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基金经理闭门密谈精神病医生

成功的投机者并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勾勒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真实自我，但是，一旦直觉与现实偏离常理，他们能当机立断，让自己立刻清醒。

在这场游戏中，财富只愿意和那些最出色的玩家约会。因此，教我们怎么玩这场游戏的书籍和文章层出不穷，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最初掀起的热潮是经济学、商业和商业周期类书籍。如果你要在这些话题上有所造诣，不用担心，书架上到处都是价格不菲的所谓简装本论著，其中确有一些大作。然后是货币－利率热，这些书试图从利率以及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冲突关系入手，以更直观的图形描述市场运作。所有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在密切关注美联储动向的同时，随机应变，及时调整自己的市场策略。在这个问题上，伯顿·克雷恩（Burton Crane）的《老练的投资者》（The Sophisticated Investor）绝对是本值得细心研读的巨著。

最后，流行的则是证券分析方面的书籍，以本杰明·格林厄姆（Benjamin Graham）和戴维·多德（David Dodd）的《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为代表。如果真是格林厄姆和多德的学生，只要用计算尺就能找到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但有一件事情是你应该清楚的。“理性”研究领域正在成为新兴的热点。1937年，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成立时，只有20名会员。时至今日，加上金融分析师联盟（Financial Analysts Federation）的全部特许会员，其会员人数已超过11 000人。但这并不等于说，这里有11 000位百万富翁。

对整整一代人来说，华尔街可不是什么风水宝地。这一代人的职业生涯始于1929年，终于1946年。在1937年，第一批不知深浅的证券分析师开始聚到一起，实际上，这个小集体只有三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强烈反对，硬着头皮走进这条“邪恶街”。接下来的那特别的一年，纽约证交所前主席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来到自己的新家——纽约州立的新新监狱，被堵在台阶上拍照。对于金钱交易来说，那并不是一个好时代。

在过去20年的好光景里，市场持续发展，华尔街的声望与日俱增。证券分析师乐此不疲地推出“新作品”，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大学校园里的研究生更是不甘寂寞，借助于最新的“IBM360”计算机系统，他们可以把想到的任何数字、任何价格和市场趋势，和他们想到的其他任何数字联系到一起。“IBM360”只需几毫秒的时间得出的结论，能够让人们随后忙活几个月。

不过，我们还是先冷静一下。资深的顶级市场分析师、《为投资生存而战》（The Battle For Investment Survival）一书的作者，杰拉尔德·M．勒伯（Gerald M.Loeb）认为：

在有价证券价值这个问题上，永远不会有绝对的终极答案。12个专业人士很可能会得到12个不同的答案。即使是对同一个人，只要形势发生了变化，那么，在片刻之后，只要还有机会重新审视原来的结论，他就会改变原来的结论。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只能部分地决定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更多地是由人类固有的期望与顾虑、贪婪与野心、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财务压力、新发明和发现、市场潮流以及我们无法预知但又不可忽略的其他因素决定。

期望、顾虑、贪婪、野心以及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用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像一台无情的“IBM360”计算机系统一样，将所有东西程序化是非常困难的。有的学派认为这些因素全部可以量化，但实际上，数字研究本身就是理性化的，因为它只能从理论上去研究这种被称作“价值”的“真理”。价值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它就像森林里倒下的大树，无论是否有人听到，它总是要发出自己的声响，只不过它就像勒伯先生所说的那样：价值只是游戏的一部分。

不过，无论我们是否从金钱中发现真正的价值，但它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件东西，这就是流动性（或者说货币）：可以实现随时买卖的能力。流动性是华尔街的基石。正是这种流动性，使得华尔街成为了全世界的金融之都，因为除了极个别的大恐慌时期外，华尔街基本上是一个真正的流动性市场。因为流动性，这个市场才有诚信，才能平稳顺畅地运行。

如果你是个有钱的外国人，既想能随时兑换现金，又想赚点资本收益，那么，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资本市场。除此以外，你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流动性。当然，伦敦证券市场也是个流动的、诚信的市场，但那毕竟是英国的证券市场，不但对投资者的选择有诸多束缚，而且受到英国当前发展水平的限制。

盯着“约翰逊先生”的基金组合

我一点也没有贬低经济学、经济周期或是证券分析的意图。了解它们，也不能保证你一定成功，一无所知却可能蕴含着希望。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听听基金公司的一位主管作何评价。约翰逊先生经营着一类名为“富达”的基金。有段时间，富达基金就如同基金业内的“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纽约最大的橄榄球队）。他们不是常胜将军，但他们确实是一支大热门球队。因此，在我认识的很多基金经理中，对本职工作的描述几乎如出一辙：“我们的工作，就是打败富达。”

就像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喜欢在帐篷里摆上隆美尔（Rommel）的照片用来激励自己一样。我不知道是否有职业基金经理也把约翰逊先生的照片别在衣服上。有一点不容置疑：他们会紧紧盯住约翰逊先生的基金组合，寻找破绽，随时发起进攻。

与约翰逊先生在波士顿共进午餐后，一到纽约，我便径直来到奥斯卡餐厅，这家位于华尔街附近的酒吧餐厅极为红火，用餐的人络绎不绝。因为我想知道那天的华尔街发生了什么。只要坐在奥斯卡的餐桌边，你就可以知道那天下午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股票何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动。这张餐桌完全是被某些喝马蒂尼的大牌基金经理和他们的朋友捧红的。这些人当然不同于你我这些普通食客，他们都是手里掌控着数亿美元资金的大腕，他们承受着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

对他们来说，绝不允许有所闪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按照他们的说法，要用业绩展示实力。我知道，他们肯定对自己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谨小慎微，绝不肯放过丝毫的机会。因为一听到我提起和约翰逊先生在联邦俱乐部共进午餐，他们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们确实想知道约翰逊先生的现实境况，于是，往日里充斥着愤世嫉俗的叫骂的餐桌，突然之间平添了一份严肃和敬意。当时的气氛宛如演出前的排练：作为演员之一的你，告诉剧组成员，你刚刚和乔治·阿博特（George Abbott，美国著名导演、制片人兼电影剧作家）打了一场网球，阿博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排练，而且有点想法。这样的场合肯定会让大家屏气凝神。

不过，在这个剧院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叫什么“乔治·阿博特”的人，我也从未听说过叫“约翰逊·爱德华”（Johnson Edward，16世纪英国著名作曲家）的人。但约翰逊先生也不是什么公众人物；他的名字从来就和杰克·德莱弗斯（Jack Dreyfus，共同基金的创始人之一）这样的基金毫无瓜葛，华尔街的普通人根本就想不起这个人。我的朋友查理（Charley）在购买速利基金时，居然要求卖方保证自己的基金一定和约翰逊先生有关系。因为“约翰逊先生”这个名字，会让他想到乌云背后的乞力马扎罗山，高耸屹立，不可动摇，或是西藏的活佛大师，总能指点迷津，让那些站在“剃刀边缘”的人茅塞顿开。

有些人的公司掌握着大量资金，绝非“约翰逊先生”手里那些区区45亿美元的基金。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约翰逊先生的一只基金，富达趋势基金（Fidelity Trend Fund）一直在努力打造“业绩型”基金的品牌，实际上也是如此，它的业绩始终在各大基金中名列前茅。约翰逊先生所管理的两只基金“富达资本”（Fidelity Capital）和“富达趋势”的目标，则是在熊市里岿然不动。尽管它们最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它们的前景依然光明。当然，约翰逊先生的传奇之处还不仅于此：即使是他的门徒也备受瞩目。有些人想，约翰逊先生肯定开过基金经理学院。就在两年之前，蔡志勇（Gerald Tsai，1929—2008年，美籍华裔金融家，有“华尔街金融之王”之称。他管理的富达资本基金和曼哈顿基金都是当时的明星基金。——译者注）名镇四方，他创办的一只新基金吸纳了2.74亿美元的客户资金，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

在离开约翰逊先生的富达资本（Fidelity Capital）之后，他觉得，“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基金”。而现在，他的基金规模达到了4.5亿美元，但他对约翰逊先生的敬意丝毫不亚于其他深谙华尔街游戏之道的“老门徒”。想到这些，富达集团便会浮现在你的眼前：在一栋栋中世纪建筑里，人们坐在劈里啪啦的火炉边，烤着涂黄油的热司康饼，尽管窗外狂风呼啸，寒气逼人，但大家其乐融融，温馨无比，契普斯（Chips）先生让他们学会了希腊语，因为契普斯先生给他们朗读欧里庇得斯（希腊的悲剧诗人）的诗歌时，他们居然可以真正领会到其中的细微差别。

对于这位约翰逊先生，最让我着魔的是，他从来不按GNP、减税或是汽车产量这些数字去讨论股票市场。他谈论的是，某一时刻的现实与时间是否相符，艾伦·沃特斯（Alan Watts）的《不安全的智慧》（The Wisdom of Insecurity）里是否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东西，女人裙子到底能短到哪儿——他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程度简直令人发指。他总会让自己的分析师去核实：眼前的市场谷底是否真实可信。

约翰逊先生说：“市场就像是一个美女，让人着魔，让人发疯，但又让人感到复杂难辨，她们总是变化无常，神秘莫测。1924年以来，股票市场就一直在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不能自拔，我深悟其中的真谛——它是艺术，而绝非科学。今天，尽管我们有了计算机和各种各样的统计工具，但市场依旧如故，认识市场依旧并非易事。它属于人的本能范畴，是我们对行为的感知方式。这里总有很多我们察觉不到的微妙之处。”

这正是约翰逊先生吸引我的地方，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在寻觅真理。如果在《生与死的对抗》（Life Against Death）一书中对弗洛伊德的财富分析更深一步的话，股票投资这个行业在诺尔曼·布朗（Norman O.Brown）的眼里，也许就会变成一个把垃圾堆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的行当，索然乏味，毫无价值，约翰逊先生的出现，则为这个无聊至极的行业平添了一份尊严和高贵。这和沃尔特·古特曼（Walter K. Gutman，华尔街著名市场分析师）的市场分析创作手法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华尔街，总有些人拜倒于市场巫师脚下，为他痴，为他狂，他们绝对是精神分析的最佳对象。但约翰逊先生和古特曼也不尽相同：约翰逊先生遍览群书，年近七十，手里攥着45亿美元，或许对“巫师”也略知一二，或许知道一些古特曼先生不知道的东西。

自从有了乔治·阿普利［《波士顿故事》（The Late George Apley），原著作者Phillips Marquand，该书获得1938年普利策文学奖，并于1947年改编为电影。——译者注］，波士顿的主人就不再是约翰逊先生了。但是，如果只是绕着德文郡（Devonshire）、老州议会厅（The Old State House，是首次宣读《独立宣言》的地点，现为波士顿历史博物馆）或是波士顿议会大楼走，你肯定会忘记，这里曾经是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领地，因为在这里，每个路口的指路牌似乎都会提醒你：保罗·利维里（Paul Revere，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英雄，1775年4月，英军准备袭击波士顿郊外的康考德弹药库，利维里得到消息后，连夜骑马前往康考德报信，使得列克星敦军民得以从容迎击英军，列克星敦枪声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译者注），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他是第一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人，因为他的签名非常醒目，因此，英文中的“John Hancock”就变成了“亲笔签名”的代名词。——译者注）曾拴马于此，约翰·汉考克曾在此扔下他的签字笔。

约翰逊先生总是沿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去联合俱乐部。他的父亲做纺织品生意，肯定要比约翰逊先生多走一些路，但路线是一样的。无论是年轻同事还是年老同事，都对他毕恭毕敬，每次在联合俱乐部的扶梯上遇到他，都会主动打招呼：“你好，约翰逊先生。”但是到了纽约，同样的路线，同样的俱乐部，不管你老爸在那里吃过多少顿午饭，这种情境都不会再现。如果是在纽约，他们会拆掉俱乐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玻璃盒子般的摩天大厦。再把俱乐部搬回46层，深谙公共关系之道的服务生采取各种策略，目的就是让领班牢牢记住他们的名字。

谈起市场，约翰逊先生就会笑着说：“哇。”他的笑容很温暖。这有点像电影里的那些教授，他们总会赶在大人物之前站出来说：“嗨，教授，如果你不给那么出色的老‘坦克’及格，他就不能参加星期六的洲际比赛。”约翰逊先生和电影的教授一模一样：扎一只漂亮的斑点蝴蝶形领结，戴一幅牛角框眼镜，系一条红色袜吊，满头银灰色的头发，衬衫口袋里别着三支钢笔。这身装扮让不仅人觉得温暖，而且富有活力。

约翰逊先生最初在哈佛大学，也就是大家说的“学院”，任教于法学院。后来又到了剑桥，之后，辗转到了波士顿最大的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律师事务所。不过，他现在有点不务正业，被“巫婆”搞得神魂颠倒。1943年之前，他始终是以律师的身份来参与基金管理行业。“经营富达基金的那个家伙连家都养不活了，于是，我就顺水推舟接了过来，”约翰逊先生说。

“当时，这个基金只有300万美元。不过，看着某种东西以几何级数地增长，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这10年过得最好，因为它让我开始对基金经理产生兴趣。你绝不可能把分析师培养成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到底应具备何种素质呢？这是一种内在情结，一种本能，一种感觉，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能从学校里学到的。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基金经理，首先需要认识你自己。只有了解自己，才能超越自我，像旁观者一样冷静地看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善于培养管理人才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才把自己定位于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因为在律师事务所，每个合伙人各司其职，管好自己的客户，便万事大吉。

所以，我让基金经理自由发展，自己处理自己的基金，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如果想找人咨询，他可以到大堂，好好地聊一聊，但炫耀是他自己的事。绝佳之计是灵感的爆发，但它只属于某个人。一大群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肯定不会有什么奇思妙想。我认为很多投资业务是靠委员会决策的。所以说，一旦一个人走上通往自己愿望的征途，他就会全力以赴，无所畏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能量。即使实现了目标，他的锐气也不会减弱，就像闪耀了一个夜晚的星星，黎明时依旧不肯隐去。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的身边并不缺少这样的人。有了这样的人，即使是犯错也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失败乃成功之母。回首过去，我的生活似乎就是在无休无止的失败中前行。”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我曾对约翰逊先生说，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市场的群体心理层面的关注。约翰逊先生说：“作为一名律师，我没有时间去检验每一家公司。我只能凭借直觉去感受他们的行为模式。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群体组合，如果你读过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译者注）的《乌合之众：群体思维的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书，你就会发现，市场原本就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复合体。实际上，一群男人的行为，无异于一个女人的行为。因此，群体的思维就像女人的思想一样，难以捉摸。不过，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去品味，你总可以在细微的举动和不成熟的诡计中间找到蛛丝马迹：她在耍小聪明。”

“你知道，我与很多精神病医生交谈过。市场是一个复合人，它的人性具有多面性，时而狂躁不安，时而压抑绝望，时而又萎靡不振，因此，精神病学家肯定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但是，精神病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依赖的是演绎推理，但这样的手段却未必适用于市场。我认为，良好的市场机制就像成功的精神病治疗法，它必须依赖于情感上的和谐。市场没有所谓的先见之明。尽管市场不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情感领域依旧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所有的图表、广度指标和技术分析，无不是为了描述市场的情感状态。”

“我甚至想过，这些家伙也许用的是东方人的意识形态——就是艾伦·沃特斯的禅论，我想，也许在那里能找到某些答案。”

也许约翰逊先生就知道，禅师驾临市场！

“哦，不，不。市场不能缺少个人认知和情感。如果还记得《不安全的智慧》，你就能明白，我们需要成功，但挫折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为了下一个目标，去承受艰难困苦，去披荆斩棘。在当前充分就业、甚至已经达到过度就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竟然对股票如痴如醉，注定会让我们迷失方向。我只是个读者，禅师也绝非等闲之辈，但复杂的市场绝对不是圣贤高人所能指点迷津的。

“我认为，当今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非现实性。我们曾经听说的种种想象，都早已荡然无存。即使它们延续很久，肯定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但最根本的规则依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什么说这个时代是非现实的呢？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十字军精神不过是一种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所著同名小说及其主人公］式的讽刺和幽默，但时至今日，精英时代已雄风不在，大众情结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不断挑战传统社会规则。越战和民权运动就是两个典型示例。我当然不是想对此品头论足，我只是想说，我们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有点义无反顾的悲剧英雄式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不过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绝不能持久。市场向好的时候，固然也能赚到钱，但是在非现实的时代里，市场却告诉我们，‘你经已不再了解我；在充分了解我之前，请不要相信我’。”

冒着热气的咖啡送到面前时，我和约翰逊先生正意犹未尽地谈论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股票市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股票市场的瓜葛，甚至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变迁的磨难》（The Ordeal of Change）与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有何干系。

此时的奥斯卡餐厅，突然变得寂静无语，人们紧锁眉头，我的一位朋友，一个来自对冲基金的枪手忍不住打破沉默：“马可·奥勒留，我敢打赌，他曾背地里对某些来自穷乡僻壤的缺心眼的交易商说过马可·奥勒留，结果，这些家伙都血本无归。”

“那天，约翰逊先生的一只基金买进斯图卡（德国飞机制造公司），抛出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当时真让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疯了，”另一位智者不无感慨地说，“不知道斯图卡后来怎么样？”

查理轻轻地撇了一下嘴。“越南战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十字军东征，林登·约翰逊就是暴君路易九世，”他小声嘀咕，“一群男人凑到一起还不如一个女人，唠唠叨叨。凭空想象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查理先生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大。“这家伙居然和约翰逊先生一起吃的午餐！他肯定带回点有价值的消息。一定有猛料！他的话一言九鼎，一定要听听约翰逊先生怎么说，看他怎么解释这些问题。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我真等不及了，快点告诉我们！别跟我说什么荣格（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年，瑞士精神病学家，创建了分析心理学。在了解人类心智方面作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外倾型和内倾型的概念以及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和狗屁熊市！我想知道的是，约翰逊先生最喜欢的三只股票是什么？这些股票的前景怎样？”

“……”我告诉他。

约翰逊先生的语言才华绝对令人称道，他是这样说的：“……这可不是什么科学，它是一门艺术。现在，尽管我们有了计算机和各种各样的统计工具，但市场依旧如故，了解市场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认识它，依然有赖于个人直觉和我们对行为的认知模式……”

但个人直觉也绝不等于说，一夜醒来，你就可以把晚上的黄粱梦变成精妙绝伦的投资决策。职业基金经理似乎总能灵机一动，作出胜券在握的决定，但是，真正帮助他们作出这个决定的，还是他们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他们把这些外部信息与头脑中的现有信息融合到一起，再勾勒出事物的完整形象。

“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应具备怎样的素质？一种发自内心的专注和凝聚，一种本能，一种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后天能学到的。我们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先了解自己，这句话听起来确实很容易。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职业基金经理，所以，也就没必要了解自己啊。不过，这绝对不是理由。也许你可以对此置若罔闻，不过，一位权威人士曾说过，在投资这个问题上，绝对找不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既然找不到这样一个公式，你就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既然只能凭借直觉——或者说判断，你就只能认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你自己。此时，我们已不再是所谓的理性人，而是一群有血有肉、妄自菲薄、喜怒无常的人。

只有认识到这些，你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成功的投机者并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勾勒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真实自我，但是，一旦直觉与现实偏离常理，他们能当机立断，让自己立刻清醒。只要出现一两个意外，他们就会斩钉截铁地说，“我想象中的市场不是这样的，”或者会问，“我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呢？”然后，他们就会建立起戒备森严的防线。不管你信不信，总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决策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投资就是一种寻找自我和发现自我的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的代价可能太大了。我的处世秘诀之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超常规法则”就是：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这就是你最应该知道的东西。

一个股票组合，居然可以成为选股者的个性写照，这听起来有点离谱，但是，任何一个不甘心落伍的选股者都不会否认这种说法。我曾听说过一家私募基金，该基金聘请了4位基金经理，每个人管理的资金都在3 000万美元左右。他们每隔3个月轮换一次岗位，我的朋友说：“卡尔的组合总是渗透着卡尔自己的东西。或许他非常忌讳高风险项目，从来就不喜欢这样的股票。或许投资组合里蕴含着卡尔深思熟虑的结晶。因此，在我接手卡尔的投资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辨别出卡尔留下的痕迹。当然，泰德接替我的工作时，也会发现我的习惯方式。尽管回头看看自己留下的东西，再看看泰德的改造，多少会让自己有点难受，但那却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约翰逊先生则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不需要什么先见之明，尽管市场有自己的基本规律，但情感领域却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各种图表、市场指标和技术窍门，不过是统计师们用来描述情感状态的手段而已。”

在和约翰逊先生吃过这午餐之后，我开始明白，在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1893—1988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医学院解剖学教授，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译者注）拿出南方非洲古猿的下颚骨时，罗伯特·阿特里［Robert Ardrey，美国人文学家，1971年出版的《非洲的创世纪》（African Genesis）一书的作者。——译者注］

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反应。真正让罗伯特·阿特里感到振奋的，是这只古猿下颚明显受到过重创，这促使他杜撰出这样的故事：人的祖先生来就是迷恋不动产的猎手。正是这一论调，使得阿特里的《非洲的创世纪》（African Genesis）和《领地法则》（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两本书，在人类学领域引起轩然大波。这就好比我和约翰逊先生在超越非洲大草原时，我问：“这是什么，约翰逊先生？”约翰逊先生回答：“是巨型猎犬的脚印。”尽管市场的情感游弋也要留下痕迹，但遗憾的是，从来就没有人发现过解析市场秘密的下颚骨。

即使没有下颚骨，我也没有就此作罢。如果说情感领域还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统计学则已经为我们所深刻洞悉，那么，我们何尝不能去探索这个未知领域呢？不幸的是，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似乎还需要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于是，我开始研究那些偶尔会提到“集体受虐狂”（Mass Masochism）的人，比如说，“所有人都知道，对散户而言，零星买进就是一种群体受虐狂的表现”。但是每当我和这些貌似深谙市场的人探讨，他们的观点几乎是清一色的泛泛而谈，间或带上几个鸡尾酒会式的癫狂之论。于是，我开始求助于一些精神病专家和社会学家。在一个铁定存在商业价值的领域里，只要还有需要去探究的真理，就会有人不遗余力地探索。无数精神病学家在研究女孩子为什么会去卖淫，所有社会学家带着政府使命，迫不及待地飞到越南，去了解他们心目中的越南社会到底如何。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只能从零开始。

我就认识两位当过精神病医生的经纪人，当然，还有三位以前做股票的经纪人，现在改行到大学里担任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这五个人都不愿谈及以前的工作经历，至少不想挑明这些往事。最后，我还是找到两位愿意帮忙的精神病专家。尽管他们对群体受虐狂不太感冒，但却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应该买进卫星通信股票，我是否会抛出施乐股票。于是，我和他们做了一笔交易，我的条件就是和他们好好聊聊，亲身接触他们的患者，我们随后会认识这几位患者。

在我绞尽脑汁搜索我自己的“古猿”下颚骨时，有必要向你介绍一位精神病医生。别人向我介绍这位医生时，说他既了解股票市场，又熟知人类思维。他本人就是一名投资者，对股市颇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在股市上赚了很多钱。他的很多患者也是投资者。

但这位心地善良的医生并不想告诉我太多东西，他说，这是因为他自己也正打算写一本书，他还不想提前泄露这本书的内容。他承认，作为一名投资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

“你为什么总攥着手呢？”他突然问我，“难道你还像小孩那样怕火吗？”

此时，你会突然感到，自己的手居然有这么大，那种感觉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回答说，我觉得自己并不像小孩子那样怕火，但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敢肯定。

“对市场，你也应该有这样的了解，”这位博学多才的精神病医生说，“我把全部资金都投入到一只股票上。这是赚钱的唯一必胜之路。这只股票已经从10美元涨到30美元，但最终一定会涨到200美元，你还有时间加仓。”

我想知道的，是这只股票为什么一定会涨到200美元。

“相信我的话，肯定没错，”他说，“我不仅了解市场，也了解群体心理，就足够了。我知道推动股价上涨的是什么。”

从小就虚心好学的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非常想了解其中奥秘，但这位博学的精神病医生却不肯泄密。“怎么和你说呢？”他面带难色地说，“我在医学和精神病学方面接受过多年训练。我还写过几本书。我花了30年时间研究人脑的沟回。如果只用几句话，你让我怎么说清我知道的东西？你未免有点急进了吧？”

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却非常圆满。我亲自查询了一下这位精神病专家用毕生研究所挑选的股票。不过，我似乎已经错过了好时机。尽管这只股票的收益增长非常可观，但多少有点随大流。我根本看不懂这家公司。但股票确实涨了，它涨到50美元的时候，精神病专家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他很想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的抵触情绪，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让我始终没有买进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的名称叫“维斯泰克”（Westec）。它从5美元一路飙升到60美元，就在这个价位上，交易量开始停滞不前。很明显，公司当时有很多不合常理和误导性的披露，以至于该股票被所有交易所封杀。随后，便是一系列的诉讼和反诉讼，法庭和应诉方花了几年时间才了结官司，摆脱窘境。此时的公司已经被债权人搞得破产，在满足债权人的债权后，这家公司已经所剩无几，不会有太多的财富留给股东。更糟糕的是，对这些倒霉的股东来说，没有人再愿意接过这个已经爆炸的炸弹，他们只能让股票烂在手里，疼在心里。实际上，要在股票市场输掉全部投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个流动性强的市场，你可以在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个小时卖出手里的股票。但这位博学的精神病专家却在成千上万的股票里挑选了让自己赔掉所有身家的那一只。

如果说这个结局还算圆满，是因为他还在写那本书，这也许可以让我们学到些东西。此书即将出版，对于书中的见地，我真的有些迫不及待。

这让我对精神病学和股票市场有了新认识，也让我想起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故事，不过我从来没有去检验过这个故事，我担心有人会因为名称相近而对号入座，这显然有悖于故事的原意。德莱弗斯基金创始人杰克·德莱弗斯（Jack Dreyfus）也想到了研究市场中非意识性动机的重要性。

德莱弗斯打造了一只业绩非凡的基金，他曾经是一名超级桥牌手，而他那打桥牌时的敏锐和嗅觉在股票市场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多年以来，德莱弗斯一直和一位著名精神病专家私交甚深，后来，他觉得应该给这位专家在德莱弗斯基金里设个办公室，这样，就可以让他帮自己检验基金经理们是否高效工作。

一天，他把我认识的一位基金经理叫到办公室。准备就绪之后，他解开领带，脱掉外衣，然后躺到床上。那位精神病专家坐在他的专用椅子上，而基金经理则等着接受治疗。

“宝利来。”医生说。

“宝利来。”基金经理重复道。

“你不觉得这太高了吗？”精神病医生说。

基金经理有点糊涂，不知道医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个人买了很多宝利来的股票，”医生说，“涨得有点太快了，我应该继续持有吗？”

基金经理坐起来，用安慰的语气说：“没关系，一切都正常。你不用杞人忧天，最后会见分晓的。”

医生的动作稍微放松了一点。“不过我还是对宝利来有点担心。”他说出了心里话。

“让我们看看这个，”基金经理说，“看看你为什么如此担心，我想我能给你点帮助……”

因此，大众心理和市场的确需要我们去研究。不过，我们都看到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研究这些问题，更不用说把它们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探讨。部分原因在于，在学术界，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追求“真理”，商业味太浓，与主要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却不大。或许如此，但如果我们对一种动物的共性不闻不问，个体成功所需要的前提也就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