相矛盾。这是第二点。把这两点综合起来看，则王懋竑说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似乎可信。王氏这一说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正面的理由。不过从反面推测，假定屈原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则谏入秦的，自然与屈原无干，而顷襄王时也不会有屈原再度被放以及和渔父在江滨问答的事了。这样，既可以避免《列传》与《世家》间的冲突，又可以省得教一篇寓言冒充了史迹。这比说屈原死在顷襄王时确乎合理得多。至于二十五篇连真带假的屈赋中，对于怀王被诱入秦那样严重的事，绝没有露一丝口风，也不妨附带的算作屈原，死在顷襄王时的一个反证。

然而王懋竑的话果能成立，其重要之点，还不在缩短了屈原几十年的寿算，订正了一个史实的错误。这件事本身的意义甚小。因这件史实的修正，而我们对于屈原的人格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才是关系重大。怀王丧身辱国，屈原既没有见着，则其自杀的基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的，说他是受了宗社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无根据了。

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者。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忍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忿说。《渔父》的作者曰：“宁赴常流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可称为洁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意见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枬提出尸谏二字，可算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

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地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真正的屈原、汉人还能看得清楚。班固说：

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

一种价值观念的发生，必有它的背景。是混乱的战国末年的《渔父》的作者才特别看出，屈原的狷洁，是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庄子·刻意篇》曰：

刻意尚意，离世异佶，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诽）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这大概即指屈原一流的人，所以以洁身来解释屈原的死，是合乎情的。这一方面与他的时代风气正相合。但是，帝王专制时代的忠的观念，绝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的。伍子胥便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为了家仇，伍子胥是如何对待他的国和君，而他正是个楚国人。司马迁曾经“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倒还没有忘掉屈原的时代。

总之，忠臣的屈原是帝王专制时代的产物，若拿这个观念读《离骚》,《离骚》是永远谈不通的。至于王懋竑的话若能成立，则后世所以能把屈原解成一个忠臣，或许还要归咎于史公。《史记·屈原列传》若不教屈原死在顷襄王的时代，则后人便无法从怀王客死于秦和屈原自杀两件事之间看出因果关系来，因而便说屈原是为忧国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