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子：百态人生

3000万光棍合娶老婆？

“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合娶老婆”论调一出，网络谩骂沸沸扬扬， “合娶老婆”的错误不在于所谓“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非经济学问题”，而是用错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亦属个人私事，如今似乎却成了一个天大的社会问题，令一众“有识之士”为之忧心忡忡甚至痛心疾首。这些年来，“剩男剩女”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话题虽一，议论的重点却有迁移。前几年，舆论的兴趣是在“剩女”上，而今却落在“剩男”上了。

“剩男”的话题甚多，时下最夺人耳目的莫过于“3000万光棍”之说。该说法称30年以来，国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路攀升。最新的一次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7.7，即全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17个男孩。在人口统计学上，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2至107一般被认为是合理区间。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正常范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性别比失衡的一代进入婚配年龄之后，相对女性，男子显然多出来了。这些“多余的男子”将找不到结婚对象，成为娶不上媳妇的光棍。那么，这个群体的规模是多大呢？“据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的光棍将达到3000万至4000万”，“3000万光棍”之说即由此而来。

2020年中国将会出现3000万光棍的说法，流传甚广，其实也流传甚久。记忆所及，三四年前即有此一说。3000万光棍，光看这字面，便足够耸人听闻，足以撩拨公众的神经，其多年来在舆论场上长盛不衰是不足为怪的。在一次次地炒作中，3000万光棍又逐渐演变为“光棍危机”：这3000多万光棍因为没有生活希望，仇恨社会，报复社会，他们破坏治安，冲击正常秩序，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3000万光棍”云云，虽然言之凿凿说得煞有介事，但其实大有疑问。数据来源原本模糊不清，其核心的理论依据——出生人口性别比亦经不起推敲。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时间，一个男子可以光明正大地娶多个老婆，“三妻四妾”——严谨地说，是“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为社会所广泛认同和接受。逻辑上，即便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所谓的合理区间内，一些男子拥有“一妻多妾”必然会造成另一些男子成为“多余”之人，成为讨不到老婆的光棍。然而，历史上从未记载说，中国社会曾经有过什么“光棍危机”。

是的，“3000万光棍”以及在此基础上发挥的所谓“光棍危机”，只是臆想，并非是有真凭实据的事实。既是臆想，而且是炒了N遍的冷饭，原本是没有什么可以兴风作浪的。不料却平地起波澜，因为一位经济学教授“合娶老婆”的言论，使得这一老生常谈再次生猛起来，搅动得舆论风雨大作。

这场舆论风暴的始作俑者是某教授，该教授写了一篇名为《“3000万光棍”是杞人忧天》的博客文章来反驳“3000万光棍”将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论调，认为这只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其博文洋洋洒洒数千字，今不具引，其核心论点其实是简单的：既然价格是调节供求关系的，如果允许其灵活调整，就不会存在“短缺”“过剩”之说，“光棍的存在只是增加了女性的相对稀缺性，提高其价格，绝不意味着两性的市场就不会出清，就会出现剩男”。其结果是，“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这并不是我异想天开，在那些偏远的穷地方，就有兄弟几个合娶一个老婆的现象，而且他们还过得其乐融融。”

“低收入者合娶老婆”论一出，谁与争锋！其观点迅速在网上流传，并引发满城风雨。自然，想收获好脸色是不可能的。虽然也有零星的支持之声，但压倒性的是“唾沫并板砖齐飞”，是批评、指责甚至谩骂。引用该教授回应舆论的另一篇博文中的话说，“文章竟引来网民铺天盖地的谩骂，有在网络上谩骂的，有直接打电话谩骂的，有发短信谩骂的，还有打电话给我单位的”。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势所必至的，历来如此。不过很显然，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方式。

谩骂不论，在批评该教授“合娶老婆”论的声音中，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其不应该“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非经济学问题”。区区在下可以推断，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没有学习过经济学，也不知道经济学为何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婚姻是人类的行为之一，当然在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之内。然而，区区在下同样也认为，该教授的分析是错的。他的错误不在于所谓“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非经济学问题”，而是用错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所谓社会，就是指多过一人。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绝大部分物品又是稀缺的。资源和物品稀缺，又多过一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于是乎不可避免，竞争无所不在，无日无之。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类社会发明了各种制度安排。“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安排，就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竞争的“规矩”，也就是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

这里要说的是，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多种多样，市场只是其中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他非市场的制度安排也很常见，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礼仪、法治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要决出胜负，因而需要制定胜负的准则。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对应着不同的决定胜负的准则。举例说吧，在市场这一制度安排下，决定胜负的准则是价格，价高者得，谁出的价高，谁就获胜；在干部等级排列制度安排下，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官衔，谁官大谁有发言权，“官大一级压死人”，此之谓也；在论资排辈的制度安排下，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年龄，谁年纪大谁占上风；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决定胜负的准则是武力，谁武力强大谁就胜出……总而言之，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有着不同的决定胜负的准则；不同的胜负准则，决定着不同的胜者和负者。没有人希望在竞争中成为负者，因此，在不同的竞争准则之下，人们的行为也随之转变。在“价高者得”准则之下，人们会倾向努力挣钱；在论资排辈准则下，人们倾向虚报年龄或者虚度光阴；在武力决定胜负准则下，人们会努力于投资武器；以官衔决定权力和待遇，人们会热衷于加官晋爵。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学的缺环》系列文章中正确而有力地指出，传统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使用和收入分配的分析，大抵是基于以价格决定胜负的准则，而以价格决定胜负的准则，只能出现在市场这一制度安排下。但是，市场只是千变万化的众多制度安排里的一种，覆盖范围狭窄，能够以之解释的世事很少。换言之，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有限，根本原因是其漠视了交易费用，忽视了合约安排的重要性。所谓“经济学的缺环”，就是指传统经济学缺了“合约安排”这一理论架构。这里的“合约安排”即是制度安排，合约和制度是同义词。填补这一缺环的是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合约安排，将经济学原理普覆至五花八门的竞争准则上，进而使得经济学的解释范围扩展至所有的人类行为，解释世事的能力因而也有了质的飞跃。

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重新回到“3000万光棍”的话题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该教授驳斥“3000万光棍”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的博文，其立论和分析的基础，正是价格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也就是市场这一制度安排。无论是“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还是“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价高者得”的竞争胜负准则再明显不过。

这里首先要指出其一个小错。“出得起高价”和“愿意出高价”不是一个概念。富人比一般平民有更强的支付能力，“出得起高价”，但是愿意不愿意“出高价”则是另一回事。而“价高者得”之价，指的是真实的出价。一个收入一般的球迷、影迷，愿意花高价买票看一场足球赛或者电影，但一个对足球和电影不感兴趣的富豪，却完全可能不愿意出价。这个富豪远比收入一般的球迷、影迷有钱，但他不愿意出价终究枉然，在球票和电影票的竞争中，胜者是愿意出高价的球迷和影迷，不愿出价的富豪则是一个负者。

大错是，上述提到，在该教授的博文中，无论是“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还是“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价高者得”的竞争胜负准则再明显不过，意味着存在这样一个可以直接成交的市场。然而，男娶女嫁的婚姻行为，是非金钱物品，没有市价指引，不能在市场直接成交。在古代社会，曾经有过奴隶市场，作为奴隶的人，是一种明码标价的金钱物品，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但当今之世，不存在一个“老婆市场”，一个男子可以在这个市场直接购买老婆。或者要说，在一些偏僻的乡村，讨不到老婆的男子会出钱购买妇女做老婆。不错，存在这样的现象，但必须明白，这是人贩子拐卖妇女的交易，而非是一个“老婆市场”。顺便说一句，人类发明了包括市场、风俗、礼仪、伦理、宗教、法治等各式制度安排或者合约安排，来约束人们的竞争行为，但盗窃、抢劫、杀人这样的不幸事件依然常见，拐卖妇女也是其中的一种，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种“毁约”——破坏社会公认的合约安排的行为。

那么，类似婚姻这样的非金钱物品，是不是不能用金钱衡量？回答是否定的。没错，非金钱物品往往不能在市场直接成交，所以其价值不能以市场价格衡量，但因为人们面临着替换选择，因而可以通过替换选择，用金钱物品来衡量非金钱物品。在若干年前，区区在下写过一篇《爱情何价，婚姻何价》的文章，其中写道：

“爱情、婚姻、名誉、信仰、生命、自由……诸如此类的东西，毕竟与我们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的物品不一样，那些物品，直接以货币标注价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成交。那么，爱情、婚姻、名誉、信仰、自由之类的非金钱物品如何定价？这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不是从‘买’的角度，而是从‘卖’的角度来观察。经济学中有一条替换定理，该定理说，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资源是稀缺的，为了得到一件喜欢的东西，人们通常愿意（也是不得不）付出另一件喜欢的东西。‘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不错，有钱买不到生命，但现实中我们常见有人为了区区钱财铤而走险，最终丢了‘卿卿性命’；有钱买不到爱情，但现实中我们常见有人为了‘一张长期饭票’而委屈自己一生；有钱买不到友情，但现实中我们常见有人为了荣华富贵而出卖朋友……”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替换关系，因此非金钱物品可以用金钱物品来衡量。但是，非金钱物品本身没有市场，没有市价指引，不能在市场上直接成交。爱情之价和婚姻之价，不是“市价”，而是“代价”，这些东西的价格，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倘若你认为它重要，它可以重若泰山，价格可以高到“价值连城”以至无价；倘若你认为它无聊，它可以轻若鸿毛，价格可以打折以至便宜到无以复加。

纵观人类的历史发展，男娶女嫁的婚姻行为，主要是受到风俗、礼仪、伦理制度安排的约束和规范，当然，在当今之世，法治也很重要。婚姻行为并非一成不变，从“知其母不知其夫”到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再到如今主流的“一夫一妻”，随着风俗、礼仪、伦理制度安排的变迁，人们的婚姻行为随之而变。不错，即便在当今之世，世界的某些地区和部落，一个人还可以娶很多个老婆，或者“兄弟几个合娶一个老婆”，这是该地区和部落特定的局限条件，以及当地风俗、礼仪、伦理所决定的，为当地的人们所接受。但在当下的中国，在现有的风俗、礼仪、伦理制度安排下，人们所能接受的主流婚姻行为，没有疑问，是“一夫一妻”。因而，“低收入者合起来找一个老婆”这种观点不会被人们所接受。局限不同，风俗、礼仪、伦理有别，是以婚姻行为不同也。

不同于法治的“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风俗、礼仪、伦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存在往往持久，转变缺乏弹性，调整不易而漫长。其变革的交易费用之高，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因此，可以推断，在可见的未来，“合娶老婆”不会为人们所接受，在法律上既不会得以实现，在事实上也不会被人们所选择。现实的证据有两个，其一是“合娶老婆”论提出之后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反弹，显示着人们观念的不接受；其二是在国内一些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越南新娘”近年来颇受欢迎。这是当地男子因为贫困娶不起国内媳妇后所做的选择。他们的选择以事实证明，在低收入条件下，他们不是选择“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而是另辟蹊径，宁愿娶外国女人也要坚守“一夫一妻”的婚姻。

传统经济学拘泥于市场这一制度安排，解释世事的能力有限，但引入交易费用和合约安排，填补了“经济学的缺环”之后，经济学的境界陡然开阔。但凡人类的行为，不管是市场还是非市场行为，均在其解释范畴之内。该教授错误的经济分析，错不在经济学，而在其对经济学没有足够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