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学的视角
社会学理论在分析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中有其重要的解释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传统的问题意识、关注问题的方式，更是因为它能将系统与构成系统的部分、不同社会单元联系起来，从结构与功能的整合到宏观与微观的连接，甚至将日常生活也联系起来。正是社会学理论观点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不断“外溢”，才彰显了这些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应性。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网络社会的出现，社会学思考领域被不断拓展，理论触角在不断延伸，对社会发展的回应力也在不断增强。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其实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和变化的社会中。努力使多元的社会学理论回答当代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与社会的互动，正是本研究在做的工作。在梳理了以下理论之后，可以看出，社会学视角对认识传统宗教“游移现象”、解释和预测这一现象存在明显的优势。同时，需要通过研究使之进一步完善。
1.结构功能论
在开始思考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之初就发现，传统宗教文化的当代发展在社会各领域表现得较为活跃，出现了各种相关现象增多的趋向。如何去分析它，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分析自然地进入理论视野之中。当然，也出现了不少相关的思想家的名字及他们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论述。他强调，社会结构与物质条件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1]在面对社会发生的不同现象时，需要有政治经济的思维，要从社会结构的认识中获取答案。这一原则性思路为从正确理解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分析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涂尔干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即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过程和结果，结构外在于个体且具有强制性特征，理解一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社会结构层次上分析。[2]宗教文化究竟在维护社会整合、社会团结中起到了何种作用？这种功能如果在当下依然存在，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表现出哪些新的形态？它同现在观察到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存在何种关联？这一理论告诉我们，针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需要透过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予以认识。帕森斯认为，社会是由微观和宏观具有不同功能、多层面系统构成的社会系统，实现适应、目标达到、整合和潜在维持模式的功能要求。其中，文化被置于重要位置。[3]帕森斯对秩序、行动和共同价值体系在社会结构中功能作用的强调，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功能及其运作机制分析起到了重要作用。
描述和阐释传统宗教“游移现象”还存在一个主客关系的问题。不同的认识视角会带来不同的研究结果。这一现象是如何被建构的？是哪些力量的介入影响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发展？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行动建构的，又是人类行动的条件和媒介。[4]他强调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可看作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只有通过具体情境中的主体实践，结构才能得以存在。[5]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反过来，它又是行动者身处其中并构成日常生活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的前提。只有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正是由于这些实践，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结构化理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和对社会结构的贡献。宗教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完善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它在同社会的互动中存在哪些因果关系？都是在研究中需要解答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是宗教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对从宗教文化参与社会结构化进程角度深度理解宗教文化的社会功能起到了支持作用。
2.互动仪式链论
既然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是宗教文化与社会不同领域互动的过程和结果，那么，社会互动理论一定能够对分析这一现象有所帮助。关于社会互动，不少社会学家对此从宏观和微观、过程和结果、核心要素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这里选择柯林斯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观察视角和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对观察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有较强的操作性。他指出，最早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是由中国思想家做出的。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强调，礼仪表现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互动仪式理论说明了仪式在维护原有关系和符号的同时，又可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符号；它说明旧仪式可能失去其力量，因为仪式的力量是易变的。[6]他对互为主体的强调加深了人们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认识并指导研究的实践，他提出的群体团结、身份认同、情感能量、道德感等对观察分析社会互动更是具有鲜活的描述力。同时，互动仪式链又将具体的实践行为上升到机制建构上，认为相互关注、互为主体与情感连带共构了成员的身份感、情感能量和行动。[7]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互动仪式市场”，人际互动的市场、强度、机会、提供内容又受制于互动双方的资源、地位、交换等因素。[8]该理论还提醒我们，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其过程中资源、交换、资本、效益等也需要成为重要的分析单位。互动仪式链理论有助于解释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成因及其实践的仪式性、发展的变动性和机制的建构性。
3.风险社会论
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源自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风险影响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空间、时间或社会，而是具有全球化的不可预测的后果。风险是被社会建构的。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其后果的不可计算性。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9]“风险社会”理论对开展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实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更是一种思维意识和对社会现象的敏感观，一些深层发现、苗头性趋势都是受到它的影响而产生的。
贝克的著作中还论述了关于风险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现代化风险具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风险促进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风险还包含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变革。”[10]风险和不安全感的总和，它们的相互助长或者中和——共同构成了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动力。[11]人们逐渐在不同主张间做出选择，选择并改变自己的社会认同，并接受由此而带来的风险。[12]他的这些观点在分析不同类型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功能及其特征，以及探究该现象已经存在或未来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等方面起到了不少的作用。
4.网络社会论
卡斯特从全球视角着手，分析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影响。他认为技术变迁，是当前最直接感觉到的结构性转化。但是，这并非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生活场景。[13]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发生发展现场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也转向了网络空间。在现代技术和交往空间变化交叉作用的背景下，网络社会理论具有较强的研究洞察力，对分析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很有帮助。确实，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改变了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4]在分析宗教网络化、网络宗教、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技术化和信息化时都参考了这一理论的发现。
互联网中的沟通是一种社会现象。关于互联网会促进新兴社群、虚拟社群的发展，还是会促使个人与社会分离？这种新型交往形式的文化影响是什么？这些都引起了网络社会学研究者的兴趣。卡斯特在研究中指出，互联网促进了人际沟通、群体认同和多重身份的同一性。它们巩固了朝向“社会交往的私有化”趋势，亦即以个人为中心来重建社会网络，发展个人社群，实质的与线上的社群都包括在内。它在拓展社会交往形式的同时，重塑了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15]这些结论也刺激了笔者在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判断时产生了新的见解。宗教文化在网络中的传播，既带来了宗教的网络化，也带来了网络宗教的发展，如何从宗教文化交流、宗教群体认同和宗教领域的网络治理等多重视角看待互联网在宗教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宗教文化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机制等都是很需要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