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父（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二十二日接到十九日慈谕，训戒军中要务数条，谨一一禀复：

一、营中吃饭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本朝圣圣相承，神明寿考，即系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即现在粤匪暴乱，为神人所共怒，而其行军，亦系四更吃饭，五更起行。男营中起太晏、吃饭太晏，是一大坏事。营规振刷不起，即是此咎。自接慈谕后，男每日于放明炮时起来，黎明看各营操演。而吃饭仍晏，实难骤改，当徐徐改作天明吃饭，未知能做得到否。

一、扎营一事，男每苦口教各营官，又下札教之。言筑墙须八尺高，三尺厚；壕沟须八尺宽，六尺深；墙内有内濠一道，墙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壕内须密钉竹签云云。各营官总不能遵行。季弟于此等事尤不肯认真，男亦太宽，故各营不甚听话。岳州之溃败，即系因未能扎营之故。嗣后当严戒各营也。

一、调军出战，不可太散。慈谕所戒，极为详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通城屡禀来岳请兵救援，是以于初五日遣塔、周继往。其岳州城内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六百，男三营有一千七百。以为可保无虞矣，不谓璞山至羊楼司一败，而初十开仗，仅男三营与朱石樵之六百人，合共不满二千人，而贼至三万之多，是以致败。此后不敢分散。然即合为一气，而我军仅五千人，贼尚多至六七倍，拟添募陆勇万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贼阵法，平日男训戒极多，兼画图训诸营官。二月十三日，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寄交璞山，璞山并不回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贼了无伎俩，并无所谓抄尾阵；寄交杨名声、邹寿璋等，回信言当留心。慈训言当用常山蛇阵法，必须极熟极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败，贼并未用抄尾法，交手不过一个时辰，即纷纷奔退。若使贼用抄尾法，则我兵更胆怯矣。若兵勇无胆无艺，任凭好阵法，他也不管，临阵总是奔回，实可痛恨。

一、拿获形迹可疑之人，以后必严办之，断不姑息。

以上各条，谨一一禀复，再求慈训。

男谨禀

评点 让人快速致富的战争吸引乡民

此信距上信五个多月，这期间军事形势有很大的变化。先年十月，江忠源擢升安徽巡抚。咸丰元年六月，江忠源还是一个丁忧在籍的署理县令，七品小官而已。他应诏来到广西，受到帮办军务、广西副都统乌兰泰的器重，于是回新宁招募楚勇五百来广西前线。这是与太平军交战的第一批乡勇。从那以后，江忠源因战功频频迁升，仅仅只有一年零四个月的功夫，便升到从二品的巡抚高位。这种火箭般的直升，在承平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话，但神话变为了现实。造成此种现实的背景只有一个：战争。战争这个东西，历来为老百姓所憎恶反对。它对生灵的摧残、对文明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理应彻底铲除，永远不可发生。但事实上，自有人类以来，战争便伴随着人类而从未止息过。这是为什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能够让一小部分人很快地改变自己的处境，迅速地获得财富、地位和权力等等。因为战争爆发，因为带兵打仗，江忠源火速地从一个小县令变为一方诸侯；跟随他的一批小头目也个个升官晋级；所有的勇丁，只要不战死，即便不升官，也会从中捞取大批战利品而发财致富。

江忠源及其楚勇的暴发，吸引了千千万万盼望升官发财之徒的火热目光，他们纷纷投下笔杆，放下锄头，走出书斋，离开田垅，怀着“朝为寒士，暮穿蟒袍”“昨日种田汉，今朝员外郎”的憧憬，奔赴军营，杀向战场。

五十年后，一个名叫杨度的湘军后裔曾用这样的诗句来叙述其父祖辈当年投军的狂热：“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

当兵既可快速致贵致富，又可立时致死致残。江忠源只做了两个月的巡抚，便在太平军攻克庐州府之后投水自杀。当然，这是有志玩刀兵者早就估计到的，他们大多相信命运，命里注定死于何时何地是逃不脱的，所以，庐州府军事的失利和江忠源的死并不能阻止那些急于获取富贵者的步伐。

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在衡州府组建成功，陆师在这里大为扩展。此时，黄州失守，曾氏会试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湖北形势严峻，朝廷急命曾氏出兵援鄂。咸丰四年正月，曾氏统率水师二十营、陆师十营，连夫役在内一万七千余人，在衡州府誓师出兵。出兵前夕，曾氏还亲自写了一篇名曰《讨粤匪檄》的布告，向全社会公布太平军的“罪行”和湘军的用兵目的。

曾氏写了不少文章名篇，他有四个幕僚——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模仿他的文风，也写出不少传诵一时的文章，时人称他们为“曾门四子”。曾氏与他的弟子们创立了一种文派，文学史上称之为“湘乡文派”。湘乡文派将已处式微的桐城古文再度振起，对当时及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篇《讨粤匪檄》可以算作湘乡文派的代表作。该文所具备的音韵铿锵、气势雄壮的典型湘乡文风暂且不说，我们先来谈谈它的立论。

大家都知道，太平军起义，有着鲜明的民族斗争的色彩在内，揭竿之初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便口口声声指斥满人为“胡虏”，将“胡虏”与中国对立起来：“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面对着《奉天讨胡檄》，这篇《讨粤匪檄》的文章十分难做。从传统的华夷之辨来看，太平军的立论堂堂正正，无懈可击。而身为朝廷大臣的曾氏又怎能守“华夷之辨”的古训呢？若说“满洲”不是“胡虏”嘛，在那个时代，此种说法也不能成立。这位文章射雕手毕竟高明，他绕开这个难点，另辟蹊径，抓住太平军反中华文化而崇仰耶稣基督的做法大发议论，把自己及其所统率的湘军当作名教维护者、孔孟捍卫人，从而将这篇文章做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诸如：“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这些句子，被视为檄文中的名句而远近传播，为那些求富求贵的投军者罩上了神圣的光环。

这篇檄文就文章而言，的确做得巧妙，但执政者向来看重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文的技巧。檄文所回避的要害，恰恰是朝廷需要它的臣工明确表态的问题。曾氏为文章找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论点，却因此而得罪了满洲权贵和它的铁杆保皇派。他们认为，湘军只是一支卫道之师，而不是勤王之师。卫道与勤王并不是一回事。以卫道起家的军队，到了它强大的时候，它也可能不勤王了，甚至还可能以推翻异族政权恢复汉室江山来更好地卫道。曾氏在后来的带兵生涯中，遭受到许多别的汉人所不曾遇到的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其隐蔽的原因或许正是源于这篇檄文。可悲的是曾氏本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想到这一层。玩政治的人喜舞文弄墨实在不是一桩好事，曾氏此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关于曾氏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我们将在以后的相关之处再来慢慢细说。

三月上旬，曾国藩率部抵达岳州，然后在岳州与长沙之间和太平军周旋，这封信就写在这个时候。

曾府的老太爷现已六十有五，他本是一个乡村塾师，因科举不顺兼禀赋较弱，故而即便在年轻力壮之时，亦未见其有多大的抱负，为何到了衰暮之年，反而对军戎之事如此热心，且也能说出些道道来呢？

原来，早在曾氏奔丧回籍之前，因太平军的进入湖南，湘乡县四十三都，几乎都招募乡勇，结团自保。由于儿子的地位，曾府老太爷被公推为湘乡县团练总领。这个“总领”当然是没有实权的挂名，犹如今天各团体各协会的名誉会长似的。这样一来，曾老太爷多多少少地便与闻了军事，再加之他的几个在家的儿子于此事都十分积极，于是“军事”与“塾师”便愈加联系得密切了。

老太爷写信给儿子，指出吃饭宜早、扎营要实、出战戒散、讲求阵法、严防奸细等，作为军中要务提醒儿子注意。

这几条要务，粗看起来，没有一条是秘诀，都可以从前朝兵书或《三国演义》一类的小说中剽窃。然而众人所知晓的正确东西，并不意味着众人都会去遵循办理。这几条军中常识，真正要严格做到，其战斗力也便不可小觑。曾氏对父亲的这几条常识性的“要务”没有淡看，他一一认真地予以禀复，并在湘军中切实执行。这里多说几句关于扎营的事。

曾氏对安营下寨之事十分重视。湘军在遭到几次敌方的偷营袭寨之后，于此更是小心在意。湘军的营寨不仅围墙又高又厚，且壕沟又宽又深。壕沟多至三道四道，沟里插满了竹签：人掉进去，会被竹签刺死刺伤；马陷进去，亦不能再跳出来。曾氏将湘军的这种打仗方式用六个字归纳，叫作“扎硬寨，打死仗”。这种方式虽被讥为“迂拙”，但它确实很起作用。湘军的最后成功，与这种“死硬”的蛮倔作风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