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似乎有一条历史规律：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是影响深远的制度的创建者。一个奋进的帝王和一项崭新的制度，共同催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当大唐王朝走过一百个春秋之时，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舞台。

“雄心壮志”也好，“好大喜功”也罢，后人加于唐玄宗的形容词都指向一个事实：李隆基想做很多事情！他梦想四夷宾服，征服西南夷、吐蕃、西域，还有那隋唐两代先君梦寐以求降服驯顺的朝鲜；他需要一统宇内，强化三省六部、科举取士、疏浚大运河等新制度新事务，融合东西南北；他思考推进改革，重现曾祖父的“贞观之治”，延续祖母武则天的威名，将祖宗的各项宏图大业发扬光大。阻拦唐玄宗摘取盛世的“拦路虎”，有的横亘在明处有的隐藏在暗处，其中最庞大、扑得最凶猛的老虎则是：资金！

任何宏图伟业都离不开钱粮金谷的支持。唐玄宗谋略越多圣旨越多，朝廷的钱粮就像激流一样汹涌澎拜而逝。尤其是，唐朝想发动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军需是异常庞大的负担。遗憾的是，此时朝廷的钱袋子非常吃紧，州县财政几乎到了涸泽而渔的边缘。唐玄宗的雄才大略不是可行性问题，而是压根连尝试的门票都买不起。

唐玄宗早期的财政遭遇哪些难题呢？

首先，像之前的朝代一样，唐王朝的钱粮赋税建立在州县户籍基础之上。立国百年后，户籍出现混乱。难以计数的老百姓逃离原籍，有的沦落他乡成为流民，有的寄身豪门沦为佃户，朝廷掌握的户口大大减少。户籍凋零，建立其上的受田制和租庸调制随之混乱不堪。朝廷的财税收入大为减少。

其次，唐玄宗继位后始终与恶钱做斗争。所谓“恶钱”，是指民间私铸的铜钱在市场上流通，屡禁不止。唐玄宗支持宰相宋璟发动了多次查禁恶钱的行动。开元八年（720年），查禁行动在江淮地区遭到强硬反弹，民间反馈不胜烦扰，怨嗟满路，唐玄宗不得不松弛恶钱之禁，同时罢免宰相宋璟，一代名相黯然下台。朝廷整治恶钱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为把恶钱“一刀切”，对持有恶钱的百姓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朝廷收缴私钱，在老百姓看来与抢钱并无二致，于是市井不通，物价腾起。其根源在于朝廷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循序渐进、有补偿地查禁恶钱。

内忧未了，外患却起。查禁恶钱纷纷扰扰之时，突厥帝国的毗伽可汗在帝国边陲大破凉州兵，声势大振。突厥骑兵耀武扬威，向唐玄宗挑衅发问：你拿什么来回应我们的挑战？那么，唐玄宗为什么不治理财政弊端，充实府库？还是因为主观希望，客观难以实现呢？

财政问题归户部解决。户部管理天下户口，征收钱粮赋税，筹划财政收支，下设四个司，分门别类归口管理。其中，户部司掌管户口、田土数目，制定赋税的标准；度支司负责财政开支，每年制订粗略的国家财政开支计划；金部司的职责是库藏出纳，仓部司职掌仓储出纳，前者管理物资，后者掌管粮食。具体钱粮赋税的征发运输，则由地方州县直接负责。州县地方官根据户部下发的赋役标准征收财富，最终将粮食运输到洛阳的含嘉仓，把布帛、金银等物资运送到长安的左藏库储存。司农寺管理含嘉仓，太府寺管理左藏库，根据户部的公文执行钱粮物资的出纳。这就是唐朝的政府财政制度。

分析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也许是缺乏弹性。看似所有的政务都有相关部门负责，但是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大家又都是“无关部门”。比如，唐朝户口逃亡、常赋亏损问题日益严重，户部毫无办法。户部司说，本司掌管户籍和钱粮数据，却不负责数据核查，也没有进行全国普查的能力；度支司说，本司负责财政开支，却不负责弥补窟窿，也没有职权开发新的财源。金部司、仓部司职权更细，只负责收上来的财富的出纳，没有权力更没有能力去开源节流。州县说，财政弊病是天下通病，不是本辖区能单独解决的，况且州县事务繁杂，无法只盯着钱粮赋税。最终，户部、司农寺、太府寺等衙门看似制度严明，设官置吏，而且职官队伍庞大，但是在开元早期财政重病面前，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束手无措，被动地承受种种指责，继续僵化地沿着既有的轨道蹒跚前行。

贵为天子，唐玄宗和既有官吏群体一样束手无措。他不能全盘推翻既有制度重头再来，可是又找不到突破的途径。不满和郁闷充斥着皇帝的内心，就在他感觉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道奏章飞跃而来，击中了他汹涌的心。

开元九年（721年）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上奏，指出“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多”，请求加以“检括”。宇文融不知道，这道奏章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如何深远的影响。

唐玄宗立刻调查“宇文融是谁”。宇文融是京兆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高祖在隋朝爵封平昌县公，祖父在贞观时期曾任尚书右丞，其父担任过莱州长史。宇文氏源出鲜卑，是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一流贵族家族。后人虽然查不到宇文融明晰的血脉传承，但可以确定的是，宇文融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一员。他没有科举功名，极可能是凭借家族荫庇进入仕途，于开元初年任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县）主簿。时任京兆尹、后来的宰相乾源曜赏识他“明辩有吏干”，推荐他担任了监察御史。如此这般的出身与履历，迅速取得了唐玄宗的好感。唐王朝是在关陇贵族集团支持下建立的，李唐皇室即出身其中的陇西李氏。唐玄宗心理上将宇文融视为“能干的自己人”，召来面谈。

其次，唐玄宗惊喜地发现宇文融有解决财政难题的办法，那便是“括户”。户口是钱粮赋税的基础，没有人户就没有征收对象。户口流失是朝廷钱荒的缘起。富平主簿的工作经历，使得宇文融熟悉基层实际情况，尤其是档案和户籍管理。良好的家教和长期的思考，使得宇文融对财政得失有深刻的理解。之前也有人建议以检索逃户为突破口，解决财政弊端。宇文融不仅有建议，还有具体的落实措施。唐玄宗觉得切实可行，爽快任命宇文融“充使搜括户口”，负责整顿人口。从开元九年至十五年（721—727年），一场规模空前的“括户运动”在大唐王朝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唐玄宗对宇文融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值，为此授予了他巨大的权限。他并没有提升宇文融的官职——事实证明现有官僚机构无法解决现实难题。宇文融还是担任监察御史，只是多了一项临时任务：“充使搜括户口”。他在长安建立了搜括使衙门，派遣官吏前往各道核查户口。而这些官吏也与宇文融一样，核查户口是他们的临时任务。随着逃户逐渐被检括出来，如何安置这些“新增”人口成了新问题。不解决生计问题，流民还会再次逃亡。唐玄宗大笔一挥，给宇文融加衔“括田使”，整理流失的国有土地，安置搜括出来的人口。宇文融起初只有“勾检帐符”的授权，地方衙门掌握行政实权。如果州县官不配合搜检户口与土地，宇文融等人的差使将很难推进。比如，部分州县司法流程久滞，原被告和相关人证长期羁押，影响了农作；州县衙门的税赋征收情况，尤其是本地居民缴税的实际数据，宇文融及其派遣官吏无权核查。唐玄宗连续出手，加派宇文融充任“覆囚使”“勾当租庸地税使”等职务，有权巡覆审查地方司法、税收实况。宇文融的职衔越来越多，逐渐摆脱既有官僚机构的束缚，大刀阔斧地括户和括田。随着逃户陆续回归土地、搜括出来的财富增多，宇文融掌控的财政实权膨胀，唐玄宗干脆加派已经升迁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的宇文融为“劝农使”。宇文融的任务加权到了顶峰。

宇文融至此有权安抚户口、巡察地方、督察官吏，可以“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徵役租庸，一皆蠲放”。他向新安置的逃户每人征收一千五百文钱，同时免除他们未来五年的税赋，相当于用“大赦”来吸引流民落户；他可以核查天下州县的“赋役差科”，对地方官吏和财政“量事处分”，再“续状奏闻”，也就是宇文融可以先斩后奏。唐玄宗与宇文融最开始的面谈，最终演变为括户括田、客户附籍和赋役改革“三合一”的大动作。

括户运动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唐王朝的编户增加了八十多万户，相当于全国户数的十分之一；官府掌握的田地也增长了大约十分之一。宇文融给唐玄宗带来数百万贯铜钱，相当于唐朝全年的正常税收。唐朝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质的提升，“流户大来”“王田载理”，形势喜人。宇文融没有辜负唐玄宗的期望与信任，他也得以在正式的官僚机构中平步青云，历任侍御史、员外郎、户部侍郎，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夏天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位居宰辅高位。

宇文融功勋卓越，功成名就了。遗憾的是，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宇文融都被视为“聚敛之臣”“贪酷小人”。即便有唐玄宗明确而持续的强力支持，朝野官员始终没有停止对宇文融的攻击。括户运动大获成功，宇文融也没有曝出贪腐等品行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他不依不饶，群起而攻之呢？

宇文融登顶劝农使后，各州县户口田土、赋役差科等各种文书纷纷汇聚劝农使司。而原来掌管财政的户部都不掌握这些资料，对主管业务迅速失去了发言权，遇到事情还要等待宇文融的意见然后才能处决。户部系统被彻底架空了。到开元十三年（725年）年初，宇文融以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的名义，继续从事他“劝农使”的事业。此时，宇文融已经集监察权和财务行政权于一身，“总领计簿”“独立群臣之上”。各州县“事无巨细，先上劝农使，而后上台省”，不仅是户部，就连御史台、尚书省乃至中书、门下等省也都被架空了。那些官位在宇文融之上的王公大臣们，反而要看宇文融的眼色行事。

朝廷正常的规章制度，在括户运动中遭到严重冲击，支离破碎。传统政治哲学中的道德因子开始破土而出，蓬勃壮大。士大夫脑海中的民本恤民思想，天然地同情老百姓。老百姓不堪税赋，流落他乡沦为流民，宇文融竟然连他们都不放过，压榨钱财，在士大夫看来是不道德的。事实上，任何正常税赋之外的“非常税”都是不道德的。正税不一定尽善尽美，但绕开正税，去挖掘流民、荒地和劳动时间的潜力，这不是“搜括”，而是“搜刮”，搜刮民脂民膏。宇文融不是贪酷，不是聚敛，那是什么？

这么一个聚敛小人，罔顾朝廷制度，架空满朝斯文，肆意榨取钱财，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官连章弹劾宇文融，成为一股风潮。宰相张说非常鄙夷宇文融的为人，又恐其权重；宇文融不满张说压制，又要推行括户，两人彼此攻击，形成了党争。唐玄宗厌恶内斗，便令张说致仕，外放宇文融为地方刺史。可是，没有第二个人具备主持括户运动的经世之才，几年后唐玄宗又征调宇文融入朝，正式拜相。

虽然位列宰相，但是宇文融显然没有成为朝臣的代表。仅仅在位99天，宇文融就罢相而去，再次外放地方刺史。此后，朝臣集团痛打落水狗，宇文融一贬再贬，最后流配崖州（今海南三亚），在流放途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