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与诗

我生于1961年6月23日。出生地是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按照彝人父子连名的习惯，我的全名应为：吉狄·略且·马加拉格。

我的父系属于凉山彝人的古侯部落。我的母系属于凉山彝人的曲涅部落。这是两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部落。他们在历史上曾两次渡过金沙江，迁徙游牧到凉山这块土地上。在漫长而悠久的生命岁月中，彝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最独特的文化：火文化以及红、黄、黑原始三色文化。据我父系古侯部落的家谱记载，我们的祖先第二次进入大凉山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彝人的族源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史学界和人类学界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土著说，有外来说，有氐羌说，有南来说，等等。我看最有趣的还是我们民族自己的神话传说吧，它用朴实而充满了幻想的语言告诉世界：我们是鹰之子，是创世英雄神人支格阿鲁的后代。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诗的，同时也说不清那种被称作诗的东西，从什么时候起就像母亲的乳汁一般哺育着我。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彝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诗的民族吧。叙述古代传说的有英雄史诗，结婚嫁女的有哭嫁诗，男女幽会的有爱情诗，超度亡灵的有送魂诗。诗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伸手可得。那些民间歌手（诗人）心灵的激情，就像奔涌的金沙江水一泻千里，一发不可收。难怪在彝族人特有的一种诗歌形式克智中，曾有人这样唱道：

我的诗和歌，像牛毛那样多，唱了三百六十五天啊，才唱完一只牛耳朵。

对诗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感受，我想就是瑞士近代极富独创性的理论家C.G.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吧。在彝族人的观念和心理深层结构中，对火、色彩、太阳、万物都包含着一种原始的宗教情绪。这是一种神秘的召唤，它使我们的每一首诗和歌都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并具备一种诱人的灵性。在我的记忆中，我很早便熟悉我们民族所特有的各种诗歌形式。我被英雄史诗《勒俄特依》中英雄支格阿鲁的信念深深地打动；我被抒情长诗《呷玛阿妞》《我的幺表妹》的优美语言所折服。当然更使我百读不厌的是叙事长诗《妈妈的女儿》，它生动的人物刻画和技巧，使我不得不惊叹！可以这样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彝族的歌谣和口头文学的摇篮里度过的。那里有我无数的梦想和美丽的回忆。我承认是这块彝语叫古洪木底的神奇土地养育了我，是这块有歌、有巫术、有魔幻、梦与现实相交融的土地给了我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还应该指出的是，我除了受到彝族传统文学的熏陶外，从读小学就开始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我曾经把自己比喻成几条河流交汇处的一块码石。在我的身上有彝文化的基因，有汉文化的标记，还有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子。如果说对我进行文学启蒙的是本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的话，那么使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作家、书面文学的却是汉文化。

记得我在读中学时，有一位姓张的汉族老师教我们语文，听说他年轻时喜爱作文写诗，还发表过一些。我格外崇敬他。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到他家去听他讲文学和书法，因为他还能写一手难得的好字。你知道那是一个文化禁锢的年代，他的家便是我一个最温暖的去处。有一天，我们谈得很晚，我临走时他还再三叮嘱我要多读书，并从自己的书柜中取出两本要我拿去看，一本是杜甫的诗，另一本是李白的诗。虽然那时我的汉语理解能力还不高，但这两本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和安慰。这说明人就是生活在十分艰难和不幸的环境中，他也会去寻找和渴望哪怕一点点精神生活啊。但愿这一切再不要重演。也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中国现代的新诗集，那就是郭沫若的《女神》。这是我父亲在文化馆工作的一位熟人，冒险从早已被封的图书馆中悄悄借出的。当我读完，我被郭老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那种磅礴的爱国主义激情震撼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我最早读到的外国诗集，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集》。我认为这是一本我们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为真挚感人的爱情诗。同时，在这个时期，我还读到了普希金的零星诗作，当时最使我感动和爱不释手的是一首题目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的诗。

我开始练笔写诗是读高中的时候。当然大都是幼稚可笑之作。

我将诗写在笔记本上，拿给一位姓刘的汉族同桌看，千幸万幸，他还真的欣赏起来，这算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吧。

我真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是1978年考入西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本科专业之后的事。当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两年，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的一个转折时期。我除了完成必修的功课外，开始大量地读书。文学理论、小说、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等，只要是我能借阅到的好书我都读。我像一个正在摆脱饥饿的人，在那书的海洋中疯狂地阅读，拼命地吮吸。就诗歌来说，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时间里，几乎阅读了学院图书馆所藏的这些中外诗人的全部作品，他们是：普希金、但丁、雨果、拜伦、海涅、莎士比亚、雪莱、济慈、彭斯、歌德、席勒、艾青、马雅可夫斯基、闻一多、洛尔加、戴望舒、朗费罗等。

我最早正式发表的诗是《星星》诗刊上的组诗《童年的梦》。这要感谢老诗人白航，他当时是《星星》诗刊的主编。我后来步入诗坛与他的关心和扶持是分不开的。我对这位诚实善良的文学前辈，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凉山文学》从事编辑工作。在编辑工作之余，我创作了大量的表现彝族精神世界的诗歌。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全国第二届民族文学诗歌一等奖。1985年我的第一本处女诗集《初恋的歌》出版，1987年该诗集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1989年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在北京出版。

我在创作上追求鲜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他首先应该属于他的民族，属于他所生长的土地，当然同时他也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也不会存在不包含个性和民族性的所谓世界性、人类性，我们所说的人类性是以某个具体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应该时刻关注人类的命运，只要我们有爱、怜悯、同情之心，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被世上一切热爱生命和热爱土地的人们所理解与接受。

我在创作上主张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因为艺术手法并无族门和国界。可能是一种文化心理基本同构的原因吧，这几年我潜心研究大量拉丁美洲和非洲作家诗人的作品。在这些灿烂的星辰中，我最喜爱的有：智利的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的惠特曼、兰斯顿·休斯，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秘鲁的巴列霍等。是这些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优秀诗人，给了我新的启迪，他们让我重新思考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认识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对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我现在所处的地域，是一个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想观念、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冲突并发生激烈碰撞的地方，我相信在这巨大的反差中，我们民族的心灵将经历从未有过的阵痛和嬗变，同时它也将为我们创作出具有震撼性的文学作品提供空前的可能性。

我今年刚满二十八岁，尚属于正在成长的文学新人。对我来说，文学的道路还十分艰辛而漫长。但是请相信，我会执着地追求下去，我要用我全部的爱和情去歌唱我的民族，歌唱生我养我的祖国，歌唱全世界一切进步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