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码头坐着的时候，我手上捧着一只瓦罐。后来，在空气变得清新时，我仍然会记起这只瓦罐散发出来的热气腾腾的药味。如果不是巷子里到处晒着麦子，那些熬过几次后的药渣应该倒在巷子口。徐医生说，这剂药吃完了，你的神经衰弱也差不多好了。我确实觉得自己好多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吃药，只有汤药的味道能压过麦子的霉味。我说出我喜欢吃药时，母亲异常紧张，她摸摸我的头，说：“厚平啊，你不发烧吧。”

开始时我分不清罐子中的五味子、丹参、柏子仁、天麻什么的，我只熟悉红枣，偶尔在春节时能够吃到的大红枣。慢慢地，我认出五味子和天麻，特别是天麻。表姐的未婚夫从南京的兵营里给我寄来了一大包天麻，他在信上说，用天麻炖老母鸡，对头痛头昏很有效果。但哪里有老母鸡呢？母亲想把家里的那只老母鸡杀了，我坚决不同意。老母鸡生蛋后的叫声，是我现在听到的最动听的声音。我看着码头东边河坎上的这些药渣，心里感觉就像埋葬了和自己说过话的麻雀一样。

几个月了，我一边吃药，一边想着去年春天的下午，想起那把洋伞，想起白胡子老人说的我不熟悉的地名，想起在静静的空巷中与他亲热地问答。是去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看到自己的右胳臂上有口水和牙印，知道自己刚才睡得很熟了。放学了，教室里只有我在睡觉。我不明白是谁在叫我的小名，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叫我了。我走到巷子里，巷子空着，我只看到几只鸡，还有阴沟里的蚯蚓。乌鸦从空中掠过。出了学校门，应该从东巷往南回家，我却鬼使神差绕道大队办公室北面的巷子，再左拐到西巷向南。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突然有个老人摸了我的头。这个老人何时出现在我面前，我毫无感觉。他高出我一倍，弯了几乎是九十度的腰，摸着我的卷发，说：“你怎么站在这里啊？”他问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地名。我回答不出，只能摇头。他说：“那边在下雨，我要去那里。”我懵懵懂懂。我仰头看见他的怀里夹着一把洋伞，和烂猫屎家不一样的洋伞。不知道这老人是何时离开这巷子的。我太好奇了，从没听说我们这一带有这么高个子的人。

这老人好像说我外公去过那个地方，他怎么会知道我外公？我对村庄之外的许多向往，都贯穿在我对那个地名的猜测之中。我甚至觉得与外公相关的故事都与这个地名有关。我记住了这个下午所有的细节，但我就是忘记了那个地名。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那个我说不出的地名成了我查询的字典和地图。我会想到墓地、地平线、大礼堂、井巷、码头、西曲口，想到遥远的北京、上海和新疆，想到河水、蛇、船、鱼、荷花和虾，那个更为遥远的天安门也时常会在眼前晃动。有时候，那个已经是废墟的天宁寺也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和尚，还有门外倒在血泊中的王二大队长。外公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追忆中，我听到他从镇上回来的脚步声，他说：“下葬吧。”他用席子卷好了王二大队长和他战友的尸体。我不断回忆这个下午时，会感觉从温暖转至寒冷，会由温馨而生悲伤和恐惧。我后来发现，我此后命运的不确定都与这个梦幻记忆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对这个村庄的记忆都被这天下午的遭遇打上了印记。

我当时不会用“仙风道骨”这个词，现在回忆那个春天的下午时，我对白胡子老人的印象是仙风道骨。当天我回去兴奋地告诉家里人我在西巷的所见，他们都说是我的错觉或者是白日梦。他们冷漠中的怀疑丝毫没有动摇我的记忆。一个月后，我们搬到了桥南天字号新校舍了，它的北面隔河是民居，南面也是一条小沟，这条小沟右拐向南，再左拐向东，拐弯的那块地方就是当年的天宁寺了。现在也没有人说得出这座寺庙是怎么被烧掉的，我看雨香和尚说起这事时还呆若木鸡。天宁寺的东南面，是一片墓地，革命烈士王二大队长和剃头匠老杨就葬在那里。有时候，我会站在学校门口，向东南方望去，我和同学们栽下的几棵柏树应该长高了。我们每年清明在墓地种树，柏树，柳树，后来还有冬青树。再过几年，那里就是一片林子。有了林子就有鸟儿了。

春天过去了，白胡子老人从西巷过了桥向南远行。夏天过去了，我和梅儿他们准备去台城体育场割草的计划落空。秋天也快过去时，学校突然忙碌起来。我先是看到父亲在家里把《红旗》杂志都拿出来了，一本一本地翻着，然后把照片上的林彪剪下来。父亲点燃这些纸张时，外公进来了。外公盯着火苗，并不吭声。进屋时，父亲对外公说：“你的问题可能要有结论了。”外公说：“我又写了材料，你帮我看看。”

可能在春天太兴奋了，这个秋天我疲弱不堪，我只有躺在学校操场南边那条小沟的河坎上，才能慢慢睡着。我四仰八叉压在亦黄亦青的草地上，在最惬意的时候，我会感觉地上的茅草在我手指之间长出茅针。茅针就是茅草的尖尖，从地上拔出来，小心翼翼剥掉外面的一层，柔韧的尖尖是我们这个季节的零食。如果阳光热烈，我就把课本掩在自己的脸上。在我似睡未睡的那一刻，我呼吸到了墨的香味，甚至有一次梦到自己的面庞上刻了许多汉字。

现在，又一个春天过去了。外公去公社谈话了，我在等他归来，他的船也许已经靠近西泊。从去年秋冬提交材料给公社，到今天去公社谈话，差不多半年，外公的历史问题快要有结论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外公成了村庄一条即将理清且要打结的线索。“厚平，你外公的问题有了结论，我们这个大队的革命史就好写了。”昨天下午队史编写组的会议结束后，勇子悄悄跟我说。事情变得如此重要，我曾经悬着的心，也许就在外公踏上码头的一刻落地。恐惧，就是你的心一直悬在哪里。

我看到了南岸的槐树。隐隐约约，桥南西侧的那棵槐树好像长高了，已经高过了树下的小房子，房子里的水泵轰轰地响了一个月还没有停下。村庄就是槐树的树干，外公只是树枝上的一片叶子，甚至是已经落地的一片叶子，但和外公这片叶子相互映衬的树枝上，还有地主家族、游击队、还乡团、合作化，他们都与外公生长在同一棵树上。在进入老年的时候，他所有的事被别人翻了一遍，别人鉴别他生命细节的真伪，而他自己无能为力。一次我在那棵树前停了下来，我看到树叶上有很多小虫子在爬着，吞噬着树叶。我回来时跟母亲说：“虫子比叶子厉害。”母亲说：“虫子也怕药水，打了药水，虫子就死掉了。”母亲的想法还是简单的。我继续说：“今年的虫子死掉了，明年还会生虫子。今年的叶子落了，明年还会长出叶子。”我说的意思是树叶与虫子的关系，好像在循环着。我当时还没有循环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事物的关系应该比母亲说的要复杂得多。“我们这个大队就是一棵树，有叶子也有虫子。”在我说了这句话后，母亲摇了摇头。其实，我也不完全明白自己究竟想说什么，在很长时间，我都说些让父母亲感到莫名其妙的话。

昨天靠近大队部门口时，我就闻到了油墨味。我背着书包走进会议室，勇子和表姐已经在等我。勇子的讲话，有点像布置工作。他说我们即将要写下新的一页：“一九七二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战斗的一年。忙过五月，石油勘探队的大船快过来了，要在东边二队的田里打井。”东边，便是东泊的东岸。如果石油勘探队开采出石油，这地方可能就不叫江南大队，新的名字将是“江南油田”。在勇子设想的蓝图中，这里有工业，有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另一番景象。勇子和大队领导班子即将启动的计划是围河造田，将东泊填平，在钻井队的井架竖起来以后，东泊将是一片农田。勇子坐在我对面，我听到了勇子想改变村庄命运的喘息声。我明白了，如果外公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村庄的革命史也将会清清楚楚，随后而来的是热火朝天的学大庆和学大寨。

勇子和表姐从北京串联回来时，我也跟着很多人到桥头去迎接他们。我们都想跟他和表姐握手，以为毛主席握过他们的手。勇子跟大家说：“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我们挥手，我们也向毛主席挥手致敬。”表姐接着说：“毛主席向我们挥手了！”乡亲们好像有点失望，勇子和表姐没有跟毛主席握过手，但毛主席跟他们挥手了，他们也向毛主席挥手了。挤在桥头的乡亲们向勇子和表姐挥手，勇子也向乡亲们挥手，表姐则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大队班子吐故纳新时，回乡知青勇子被吸收到大队班子里，他的职务是江南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表姐做了妇女队长。外公说，勇子这个职务就相当于以前的副大队长，是接班人的位置。

母亲让我叫勇子“哥哥”。我很不习惯，我和勇子有着遥远的距离。他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我只是在江南大桥上向南向北。如果不是那天在桥上有过一次交流，我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喊他杨组长。但面对勇子时，我不紧张，反而对他有一种信任感。勇子和村上的一些人不一样，他相信阶级斗争，但他不主张把人斗死。批斗外公的大会上，几个民兵让外公跪下，外公不肯，两个民兵硬是把外公往批斗台上按。就在外公的两个膝盖要落地时，勇子喝住了。他从边上走到台上，扶起外公。那时，我已经尿裤子了。

勇子说话时，我尽力不让自己眼睛闭上。我已经好几个晚上失眠了，勇子说的这些蓝图，在我梦中已经出现过，我因此紧张。我第一次做梦，梦见人死了，梦见了死人跟活人说话。家里人安慰我说，梦是反的。整个村庄几乎都在嘀咕勇子说到的这两件事。我梦到了井架，梦到了东泊成了田野，如果梦是反的，那这些梦就是虚空的。我突然觉得我的梦有点对不住勇子。“大头，你把美术字再写写好。我要在东泊和油田的交界处竖一块大的牌子，一面写‘工业学大庆’，一面写‘农业学大寨’。”勇子发现我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兴奋，又说道，“你读初一了，过几年，你可能是油田的工人了。”勇子和乡亲们都处在兴奋之中，一种异样的生活，诱惑着所有人。我后来知道，这就是文明的诱惑。勇子可能没有察觉我内心深处的胡言乱语，但我已经在一张白纸上画过井架，也画过田野和田野上面的麦子、水稻以及桃树、梨树和向日葵。勇子唯一让我兴奋的话是说外公要恢复组织生活了，我不知道什么叫组织生活，但我意识到外公不再是牛鬼蛇神了。这个村庄所有的崇高、卑微甚至猥琐，从我外公那一代人开始，都在改变和被改变中起伏。勇子要我访贫问苦，说这是写好队史的基础。

就在这个晚上，我又做梦了。我带着纸和笔，我问你问他。我问了王二大队长，我问了外公。我甚至问了地主胡鹤义。地主很惊讶地说：“你可能搞错了，怎么会找我。”见到这个地主时，我很胆怯的样子。我好像坐在田埂上，我看到自己扳倒了一棵向日葵，我把鲜嫩的葵花籽放进自己嘴里，又吐了出来。这一路上，都是我吐下的葵花籽，我感觉自己迷路了。这个时候，母亲喊我，她已经端着药碗站在我床边说：“大头，太阳晒到屁股了。”我知道自己做梦了，我知道外公要成为正常的人，他不用再别别扭扭地走路了。但我开始神经衰弱，我看自己、看村庄的眼神好像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