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积极心态培育中的积极情绪培育

一、当前的社会心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就是来源于十九大报告中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事实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当代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讲清楚了形式，也画出了工作重点。这个重心就是优化社会环境、减少不良刺激、开展积极心理教育和提供心理服务。对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来说，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服务就应该紧紧围绕着十九大报告中这一个核心的方针政策来开展。

所以说当代心理学工作者的工作重点要被分为两个方面，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工作内容时，就应该有两种方式、两个路径，一个是积极情绪的培育，一个是积极品质的训练。积极品质的训练就是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在积极品质上都得到了提升，个体的心理资本也就是心理GDP得到提升后，就会自然而然达到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最终目的。如果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具备实现理性平和的积极情绪的控制力，那么也就实现了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目的。

两个目标、两种路径、两种工作内容，最终实现的是一个方向，那就是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了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我们就要先对社会心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也就是先把目标方向搞清楚。

社会心态即指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普遍性心理状态和心理趋势。例如对一定时期内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向、经济动向、某一重大事件等所表现出的社会心理状态，通常反映了人们某种不寻常的情绪、态度和社会风气等。

例如我国的改革开放这一特殊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为止可大致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呈现出的社会心态都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总体呈现为对未来抱有乐观主义的积极态势。当时的社会经济较为平等，大家都处在相对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人们都在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根本没有停下来去感受社会心态将会发生的变化。无论是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较早的群体，还是物质改善较晚的群体，都沉浸在对改善物质条件的追逐中。他们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隐性变化没有直观的感受，对于未来将要发生的阶层对立和矛盾未能有所感知。所以总体来说在改革开放早期，社会心态的恶化还未出现。

自2000年以后，我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较早的群体已经和其他群体拉开了差距。由此开始，各种消极的社会心理现象逐渐增多，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社会矛盾的出现，并指出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呈现出消极的心态。这其中浮躁、喧嚣、焦虑、炫富和仇富就是代表。

首先，社会的转型速度过快，这就使得我们降低了对获得改善的满意度，同时提升了我们的期望值。随着期望值的不断提高，其与现实的不匹配就会造成焦虑不满等心理问题的产生。其次，改革红利的不均衡性导致炫富、仇富和拜金等问题的产生。国家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先富共富，首先改善经济物质条件的人可以帮扶其他人。然而，在首先改善物质条件的人中存在一批对物质财富极其看重而忘记带动其他群体的人。

此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随着这种改革的进行，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普及度的提高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环境，例如产生了网络主播、网红等新兴职业。这就打破了之前固有的就业环境，也就是说现代化社会的多样性改变了传统社会中个人发展的高度确定性。这种改变使人们面临更多样的选项，导致人们更加迷茫。

事实上，欧洲也曾经经历过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社会转型问题，但是当时欧洲的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也没有其他更加富裕强大的榜样，即外界国际环境压力的逼迫，所以没有形成中国现有的普遍性社会焦虑心态。与其他已经完成转型的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使社会心态失衡的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确实，相对于英国的约6000多万人口、德国的约8000多万人口、日本的约1.3亿人口和美国的3.2亿人口，我国的14亿人口基数所带来的规模性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曾经说过，人们只有得到、真正占有物质后，才能生出超越物质的概念。2011年英格尔哈特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对52个国家进行的持续性调查中，其中40个国家幸福指数呈现增长趋势，12个国家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大陆的下降趋势极为明显。

这次调查研究平均为期约17年，很大程度上真实体现了部分国家的社会心理幸福指数的变化。英格尔哈特作为少数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学者之一，曾发表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两部影响当代政治文化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