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语言本体视角的搭配研究

一般将语言本体领域的搭配研究归纳为词汇学和语义学视角的研究（郝瑜鑫，2017），或语义学、句法学和词汇学视角的研究（辛平，2014）。

词汇学视角研究的主要代表有Firth、McIntosh、Halliday、Sinclair等。Firth主要对搭配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将搭配界定为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强调搭配属于词层面的联结关系（Firth，1957）。其“部分词义源自搭配”的观点将搭配推到了词义理论的核心，使得搭配研究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中心。McIntosh（1961）提出了搭配范围（collocational range）的概念，认为一个词语可以搭配的词是有特定的范围的，并指出一个词的搭配范围主要受制于其搭配能力（collocability）。Sinclair和Halliday认为搭配是词位之间的关联组合（Sinclair，1966，1991；Halliday，1966），并倡导以词项为导向的搭配研究。

语义学角度的搭配研究主要在结构主义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框架下进行（郝瑜鑫，2017）。结构主义语义学框架下的研究主要采用语义特征理论（如Katz & Forder，1963；Lehrer，1974；Cruse，1986）解释搭配词之间的选择限制，相关研究者认为词语的语义特征决定了其搭配词的范围。还有一些研究尝试从语义场的角度解释搭配限制（如Lyons，1966）。认知语义学角度的研究主要采用隐喻理论、原型理论等分析搭配的认知理据，如Cowie（1998）根据原型理论将各种组合按语义透明到隐晦的顺序进行排列；Poulsen（2005）从隐喻理论的角度考察了break等词项搭配的认知理据（转引自郝瑜鑫，2017）。

综观国外的研究，虽然不同视角都有典型的倾向性和代表性的研究，都有区别于彼此的一套解释框架，但很多研究其实并不局限于某一单一的视角。比如Greenbaum、Mitchell、Carter等人的研究，虽然大体上都在词汇学框架下进行，但也将句法、语义等因素纳入其中，提倡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Greenbaum，1970，1974；Mitchell，1971；Carter，1987）。

相比之下，国内对汉语词语搭配的研究比较零散，不同视角的研究没有明确、系统的框架。但在研究视角上也涉及了语法、语义、语用、修辞、韵律、认知等不同的角度。

单从语法角度进行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出现在动宾搭配的研究中（如李临定，1983；魏红，2008等）。李临定（1983）根据宾语前是否有定语、动词后是否带时量补语或“着”“了”“过”、宾语是否可省略、宾语是否可移动、是否可单独回答问题五个条件区分了受限宾语和自由宾语，并考察了动词带宾语类型和数量的差异。魏红（2008）考察了动词带宾语的类型、宾语的类推性和扩展性等。

语义角度的搭配研究成果比较丰硕，研究论题包括词义的组合能力（如符淮青，1996；王惠，2004；张志毅、张庆云，2001）、词义和搭配的关系（如符淮青，1996，2004；李裕德，1998；苏宝荣，1999，2000；张志毅和张庆云，1994，2001；刘叔新，2005；雷立娜，2008）、搭配的语义选择限制（吴云芳、段慧明、俞士汶，2005；李斌，2011a；李强，2017）。符淮青（1996）和王惠（2004）分别按动词的义项和名词的义位考察了词语不同义项或义位的搭配情况；张志毅和张庆云（1994）考察了语素义或词义在组合中的变异情况。雷立娜（2008）将双音节形容词分为主体类、事体类、物体类、时空类等，从语义搭配的角度分析了四大类十八小类双音节形容词与后置名词的搭配情况。吴云芳等（2005）借助《知网2000》的名词语义分类体系，考察了现代汉语中46个高频的、可以带体词性宾语的动词对宾语的语义选择限制，研究主要根据动词所搭配宾语语义类别的多少，归纳出5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语义选择限制在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应用和局限，并进一步探讨了上下位语义关系、部分整体语义关系在动词语义选择限制中的作用。李斌（2011a）较系统地分析了动宾搭配的语义选择限制，包括语义类限制、语义特征限制（属性限制）等[5]。李强（2017）利用生成词库论探讨了V+N动宾搭配中动词对名词的语义选择限制及名词的语义转喻现象。

目前很多研究在搭配的分析中都会综合考虑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的制约。如郝瑜鑫（2017）第四章从句法特征、语义、语用三个维度考察了同语义类动词的搭配：句法特征方面具体探讨了搭配框架和句法形式；语义方面主要考察了语义格关系、搭配范围、语义选择趋向；语用方面考察了语体特征、语域特征、语义韵和语用频率。

修辞角度的搭配研究主要考察修辞对词语搭配的限制（如冯奇，2007）、超常搭配与修辞格的关系（如冯广艺，1990）、超常搭配的修辞效果（如张新红，刘锋，2003；戴连云，2005），等等。

韵律角度的搭配研究考察的是搭配中音节组配的协调性，针对定中结构和动宾结构的研究比较多（如吕叔湘，1963；齐沪扬，1989；Lu & Duanmu，1991，2002；冯胜利，1998；端木三，1999）。吕叔湘（1963）考察了三音节的形名定中结构，指出三音节语音段落的韵律模式中，“2+1”和“1+2”式分别与定中结构和述宾结构有对应关系。冯胜利（1998）、端木三（1999）分别运用韵律词理论和重音理论分析了动宾结构中的音节组配规律，结果分别得到“1+1”和“2+2”式的动宾组合符合重音规则，并且都发现三音动宾结构中“1+2”式比较符合重音规则，好于“2+1”式。王灿龙（2002）则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去解释动宾搭配的音节组配规律，认为在动宾搭配中，“1+1”和“2+2”式是常规组合，“1+2”和“2+1”是非常规的、具有标记性的组合。这些研究并不是针对搭配的研究，研究对象既包括词，也包括搭配，但对于搭配组合规律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还有一些研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搭配的相关问题，目前该角度的研究已有一定量的成果（张国宪，1997；王灿龙，2002；齐沪扬等，2004；税莲，2007；张颂，2007；李晋霞，2008等）。如，张国宪（1997）运用原型理论考察了“V双+N双”短语的理解因素；王灿龙（2002）从认知语义学角度，用“相邻原则”和“相似原则”解释了动宾结构与偏正结构中单双音节词的选择问题。

目前，多数研究倾向于同时从句法、语义、语用等多维角度分析搭配的组合理据和选择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