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洗刷罪名

对名誉的“情义”是保持人的名誉不受玷污的本分。“情义”盖了一系列的美德，其中有些在西方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们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并不是因为受人恩惠而作出的报答，它们不属于“恩的范畴”。人们保持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无须考虑某人是否对自己有恩。因此，人们要做的只是在各种礼仪规矩下按自己的身份等级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得淡定自如处变不惊、在专业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对名誉的“情义”也要求在受到诽谤或侮辱时有所行动，诽谤玷污一个人的名誉，必须洗刷。要么对毁坏自己名誉的人进行报复，要么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处理方法之外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但唯独不能用的就是，对这种事听之任之，不予理睬。

我在此称为“对名誉的情义”的东西，日本人并没有这么专业的一个词。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它描述为是一种“恩”的范畴之外的“情义”。这一点与报恩的最大不同可以这样来看：对社会的“情义”是一种报答善意的义务，对名誉的“情义”主要是报复和复仇。在西方各种语言里，两者是分属于感恩与复仇两个截然相反的范畴的，日本人却不以为然。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品德高尚的人对恩情和侮辱的感受都非常强烈，都要认真回报，哪种回报都是品德高尚的表现。他们并不对此进行分别判断，不会把其中一个看作非侵犯性的，另一个看作是侵犯性的。他眼里的侵犯行为，仅仅是指“情义范围”之外的那种行为。一个人只要遵守“情义”，洗刷自己受污的名声，他并不会犯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清算旧账罢了。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品德高尚的人应该尽力让世界恢复平衡。报复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对名誉的“情义”，即像日本那种在语义上同感激和忠诚联在一起的“情义”，在欧洲历史上的某个阶段也曾经是一种西方人的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美德曾大放异彩。这同西班牙黄金时期的“西班牙人所看重的勇气”和德意志所重视的“名誉”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些方面甚至类似于一百年前在欧洲盛行的决斗习惯。日本也好，其他欧洲各国也罢，只要盛行这种所谓的美德——力图洗刷污点的行为，人们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就更加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越是为了荣誉而牺牲家产、家庭和生命的人，越会被人看作品德高尚的人。这种美德符合“情义”的定义，也是这些国家经常声称这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基础。从物质角度讲，他们损失巨大，从精神上却难以确定。这儿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这样的名誉观念，另一方面是美国生活中存在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公开的对抗：在美国，政治或经济交易的行为中，名誉上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占有物质上真正的利益。在肯塔基山中为名誉而进行的战斗，是仅有的例外，从今往后，这样的战斗不会再有了。

但是，对名誉的“情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敌视情绪和伺机报复，并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道德习俗。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特点，泰国人、印度人也都没有。在中国，睚眦必报的人被看作小人，他们道德败坏气量狭小，绝不像日本，把这当作高尚品德的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受到侮辱就用暴力还击是大错特错的。同样，中国人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种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泰国人那里根本就找不到这种对侮辱的过敏反应。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很认真地使诽谤者成为可笑的人，但不会认为自己的名誉已受到损害。他们说“让对手侮辱去吧，这样就更能显示他的卑鄙”。

只有把这种包含于对名誉的“情义”之中的种种非侵略性品德考虑在内的时候，才能理解日本的对名誉的“情义”的全部含义。复仇仅仅是特定情况下的手段之一。“情义”还包括许多稳重与克制的行动。对一个自重的日本人来说，禁欲主义即自我约束也是对名誉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在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在灾难来袭时必须不动如山。当洪水冲来淹没日本人的村庄时，每个有自尊心的人就各自收集起必需品，跑到高处，不乱喊乱跑，不张皇失措。当秋分前后的风雨变成狂风暴雨时，日本人也同样能自我控制。这样的行为是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力不从心。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并不要求自我控制。在日本身份越高，自我约束越高。因此，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高于对平民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是各个阶级的人所共有的生活准则，尽管不太严格。假如要求武士能忍受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平民也必须极其顺从地忍受持刀的武士的侵犯。

在日本，流传的很多故事都描写武士的坚忍。他们必须战胜饥饿，而这本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他们被要求即使饿得快死了也要装作刚刚吃饱，并且还要用牙签剔牙。有谚语说：“雏鸟以鸣求食，武士剔牙充饥。”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伤痛屈服。日本人的态度就像一个童子兵回答拿破仑的问话时一样：“负伤了吗？”“不！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直至死都不能露出丝毫痛苦，他必须坚强地面对痛苦。据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出身于武士家庭，不过其家庭已一贫如洗。他小时候睾丸曾被狗咬伤，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刀子对着他的鼻子说：“不许哭，不然我就让你无愧于武士地死去。”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一个人过与他身份相符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他就失去了自尊。在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吃穿用的每一件事都作了具体规定，一个自尊的人会事无巨细地照做。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美国人会深恶痛绝。在美国，自尊自重是与提高自身地位密切相关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与这个社会的基础相违背的。德川时代的法律规定某个等级的农夫只能为其孩子购买某一种玩偶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夫则只能买另一种不同的玩偶娃娃。这让美国人难以想象、无比震惊。在美国，另一种方法得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工厂主的孩子有一套电动火车，佃农的孩子有玉米棒制成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上的差异，并认为这天经地义。努力赚大钱是我们自尊自重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拥有哪一种玩具娃娃是由收入的高低而定的话，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道德观念的破坏。有钱人理所当然可以买比较好的玩具娃娃给孩子。在日本，发财致富被视为一种亏心事，安守本分才让人安心。甚至今天，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确保自尊心。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法国人托克维尔已于19世纪30年代在他的书的前言中指出过这一点。托克维尔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对美国的平等制度给予宽厚的评论，但他却熟悉并喜欢贵族制的生活。他说，美国尽管有它特有的种种美德，但缺少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位置，不卑不亢。无论是王侯，还是农夫，同样都是可以做到的。”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日本人认为阶级差别本身不是有失体面的事。

今天，人们在对各种文化进行客观的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同的民族对所谓的“真正的尊严”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就像他们一直为自己规定什么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一样。今天，有些美国人叫嚷道：“日本如果不推行这种美国式的平等原则，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尊。”这些人犯了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这些美国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日本人自尊的基础。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也看到贵族式的“真正的尊严”正在从现代世界中消失；一种正在形成的、与众不同的、更好的尊严将取而代之。日本无疑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它将在自己的基础上，重建其当代的自尊。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提升。

对名誉的“情义”除了安守本分之外，还有其他好多好多要履行的义务。借款人在借钱时是以其对名誉的“情义”作担保的。二三十年前人们通常会说这么一句话：“若无力偿还欠款，我愿当众受人侮辱耻笑。”不过事实上即使不能偿还，他也不会当众受辱，日本并没有使人当众受辱的惩罚。但是在新年将至，必须还债时，这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污名”。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以在除夕夜前自杀作为挽回自己名誉的手段。

各行各业都有涉及对名誉的“情义”的责任。在特定情况下，当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他人责难时，日本人对“情义”的要求往往让人觉得出乎意料。例如，学校起火，很多人引咎自杀，而实际上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他们自杀的原因只是因为起火使天皇御像受损。还有一些教师因冲进火中抢救肖像而被活活烧死，他们以此来证明他们对名誉的“情义”的珍视，以及对天皇的忠诚。也有许多有名的故事，讲的是有的人因为在奉读教育敕谕或军人敕谕时发生口误，结果用自杀来洗刷其污名。在当今这位天皇治世期间，有人因不小心给自己的孩子取名“裕仁”而杀了孩子并且自杀谢罪。因为在日本，天皇的御名要避讳。

在日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对名誉的“情义”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但却不一定是美国人所理解的保持高度专业的技术水平。教师会说，“为了维护我作为教师的名誉，我不能承认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他不知道青蛙是什么种类的动物也要不懂装懂。即使一个老师仅凭学校里学的一点儿初级英语就来教学，他也不允许别人纠正他的任何错误。教师所谓的对名誉的“情义”就是特指这种自我防御的态度。实业家也有他们的对名誉的“情义”，这就是不能让任何人觉察到他的资产已严重枯竭，或者不能让人知道他为企业制定的计划已告失败。外交家的“情义”是不能承认他的外交方针的失败。所有这些“情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一体对待，对他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都等同于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在被指责为失败与无能时所作出的反应，美国同样也有。比如某些人一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恶意中伤就暴跳如雷，但很少有人像日本人那样采取自我防御措施。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一只蛙属于什么种类时，他觉得承认不知道比掩饰无知要好得多，虽然他也有可能忍不住去掩饰。实业家如果认为以前推行的方针不够令人满意，他会考虑另外一种方针，他不认为自己的自尊心只能靠正确的决定来保持，他也不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日本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在日本不当面谈论别人的失职是一种智慧，并被看作基本的礼仪。

日本人在竞争中败于一个人时会有非常敏感的表现。所谓失败可能仅仅是这么回事：招聘单位录用了另一个人，而没有录用他，或者是这个人考试中被淘了。败者会觉得自己因为失败而“蒙羞受辱”，虽然这种羞耻有时候会变成催人上进的动力，但在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感到压抑、沮丧。他失去自信，变得萎靡不振或者怒不可支，或者两者兼有。他的努力被挫败因而觉得自己很没用。美国人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竞争并没有在日本产生如同在美国那样积极的作用。我们强烈地相信竞争是“好事情”，心理测验证明竞争可以督促人们更好地完成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没有竞争地做某件事情，远比不上有竞争的环境下所达到的效果。而日本的测验结果刚好相反。这种情况在儿童期结束后最明显，因为日本儿童一般对竞争不以为意，仅仅当作游戏看待。但对青年与成年人来说，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大大地下降。独自工作时曾经取得良好进步、错误减少、速度提高的一些被测试者，一旦来了一位竞争对手，就开始错误频频，速度锐减。当他们以自我标准来评测自我时，他们干得最好，而不是以别人为标准来测定自己的成绩时干得最好。进行这种实验的日本学者正确地分析了竞争状态下成绩为何变坏的原因。他们认为，当测试项目变成竞争性的项目时，被测试者因为担心失败而影响了工作。他们觉得激烈的竞争就像对自己侵略性地进攻，因而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与对手的关系中，而不再集中于手头的工作。

在接受测验的学生中，他们最容易被可能失败的耻辱所影响，正如教师或实业家重视对其职业名誉的“情义”一样，学生们也对名誉的“情义”看得很重。在竞赛中输了的学生队，会深陷失败的耻辱之中难以自拔。划船选手会不下船就扑在船上号啕大哭；在棒球比赛中输掉的队也会一起抱头痛哭。若在美国，我们恐怕会说他们是输不起的人。礼仪上应该败者承认强者胜利，并握手致意。虽然都不想输，但我们仍鄙视那些一输了就悲痛欲绝的人。

日本人常常会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来避免直接的激烈竞争。日本的小学基本上没有竞争，这可能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日本教师得到的指示是要让每个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提高，而不给他们提供相互比较的机会。在日本的小学里没有留级，同年入学的学生一起学习全部课程并一起毕业。成绩单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非学习成绩。真正无法避免的竞争来临时，例如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孩子的紧张可想而知。因此每个老师都能讲出一些孩子因为没考好而企图自杀的事。

尽管减少这种直接竞争的努力贯穿于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恩”为基础的日本伦理中，竞争没有多少空间，而美国人生活中的宗旨却是用竞争表现卓越。对各个阶级的详细规则使日本把竞争限制到了最低点。家族制度也限制竞争，因为儿子在等级上不能与父亲竞争：他们可能相互指责，但不可能竞争。当看到在美国父子居然既为了使用自家汽车而竞争，并且为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竞争时，日本人对此作出评论时的语气是惊诧而感到莫名其妙的。

日本无处不在的中间人，避免了两个竞争者的直接接触。任何可能因失败而感到耻辱的场合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此中间人在说媒、求职、离职和无数日常性事务的交涉中为人效劳。中间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意见。在像婚姻这样重要的交涉中双方都聘请自己的中间人，让他们先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再分别转告自己的当事人。通过这种间接交涉，当事人不必介意某些直接的要求和责难，而如若在直接交往中他们为了履行对名誉的“情义”，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中间人也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因其成功的斡旋而赢得社会的尊敬。因为中间人为了谈判能顺利进行往往以自己的名利做抵押，所以很多时候能成功。中间人在为求职者打探雇主意向、或向雇主转达雇员的辞职意向时，他们也是以相同的方法行事。

不仅仅是直接竞争，在其他很多领域，为了避免人们在交往中发生羞辱事件使人认为自己的名誉的“情义”受到了侵犯，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仪来缓和，以把事情控制在最低限度。日本人认为，主人必须穿上新衣并且要按照一定的礼仪去接客人。因此任何人在访问一个农民家庭时，若发现农民穿着劳动衣服，就应稍等片刻。农民在穿上合适的衣服和安排好合适的礼仪之前也要装作不知道有人来访。甚至有时候，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待的屋子里换衣服，在没有打扮齐整之前主人也不和客人搭腔，仿佛没换好衣服客人就不在场一样。在乡村，男青年会在姑娘及其全家都已睡觉的时候去向她求爱。姑娘接受也行拒绝也可以。男青年都是用毛巾围着脸的，因此就算被拒绝，第二天也不会感到丢脸。这么做并不是怕被姑娘认出来，而是为了日后不必承认他曾被拒绝，这完全是一种鸵鸟式的做法。日本还有一条礼节要求：任何计划没有足够的把握成功就尽量别引人注意。媒人的任务之一是在订婚之前安排未来的新郎新娘见面。他们要用尽手段让这见面看似偶然，以免之后订婚失败两家或其中一家的名誉受到损害。年轻男女必须分别由父母或其中的一人陪同，媒人必须担任主角，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每年一度的菊展或樱花展，或在有名的公园里，或在娱乐场所安排他们“不期而遇”。

通过以上的这种种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尽管他们非常强调洗刷污名的责任，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洗刷污名的责任就是想尽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少受侮辱。这一点日本和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行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那里他们和日本一样非常看重洗刷污名。

在新几内亚和美尼西亚这些从事园艺的原始民族中，部落或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是侮辱引起的无法遏制的愤怒。一个村子举行部落宴会必定会说，这是因为有个村子说他们这个村子太穷了，连十个人都招待不起，还吝啬得把椰子和芋头都藏起来，所以头领蠢得即使想举办宴会也办不起来。然后，受挑动的村子便大办宴会广邀宾客，并想尽办法让他们感受到主人的慷慨与好客，以此来洗刷污名。婚姻安排和经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当他们要打仗时，就算要立刻动武了也要先激烈地对骂一会儿。就算是鸡毛蒜皮的事他们也要当作必须争取的利益来对待。这样的部落因为有这样的动力而充满活力，但是他们却从不会被人称作礼仪之邦。

与此相反，日本人简直是礼仪的模范。正是这种礼仪的限制，可以使他们减少一些必须洗刷污名的理由。他们依然会把别人的侮辱转化为自己成功的动力，但是他们还是要尽量减少这种侮辱事件的发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日本利用了这种侮辱的作用，才使他在远东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在最近十年对英美的战争政策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西方人就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性和强烈的报复心理所作的评论与其说适用于日本，还不如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动辄使用侮辱手段的部落，日本人在这次战败后所作出的行为令很多西方人的预言显得很离谱，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谈到名誉的“情义”时，还有种种特殊的限制。

美国人不能低估日本人对受到的诽谤的敏感，无论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多么讲礼貌的民族。美国人经常随便评论别人，他们看来这不过游戏而已。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对那些随意的批评斤斤计较。日本家牧野芳雄用英文撰写并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自传，在里面他生动地描写了他对所谓“嘲笑”所作出的正宗的日本式反应。当他撰写此书时，他已在美国和欧洲居住了很久，但他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仍是那样强烈，就像他依然住在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一样。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地主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家庭充满欢乐，而他正是在备受宠爱的条件下长大的。他的童年步入尾声时，他的母亲亡故了，随后，父亲也破产了。为偿还债务，他们卖光了全部财产，家道从此衰落。牧野有个学习英语的愿望，但他没有钱来实现。为学习英语，他寄身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当看门人。直到十八岁时，除了乡镇周围他基本没去过其他地方，但他决心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我最信任的传教士。我向他说出了自己想去美国的心愿，我希望他也许能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他大叫：‘什么，就你也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妻子也在屋子里，他们两人一同嘲笑我！在这瞬间，我觉得似乎头上的血都流到了脚底！我在原地默默地站了几秒，然后连‘再见’都不说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我对自己说，‘一切到此为止。’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在此写出当时的理由。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不真诚，而嘲笑就是最不真诚的！

“我经常原谅那些发怒的人，因为发怒是人类的本性。对我说谎的人，我一般也能谅解，因为人的本质是十分软弱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坚定地面对困难，不说真话也可以理解。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谅解，因为人们很难明辨是非，难免不深陷其中。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谅解。唯独对嘲笑，毫无原谅的余地。这是因为只有故意的不真诚，才会去嘲笑一个无辜的人。请让我给这两个词作出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

“灵魂与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实际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是想杀害我的灵魂与心灵，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呼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第二天早晨，他整理东西，背起行囊，离开了传教士的家。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当一名画家，没想到自己这种纯真的感情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被“杀害”了。他的名誉受到了玷污，他只有靠实现目的来洗刷污名。因此，在被传教士“嘲笑”以后，他只有离开那个地方，并让人看到他有去美国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使用“insincerity（不诚实）”这个词来指责传教士，美国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根据美国人的理解，这个传教士的吃惊是完全“sincere（诚实）”的。显然，画家是在日语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一直认为，无意挑起争端却去嘲笑别人的人是不诚实的，那嘲笑毫无根据，因此是对不诚实的最有力的证明。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原谅。唯独对嘲笑，毫无原谅的余地。”既然不可“原谅”，那唯一可行的便是报复。牧野到达了美国，于是洗刷了污名。在遭受侮辱或者失败的时候，报复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这在日本传统中地位极高。那些以西方人为受众的日本作家常常用丰富多彩的手法描述日本人对待报复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最富博爱思想的人之一，但他在1900年撰写的著作中曾写道：“报复可以满足我们某种正义感。我们的生活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严密，只有报复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冈仓由三郎在一部名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的著作中把报复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做了比较，他写道：

“日本人很多所谓的心理特性，基本都是来源于对洁净的喜爱以及相应地对污秽的厌恶。请问，除此之外还能作何解释？因为我们实际上所受的教育使我们习惯于把对家族名誉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污秽与创伤，若不通过申辩加以彻底洗刷，就不会洁净与愈合。对于日本公私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仇杀现象，不妨看作一个因为讲究洁净而形成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继续说道，这样，日本人便“过着一种纯净无暇的生活，如同盛开的樱花一样美丽而安宁”。换言之，这种“晨浴”洗去别人扔在你身上的污秽，只要还有一点儿污秽粘在你身上，你就不算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的伦理教育：如果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只有自己才会侮辱自己，别人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

不断地把这种“晨浴”式仇杀的理想展示在一般民众面前是日本的传统。无数的事件与英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这些故事被选入学校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成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它们是今天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当中有许多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个大名让三个家臣说出某把宝刀的制造者，他们三人各执一词，最后请来专家，结果名古屋山三是唯一猜中那把刀是村正制造的。鉴定错了的另外两人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开始伺机加害山三。其中一人趁山三熟睡之时用山三的刀刺向山三，但山三并未被刺死。于是，袭击山三的人此后就专事报复。最后他们终于杀死山三，维护了他们的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讲到，即使是主君，他侮辱了我我也要复仇。在日本的伦理中，“情义”既意味着家臣对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时也意味着当家臣受到主君侮辱时就对他反目成仇。在有关德川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传说故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川家康的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说他“是一个要被鱼刺卡死的人”。这种说他不得好死的诽谤是忍无可忍的，这个家臣发誓至死不忘这个耻辱。当时正值德川家康刚刚定都江户，正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未荡平。那个家臣向敌对的诸侯表示，愿作为内应火烧江户。这样他就可尽到“情义”，实现对德川家康的报复。西方人对日本人忠诚的议论大多触及不到根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情义”并非仅仅限于忠诚，特殊情况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所说的，“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受到侮辱的人也同样如此。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者对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而且丰富多彩。但如若人们查阅一下当代的传记、小说和现实的事件就会发现，日本人虽然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但在今天却与西方人一样很少为之，甚至比西方人还要少之更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名誉不再敏感，而意味着对失败和诽谤的反应是更多地趋向防御，而不是攻击。日本人对侮辱依然看得很重，但人们更多地选择自我解嘲而非挑起争斗。在明治以前那缺少法律的时代，人们为报复而进行直接攻击的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相互依存的经济现状、法律和秩序的制约，这些都使得复仇行为必须转为秘密行动或者深藏于心。人们可以玩弄诡计报复仇敌于无形之中。比如像古代故事里那样，主人把粪便暗藏于美食之中给仇敌享用，而对方毫无察觉。但是，即使是这种秘密的攻击也已经很少见了，人们更多地把攻击转向自己。这时人们有两种选择：化侮辱为力量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或者让它吞噬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因为对失败、诽谤和排斥很敏感，因而更多的是自怨自艾而不是怨天尤人。近几十年间，日本小说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陷入极端暴怒和抑郁悲伤交织的困境。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厌倦情绪。他们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但这并不是因为理想太远而产生的苦恼，对远大的理想而言，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厌倦也不是来自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日本人一旦拥有远大理想，就会摆脱厌倦情绪。不管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日本人特有的厌倦是过分易受创伤的民族的疾病。他们对于遭到拒绝觉得恐怖，把这种恐怖深深地埋到心底里去，从而使自己不知何去何从。日本小说中的厌倦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与我们熟悉的俄罗斯小说中描写的厌倦是不同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别是俄罗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所有厌倦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对立的感觉。他并不是以此说明日本人的厌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确实，与西方人根本观念的这种差异远远超出了这儿所论述的特殊例子，但它与日本人难以摆脱的忧郁有着特别深刻的关系。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述厌倦的民族，他们与美国不同。美国小说一般不涉及这种题材。美国的小说作家把作品中人物的不幸归罪于性格缺陷或者社会的残酷打击，而描绘单纯的厌倦是极少的。当写某人不能与周围环境协调相处时，必然会写出其原因及形成过程，以引起读者从道义上对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某种缺点或社会制度中的某种弊端进行谴责。日本也有一些无产阶级小说，它们谴责城市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可怕事件。但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社会是这样的，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一样在飘荡。无论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小说作者，他们都认为没有必要分析主人公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以弄清楚这阴云从何而来。它来无影去无踪，人们则易受创伤。古代故事中的英雄惯于向敌人攻击，他们则把这攻击转向自身。他们觉得，消极情绪都是没有来由的。他们可能抓住某一事件作为忧郁的原因，但这一事件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象征罢了。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既能洗刷污名又能在死后赢得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自杀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进行的自我毁灭。但推崇自杀的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崇高而意义非凡的行为。特殊情况下，为了履行对名誉的“情义”，自杀是理所当然的最体面的行为。年关来临无力还债的人、引咎自杀的官员、无法结合而双双自杀的恋人和抗议政府推迟对华战争的爱国志士都同考试不及格的少年以及不愿做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施向自己。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一种新的现象。是否如此，殊难判断，但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的观察者常常对自杀率估计过高。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日本人像美国欣赏犯罪而对犯罪大书特书一样地欣赏自杀。相比杀人，他们对自杀更津津乐道。若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作为他们最喜欢的“刺激性的大事”。谈论自杀所得到的特殊满足感是其他话题所无法得到的。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富有自虐倾向。历史故事里所传颂的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是为了免受刑罚的耻辱，就像西方的军人认为与其被俘受绞刑不如接受枪杀，与其被拷问不如自杀。武士获准“切腹”自杀就像蒙耻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用手枪秘密自杀是一样的。普鲁士军官得知除了以死捍卫荣誉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时，他的上司就会在他房间的桌子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这种情况下的选择只是一种形式，死是必然的。近代人们常常为了避免去杀害他人而选择自杀，与封建时代的象征勇气与果断的自杀不同，现在的自杀代表的只是自我毁灭。在最近过去的两代中，日本人感到“世界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用“晨浴”洗去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从过去到现在，自杀常常是作为获得胜利而使用的最后手段，但现在变化得有所不同了。德川时代有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顾问在担任将军的监护人时，曾在将军和其他顾问面前袒腹抽刀，随时准备切腹。他的自杀威胁奏了效，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目的达成，所以他就没有自杀。若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将军监护是在对反对派进行讹诈。但在现代这种抗议性自杀是殉道而不是谈判手段。自杀行为一般是在意见未被采纳，或是为了使自己名留青史而反对“裁减海军军备条约”这种已签协定时施行。这种时候，只有真正的自杀才有影响舆论的震撼效果，所以就不只是威胁了。

当对名誉的“情义”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逐渐加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采取自杀那样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仅仅产生于忧郁、无力和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之中。这种情绪偏偏在这个阶层广泛流行是有充分的社会原因的。过剩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得到等级制中相应的位置，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施展抱负，这就是原因所在。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府对知识分子不放心，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所以他们的心灵倍加受伤。日本知识分子通常把他们的失意归咎于西方化所造成的混乱，但这样的解释并不确切。日本人特有的情绪剧变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变为强烈的厌倦情绪。许多知识分子都遭受过这种传统的心理摧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以传统的方式使自己避免这种精神崩溃：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的目标，再次将攻击的矛头从自我转向外部。对外侵略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他们摆脱了心中的阴霾，并重又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新的巨大力量。他们觉得，虽然自己在个人关系中屡屡失败，但在国家的对外侵略中却可以百战百胜。

现在，战败的结果证明了这种信念的错误，消沉又成了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他们是什么想法，他们都难以克服这种心情。它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居住在东京的日本人说：“不必担心炸弹了，算是一种解脱吧。但战争结束了，我们就没了目标，完全陷入茫然中了，干什么事都心不在焉的。我是这样，我妻子也这样，所有日本人就像医院的病人一样，干事无精打采，茫然若失。人们抱怨说政府迟迟不进行战争的善后工作和救济事业，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政府那帮人的心情跟我们一样。”日本人的这种危险的虚脱状态同解放后的法国是同一类型的。在德国，投降后最初半年或八个月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日本则有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难以置信的是，与此相伴的却是日本对战胜国表示的极为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就出现这样一个明朗的结果，日本人民以极端的善意接受战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人们以鞠躬和笑容、挥手和欢呼迎接美国人。这些人既不抑郁，也不愤慨。若用日本天皇在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是“忍受难以忍受的事”。真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着手重建家园呢？根据占领条件，他们有这样做的机会，占领军并没有逐个占领全部村庄，行政权力依然在他们手里。这个民族似乎完全忘记了分内之事而只是去一味地对占领军表示欢迎。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期创造了复兴国家的种种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完成了军事征服的准备，它的士兵曾在太平洋上拼死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实际上日本人丝毫未变。他们的反应正合乎他们的本性。在顽强的努力和不思进取的消沉之间情绪大幅度摇摆是日本人天生的性格。现在日本人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认为他们可以用表示友好来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许多人认为百依百顺的态度是达到目的时最安全的道路。由此就可以衍生出另外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即认为干什么都可能招致猜疑，还是无所作为静观其变比较好。于是消沉就蔓延开来了。

但是，日本人决不喜欢消沉。“自己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起来”，这在日本是号召人们改善生活的常用口号，这些话甚至是战时广播中的常用语。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同无为消极作斗争，1946年春，日本的报纸不断宣扬，“我们正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而那时很多轰炸后的废墟还未清理，某些公共事业还未正常运转，这对日本的荣誉是极大的玷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见他们的可怜样。日本人对这种唤醒其名誉心的批评是很好理解的。他们还想尽最大努力，让这个民族在将来的联合国能得到一个重要的受尊敬的地位。他们要再次为名誉而奋斗，但与以往的方向不同。如果将来大国间能实现和平，日本将沿着这条恢复自尊的路走下去。

名誉是日本人永恒不变的目标，因为这是受人尊敬的前提。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手段都要视情况而定。当情况改变时，日本人就随机应变转向新方向。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改变态度和品德挂钩。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即使我们失败了，思想也仍然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聚众开展地下运动。除了少数顽固分子，日本人认为没必要对美国占领军展开抵抗运动和组织地下反击。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坚守旧道德。从最初几个月起，美国人就可以只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去任何穷乡僻壤，并受到曾是国家主义者的官员的有礼貌的欢迎。至今没有报复事件发生。当我们的吉普车驶过村庄时，孩子们夹道高呼“Hello（哈罗）”和“Good－bye（再见）”，还不会招手的婴儿则由母亲拿着他的手向美国士兵挥手致意。

战败的日本人这种态度上的180度大转弯，美国人觉得怎么都无法理解。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在我们看来，这比理解收容所里的日本战俘的态度转变还要难得多。因为战俘认为自己对日本来说已经死了，而我们自然不知道“死”人能够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方人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与战俘特有的态度转变相同的变化在战败后的日本也会发生。他们大多相信日本“胜败之外一无所知”，而失败这种耻辱是一定要拼死报复的。有些人更是说，从日本的国民特性来看，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媾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并不理解“情义”。他们从各种保持名誉的选择中独选出了复仇和攻击这种显著的传统手段。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改弦易辙的习惯。他们把日本的攻击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而根据后者，任何个人或民族的战斗，其前提都是必须要确定自己的战斗是永恒正义的，并且要从胸中积蓄良久的愤怒和憎恨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从其他角度编织战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需要世界上的尊敬，而大国的尊敬是建立在武力上的，所以他们要与这些大国看齐。由于资源贫瘠、技术落后，他们不得不采用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灭绝人性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结果是失败的，这就意味着告诉他们侵略不是获得名誉的道路。“情义”总是同等地意味着进行侵略或遵守互敬互让的关系，所以在失败时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从前者转向后者，目标依然是为了维护名誉。

日本在它历史上的许多场合都有过同样的举动，常常让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在日本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将要结束的时刻，一个叫理查德的英国人在萨摩被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发源地，萨摩武士以最为傲慢好战而闻名全日本。英国人派远征军讨伐，并炮轰萨摩的重要海港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火器，但他们是仿制老式的葡萄牙枪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一个惊人的意外结果。萨摩藩不是对英国宣布誓死报复而是寻求友谊。他们看到了敌手的强大，并试图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设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在这所学校里“教的是西方科学的奥秘……由生麦事件为机缘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加深”。生麦事件就是英国讨伐萨摩和炮击鹿儿岛。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例。长州是另一个与萨摩一样最为好战和最为排外的藩。萨、长两藩是煽动王政复古的领导者。毫无实权的天皇朝廷颁布了一个敕令：将军应以1863年5月11日为期将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将军对此命令置若罔闻，长州藩却作出响应。在要塞，向每艘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由于日本的火炮和弹药过于落后，外国船只并没有受到损坏，但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方各国联合派来一支舰队很快摧毁了要塞。并且西方各国要求300万美元的赔款。但是炮击却带来了同在萨摩一样奇异的后果。诺曼在论及萨摩和长州事件时说：“无论这些攘夷先锋背后有多么复杂的动机，他们都迅速地作出了180度的转变。这种行动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的处事态度，对此人们只能表示敬意。”

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的光明面。“情义”如同月亮一样有光明面和阴暗面。其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的“美国限制移民法”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之类的东西看成是日本的奇耻大辱，最后终于驱使他们推行了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使日本能够善意地接受1945年的战败以及战败的种种后果。日本的种种行为还是与它的特性分不开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义”时，往往是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并进行加工，最后称之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会产生误解。“武士道”是近代才出现的正式术语，其背后没有“迫于情义”“全部出于情义”“为情义竭尽全力”这些术语在日本所拥有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而且它也不包括“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是评论家自己臆造的。此外，由于这个词已成为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所以随着这些领导人的身败名裂，武士道这一概念也已名声扫地。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对于今天的西方人来说，理解日本人的“情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重要。把武士道等同于武士阶级也是误解的根本。“情义”是所有的阶级共有的道德。同日本其他一些义务、规矩一样，“情义”随着身份的提高而“逐渐加重”，日本人要求社会各阶层都尽其“情义”，至少认为武士负有比较重的“情义”。外国观察者则认为，似乎“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回报最少。但在日本人看来，回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他在自己的圈子里能得到多少尊敬，得到的尊敬多就是最大的报答。而且，“不懂情义的人”至今仍被作为“被人瞧不起的人”，他会遭到同伴的鄙视和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