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恶臭”元凶
厕所一般建在花园或院子的尽头，由于远离房子，所以人们通常得把衣服先穿好，才能走出房门去解决生理问题。
传统的厕所包括一个粪坑；一个可以有效堆积废物的储存空间，上面用轻型材料搭建了遮蔽物；木头做的墙；斜坡屋顶以及一扇门。门的上下都留着几英寸的空隙，用来保证空气流通，也就是说大多数厕所的通风条件都不错。如果这种户外厕所（Outhouse）建得太过封闭，那么里面的气味很快就会让人难以忍受。
厕所里面放着一把木制的椅子，或者更像一个支在地面上的架子。即使是最寒冷的天气，坐在上面也还算舒服（现代的塑料坐垫可能还要冷得多）。维护得最好的户外厕所会定期把墙壁和天花板刷白，地板和座椅也每天都会清洗，还会备好足够的厕纸或报纸，以及一束鲜花。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让排泄物自然分解，同时远离人们的居住区和水源地，大多数厕所就能保证良好的卫生和使用情况。如果能对排泄物做堆肥处理——将同等体积的纤维，如秸秆、落叶、木屑、废纸屑和干燥泥土等吸收性材料加入排泄废物中，就更好不过了。在英国一些地区，猪圈就建在厕所旁边，这样便可以将猪粪和脏污的秸秆加入化粪池，从而让废物以更快的速度分解。
户外厕所既干净又省钱，在21世纪的远郊和乡下，它依然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对住在乡下的维多利亚人来说，也完全负担得起户外厕所。
然而，当人们使用厕所的频率太高，超过了废物分解的速度时，化粪池很快就会被填满。如果你还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应对，那倒没什么问题。你只需要在不远处再挖一个新坑，把遮蔽物移过去，而挖新坑时产生的厚厚的泥土也刚好可以用来填埋旧坑，废物会在土壤的掩盖下继续安静地分解。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开始向人口密集的区域移居，没有了花园的隔离，厕所很难再与住所和水源地保持距离。
在伦敦，政府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让人们坚持定期清洗厕所下面的坑（也就是粪坑）。当厕所满了之后，人们会把废物挖出来，从城市转移到乡下的大型堆肥场。只要能在废物漫出来之前将其转移走，那么就是安全的——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为了打扫公共设施，城市内的每个区域都配有清理粪池的厕所工和街头清道夫（Street Scavengers），他们在夜间出没，推着手推车走上街道，尽量避免影响到其他人。至于私人厕所，政府规定住户必须雇佣这些工人定期帮他们清理，转移废物。但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严格按照规定来办事。这一时期，对邻居家粪池溢出的投诉接连不断。
随着城镇扩大，人口增长，这个问题变得越发棘手。在那些请不起人清理粪坑的区域，私人粪池里溢出的污水肆意流淌着，在地面上汇集成一个个随处可见的小水洼。同样，吝啬的房东们也不愿为这些处在贫民窟里的房产花费太多。共享的如厕设施使这一问题愈演愈烈。19世纪40年代，一项调查在桑德兰展开，其结果显示，一间厕所最多时有76人共用；而伍斯特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其调查结果显示有15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
记者亨利·梅休经常报道伦敦贫苦人家的生活情况。他的目光注视着英国的每一寸土地，不论是熙熙攘攘的城市，还是广袤的田野乡村。在报道中，他呼吁人们行动起来，维护卫生状况。有天晚上，梅休与清理粪池的工人一起出工，用与300年前相差无几的方式掏粪坑。他们的主要工具是一种特殊的长柄铁铲，用来把排泄物装进巨大的木桶中，完工以后，他们就将这种铁铲的杆子或者手柄挂起来，装小推车上带走。梅休用“简直令人作呕”来形容粪池里的气味。如果要清理的粪池在打理得当的街边庭院里，那打扫工作就不会给主人家带来太多干扰。若不幸是在更贫穷、更拥挤的地方，这项工作可能就得在人们的家里进行了，而且通常是在午夜时分。
维多利亚时代，厕所工每打扫一间厕所，大约收费1先令。对穷人来说，这些钱能要了他们的命，事实上，哪怕是工人阶级也将这笔费用看作不可忽视的极大开销。梅休在记录中指出：大多数的城市污水坑都是砖砌的，大约一米见方。然而，它们大多没有做过内衬，甚至砖块之间都没有抹灰泥。这样一来，污水就会渗进土壤里。最终，被厕所工清理出来的只是固态的废物，而污水则早已渗入土壤内部。曾经就有住在地下室的居民，发现污水从他们的墙壁里渗透出来。
图38 工作中的厕所工，1861年。
在大城市，尤其是伦敦，人们的排泄物已经渗满了土壤，甚至开始污染地下水源。就连那些相信瘴气理论的人，也对这一现象感到非常不满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被污染的地下水和疾病之间的联系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被发现。毕竟，井里的水无论是从嗅觉还是味觉上体验起来都很干净。如果有人能从中看出危险信号，那他必将成为流行病学和微生物理论的先驱者。
1849年，伦敦开展了污染普查，检查了15 000所房屋。其结果非常令人不安：21所房屋用地窖做污水池；30个污水池已经因装载过量而溢出；223个污水池被列为“饱和状态”；另外，大约有5 000间厕所被认为“危险”或者“不卫生”。这代表在所有被检查的房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出现了重大问题。
管道供水是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人们相信，把家庭和工作场地的排泄物用水冲走可以打造出更卫生、宜人的环境。但当维多利亚早期的城镇私企从个体出发，迅速做出反应，想将自来水引进生活中时，又很少有人愿意为大规模的安装管道和公共污水渠系统（Public Sewerage System）买单。鉴于私营企业失败得彻底，1848年，政府开始向民众施压，宣布房屋如果不与公共污水渠（Public Sewers）相连，则算违法行为。在那个时代，“公共污水渠”指的就是当地的河流。
伦敦卫生官员约翰·西蒙（John Simon）在一份报告中总结称，这项政策意义深远，相当于“在城市搭建了一座管理污水的地下城”。作为一个瘴气理论的信徒，西蒙关注废物与住宅的隔离，但对后续的事项并没有什么想法。他的排污系统在最初的时候颇有成效，但强迫性地将个体住户的废物排进了泰晤士河。过去10年间的土壤污染问题虽然得以解决，却是以水体污染为代价。1858年，“大恶臭”事件（The Great Stink）爆发，河道散发的浓烈异味让国会的窗户上挂满了浸有氯石灰（具有杀菌作用）的麻袋——只有这样，才能挡住来自河里令人作呕的气味。政治家们这才意识到，必须得想个法子解决问题了。
图39 1858年，讽刺“大恶臭”事件的漫画《沉默的强盗》。
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开展的大范围排污工程不仅颇有成效，还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伦敦及周边地区的霍乱和伤寒等疫症。随后，英国的其他城镇和城市也争相效仿。
这些排污工程至今仍是英国污水处理的支柱系统。数量庞大、用砖砌的沟渠和由下水管道组成的系统从城市各处收集污水，不再直接流进水渠和河道，而是被导入大型的净化处理厂，经净化处理之后，再让清水流回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