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更新

宽泛意义来说，城市更新始终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自从其产生之时起，就面临着持续的改造和更新。纵观城市发展史，大规模的、根本性的城市改造多是偶发的、短暂的，更加常态的是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后者更加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也更加符合人性的需求。当代的城市更新面向后工业化。

一、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

“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通常指通过重新设计、重新建构以及对城市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来实现城市转型的过程（Vickery，2007：13）。城市更新的需要是城市变化的产物，城市更新的实施是对城市兴衰所带来机遇和挑战的回应（塔隆，2017：14）。英国城市战略规划学者罗伯茨（Peter Roberts）和塞克斯（Hugh Sykes）在《城市更新手册》中作出了界定：

城市更新是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应该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物质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处于变化中的城市地区做出长远的、可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2009:16）

提及城市更新，学界、业界、政府和媒体通常会相互替换使用一些相似短语，英语词汇如“urban regeneration”“urban revitalization”“urban renewal”和“urban renaissance”等。这些术语虽有细微差别，但有着相似的内涵，与再生、复活和重建相关。在英国的城市更新中，“城市改建”（urban renewal）多用于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建设，重点是对城市中心过度拥挤的贫民窟进行大规模的推倒重建式再开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80年代的“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侧重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开发，使用公共资金来刺激没有明确方向的市场投资。“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在90年代被纳入更为宽泛的可持续发展议题之中，“复兴”一词的隐喻得到挖掘和重视。经历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城市更新再一次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更新”（urban regernation）的表述成为认可度较高和较常使用的术语（塔隆，2017）。

中文表述有“城市更新”“有机更新”“城市再生”和“城市复兴”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1983）使用“城市更新”，强调城市发展会经历新陈代谢的过程，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90年代，面对逐渐显现的城市空间问题，如历史街区和特色文化区在城市改造中的快速消失，建筑学家吴良镛（1991）提出“有机更新”，强调城市的保护与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2000年以来，学者们开始注重城市空间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不少文章对“城市更新”这一主题发表了新见解，提出了“城市再生”（张平宇，2004）、“城市复兴”（吴晨，2005）等概念。综合来看，“城市更新”的使用较为广泛、接受程度较高，该表述既指明了对象——城市，也表明了寓意——面向未来的新生希望。

成功的城市更新应该认识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是共生发展的本质（塔隆，2017：15）。从建立要素关联的角度来说，南非裔英国城市经济学者图罗克（Ivan Turok）以“商业”（business）、“人群”（people）和“场所”（place）三个要素来考察变迁中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就商业绩效而言，城市更新旨在提高经济竞争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进城市繁荣；在人群方面，城市更新致力于提高现代人的技能、才能和抱负，帮助他们抓住机会并从中受益；商业和人群的更新以城市物理场所为基本承载；整合平衡这三个要素，保证城市以可持续的姿态保持向上走势。由于各地实际情境各有不同，城市更新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指南，也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成功之路。然而，正是城市更新的目的和范围的模糊性提高了其弹性、可修改性和可适用性。

城市更新意义深远。从历史和生态的角度来说，城市不更新就面临消亡的威胁。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认为，如果将城市视作有机体，那么其动态变化的过程包括成长、成熟、衰退和没落的阶段。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中的新陈代谢过程，其表现即城市的物质形态、空间布局、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的一次次变迁。在面临城市缓慢发展时如果不主动采取更新策略，结果可能就是城市的消亡。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献所呈现的城市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说，城市面临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兼具内部和谐和外部竞争的压力，城市更新的进程被寄予希望以解决这些日趋明显的社会问题。总体来说，当代城市更新面向后工业化，或被称作“后现代”“消费社会”“媒介社会”“信息社会”等，不同的研究立足点制造了不同的话语标签，而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说明社会的重要转型。即便是亚洲城市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步增长，从长远来看也将面临后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的转型。现代城市基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工业扩张而建立，工业的兴起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转折；然而在20世纪中后期，去工业化成为城市的又一个重要抉择，城市面临更加人性化的发展。

二、城市更新的后工业性

城市的功能形态往往产生于时代背景之下，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意大利经济史学者齐波拉（Carlo Cipolla）指出，两次重要的变革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第一次是农业革命，这次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使人类从狩猎者和采集者变成农民与牧民，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商品交易提供了条件，也为城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这次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其影响更为深远，工业革命使城市发展迎来崭新时代（肖林和周国平，2017：86）。以工业化为基点，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是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较为广泛接受的模式。

前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先有“城”而后有“市”。早期的城市一般作为军事要塞和政治中心，突出“城”的功能。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越来越丰富，形成早期的“市”。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贸易市场，促进商品交易不断扩大，商业活动日益活跃。随着城市中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城市职能也不再局限于军事和政治功能，还成为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和交通便利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的典型城市，如罗马帝国的罗马和威尼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古埃及的开罗，以及古代中国的长安、洛阳和南京等。前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是围绕着发达的农业地区形成的。

工业化阶段的城市主宰了世界。18世纪初的英国，以工厂和手工作坊为特征的生产型企业的投资快速增长，实体经济逐渐取代此前的重商主义体制。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作，工厂出于节约成本的需要倾向于落户原材料丰富、交通便利的地区，工业企业集聚发展。这一时期，农田土地被工厂码头替代，农民成为工人，城镇人口大幅增加，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生产和交易活动日渐繁荣。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些制造业城市，城市形态通常是工厂位于中心地带而大量破旧的工人住宅密集地分布于外围。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出现贫民窟、荒废区、市政腐败和道德危机等问题。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认为，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大城市里，需要通过干预来解决这类问题，因此城市地区出现了正式的规划体系以调控发展。这一时期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修葺房屋、改善卫生条件等以改善城市贫困人群的物质生活条件（塔隆，2017：19）。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发展区域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的新英格兰等州，进入更具活力的全面发展阶段。得益于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大城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成为人口流入地。专业技术人员集聚城市，提升了城市的组织生产和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工业逐步取代农业成为主导的经济载体，职能多样化推动城市形成了生产区、居住区、商业区和文化教育区等区域分工明确的城市形态。工业化阶段实现了城乡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城市成为物质财富高度集中的区域，城市创造的精神财富也不断增长，城市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心。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事实上早在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初期，就得到了社会学者的关注，如美国社会学者贝尔（Daniel Bell）有关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和断言。20世纪70年代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制造业地带变成铁锈地带，去工业化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焦点。与此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西方城市先后进入以信息化、知识化和服务化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科技在推动生产力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的提高推动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此时的城市已经不再是制造业基础，而成为第三产业的中心。当代城市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在英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学者斯科特（2017）看来，后工业时代的新经济是一种认知文化经济（cognitive-cultural economy），其主要特征是高度依赖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劳动力，具有广泛的知识密集型与情感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其最终产品主要是审美化的产品和服务。认知文化经济主要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总体而言，当代城市更新是一种经济转型和文化扩张的状态。

三、城市更新的现实展开

城市更新作为一种特殊活动，根植于实践，其理论特征和实践特征具有高度相似性。这里，以最早进入工业社会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国家英国为中心展开讨论，回顾英国城市在二战后的城市更新实践，以探讨西方城市更新的内容、方式和特征。

英国从1945年起开始了现代意义的城市更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市更新可以大致分为5个阶段：早期城市更新（1945—1979）、企业式城市更新（1980—1990）、竞争性城市更新（1991—1996）、城市街区更新（1997—2010）和紧缩时代的更新（2011年起）。城市更新的主要矛盾和实践策略与执政党的理念和经济发展目标密切相关，不同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以阶段划分的方法进行分析有利于厘清城市现实和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各个阶段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不能过于关注时间顺序和阶段特征而忽视阶段之间的延续性。

早期城市更新（1945—1979），由公共部门主导，主要是二战后重建项目，重点是推进物质更新。战后城市重建的社会需求刺激了经济增长，为城市带来信心和乐观精神。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应对住房存量短缺、质量低劣等居住问题，尚未顾及因结构性经济和社会变化而引起的社会不平等。这一时期，工业和人群等城市要素开始从城市中心向外围流动，以牺牲城市中心区域利益为代价的逆城市化促进了城市外围地区的发展。7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的威力对工业城市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城市中心区域的大量贫民窟和种族紧张局势引起了政府关注，城市更新转向社区福利的改善。

第二阶段（1980—1990），城市更新的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城市企业主义兴起。这一时期城市更新的主要特点是减少政府干预，推行市场导向。公私合作、房地产驱动、私有化、价格放开和管制放松等，成为80年代城市更新的关键词。城市更新的内容从创建社会福利项目转向依靠私人部门的地产项目，城市开发公司大量出现。这一时期，购物中心得到大规模的新建和翻新，提供高质量、现代化、有吸引力且安全的购物环境和城市环境，以激活城市中心区域。咖啡文化、夜间购物和其他基于商业购物中心的夜间休闲活动也随之兴起，包括大型零售在内的商业功能在城市中心区域不断吸引投资，成为中心区域更新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通过提升环境质量来改善城市中心区域环境，吸引与消费者直接且高度相关的办公楼不断向中心区域聚集（Evans, 1997）。

第三阶段（1991—1996），城市更新的理念是竞争、合作和可持续性。在上一阶段的地产驱动型城市更新中，房地产业扮演关键角色，而地方政府和社区则被边缘化，这种策略导致了诸多弊病。90年代的城市更新开始转向多部门合作，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区组织结成多方合作关系。更具全局观的城市政策开始关注可持续性发展，着眼于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一系列以当地居民尤其是处于弱势街区的居民为目标的城市更新计划得以制定并实施。与前一阶段市场导向和房地产驱动的策略相比，这一时期的城市更新更好地发挥了地方政府和社区的作用，政策理念更加注重平衡和整合。但是这种竞标式策略也存在问题，在可用财政资金缩减的情况下，通过竞标取胜而非需求考量的方式来分配资金，可能会导致真正的社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第四阶段（1997—2010），城市更新的政策话语表述为“城市复兴”。城市复兴政策的主题包括：通过私人部门向地产开发领域投资来进行结构性的重建；推进旗舰型综合体项目开发来建设城市中心；政策驱动以实现绅士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进行品牌重塑和品牌营销，以及关注城市空间规划和设计。这一时期城市更新所遇到的麻烦突出表现在社会排斥加剧、政策过于复杂等方面。

第五阶段（2011年至今），也就是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地产驱动的城市更新回归舞台。在全球金融危机及英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城市更新的驱动力和目标点就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城市更新似乎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城市企业主义再次回归，地方主义理念得到加强，城市的重要性在各个方面得到突显，消费驱动的城市更新日益强劲。

过去半个多世纪城市更新的动力主要有三点：住房项目、零售业和文化。住房项目应对居住空间，零售业和文化应对更宽泛的非居住空间。住房项目始终是英国城市更新的主要动力，从二战后重建到高端住宅项目开发，再到街区整体再开发。对于城市非居住空间，先后启动了以零售业和文化为导向的更新策略。零售业的开发计划，成为二战后英国在衰败的城市进行更新的重要策略（Evan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