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提出的主要观点

本书提出军队指挥智能化的概念，认为军队指挥智能化是指军队指挥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及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撑下，更新指挥理念、升级指挥系统、优化指挥流程、重塑指挥活动、以充分地发挥指挥效能的过程。军队指挥智能化这一个概念的提出，有其现实的技术根源，即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功能上为军队指挥提供了新手段；也有其强劲的军事需求，即现有指挥手段和能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指挥现代战争的需要；还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即现有的战争形态信息化变革和未来将要发生的战争形态智能化变革；更有其深刻的制胜机理，即在战争复杂性视域下自觉遵循在混乱中营造秩序的战争制胜一般规律。本书独创性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以下相互密切关联的四点。

（一）划分三条军事技术发展脉络，智能技术发展的重心在于实现计算筹策技术脉络质的飞跃

军事技术的发展，是按照武器平台技术、通信指控技术和计算筹策技术这三条脉络进行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传统信息化技术同属于计算筹策技术。武器平台的智能化、通信指控的智能化都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但计算筹策领域的智能化才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这是由其自身的技术性质客观决定的。

（二）秩序制胜是战争一般制胜原理，军队指挥智能化更加注重秩序制胜

秩序制胜是战争一般制胜原理，军队指挥智能化是实现秩序制胜的必然要求。信息技术，只是把实体秩序转化为抽象秩序，但是却未必能创造秩序，有时甚至还会导致失序。信息技术是一个没有画完的圆，信息技术无法驾驭自己导致的信息化战争，这是信息化的悖论。当前，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在信息化框架内，即使进步再大也不可能解决信息化战争中建立秩序的需求，因此，智能化是唯一出路。若论军队指挥智能化的原动力，智能技术的能力推动只是“新药”，而信息化悖论的需求拉动才是“痼疾”。

（三）实现军队指挥智能化需要重塑军队指挥元模型

元模型是模型的模型。军队指挥元模型，旨在为不同历史时期动态演化的军队指挥行为和模式的建模提供基础参照。本轮机制调整前后的军队指挥活动分类都是在功能层面的划分，着眼点是应用层面的最后集成的功能；而军队指挥元模型的军队指挥活动分类是在工具层面的划分，着眼点是实现层面到底需要做什么。军队指挥智能化在根本上是指挥本身的“化”，指挥手段的“化”只是其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人类总是按照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去选择和界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军队指挥领域亦是如此。自从有军队以来，指挥一直在“化”，这种“化”，在某些军事技术变革引发战争形态变革时尤为明显，但不是每一次变革都需要指挥领域有明显的“化”。而在智能化变革中，指挥本身不但要有明显的“化”，而且还是变革的核心领域。

在本书所有基础性的工作中，最核心的任务是对军队指挥基础活动的划分及建立军队指挥元模型。为了说清楚指挥本身怎么“化”，需要建立军队指挥的元模型，不同时代、不同模式的指挥都只是这个元模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军队指挥智能化则是指从这个元模型的现有表现形式向智能化表现形式转化的各状态和全过程。由于对军队指挥基础理论的把握存在薄弱环节，在实现上述思路时遇到诸多困难，因此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和瑕疵，但大的思路和努力方向是明确的。

（四）军队指挥智能化变革是军队指挥领域的主动变革，并引发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变革

智能技术在军事的各个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军队指挥是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军队指挥智能化是军事智能化的重要抓手，军队指挥智能化将直接引发战争形态的智能化变革，在此过程中还将伴随着军事手段作用模式的转变。在历史上的战争形态变革过程中，军队指挥大都是从动领域，但在智能化变革中，军队指挥领域是智能技术作为计算和筹策技术发挥作用的关键领域，军队指挥领域主动的智能化将直接导致战争形态的智能化变革，应对这种变革的唯一出路，是军队指挥领域迈入更高阶的智能化。在智能化战争形态下，军事力量体系将从刚性向弹性转变，军事手段发挥作用的模式将从“锤子型”向“镊子型”转变，这种转变将对军队指挥智能化提出更多的实际需求，这种转变也是作战指挥智能化无法再从军队指挥智能化中简单剥离的根本原因。

上述四个观点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并统一归结为一个总的背景——人类开始进入以复杂性系统的眼光和思路来看待和实施战争的时代，又共同引出一个反思，即新一代智能技术在军队指挥领域的应用将要引发怎样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四个层面：技术层面、指挥层面、作战层面、战争层面。突破原有指挥框架直接遵循作战规律是指挥领域变革，突破原有作战框架直接遵循战争规律是作战方式变革，突破原有战争框架直接遵循社会规律是战争形态变革。这里说的战争规律和社会规律，是指在复杂性视角下的战争动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我们现在不但非常需要根植于作战规律的指挥研究，同时缺少根植于战争动力学的作战研究，也缺少根植于社会动力学的战争研究。

军队指挥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赢得战争。一般而言，战争要怎样实施就相应地要求有怎样的军队指挥，但在技术领域变革引发指挥领域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可以支撑怎样的指挥，就要求作战样式和战争形态做出相应的变革，这种相应变革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技术变革和指挥变革的效益，尽可能优化地筹划作战、实施战争。我们现在的军队指挥研究其实是隐含式地基于某种作战样式和战争构想而展开的，但是赢得了这样的作战是不是就等于赢得了战争，赢得了这样的战争是不是就能达到战争的目的；反过来讲，要想达到战争的目的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赢得这样的战争，赢得这样的战争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这两个层面的制胜机理问题都有待研究。如果本来可以不用通过这样的战争、不用通过这样的作战，而我们仅仅是因为没有手段去实施更高效的指挥、没有能力去组织更优化的战争，所以才一直先验地默认必须通过这样的战争和作战去达成目的，那我们就必须时刻关注，新的技术是不是已经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可能。在信息技术出现之后，局面已经开始有所改变，在新一代智能技术出现之后，局面将有彻底改变。技术一旦提供可能，就会应用于军队指挥，指挥的主动变革可以引发战争形态的变革，战争形态的变革又反过来要求军队指挥在更高层次的变革。这个逻辑是本书所有创新点的归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