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社会调查丛书”总序

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社会学是基础性、综合性学科，也是具有极强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社会学必须直面社会实践中凝练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运行特点和规律的揭示与阐释，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是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社会变迁的实践，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源头活水；而中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也离不开社会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与有力支撑。

社会调查研究是社会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方面。一直以来，社会调查都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社会学在近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一代代社会学人做实地调查、以实证性实验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立足国情、扎根本土，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将其孕育、形成、发展为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理论起决定作用，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形态、结构、功能、演变规律。正是人类丰富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变迁催生、滋养了社会学。社会学拥有悠久深厚的社会调查传统。正确、有效的社会调查，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社会学学科的不二法门。

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一样，都是遵循着从实践的感性认知出发，进而跃升为理性认知，再回到实践去检验这样的认知路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许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致力于探索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之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社会革命的高度，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著名的调查报告，有力地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走向，这些都是社会学的经典文献。就是在那个时期，以李景汉、陶孟和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深入开展社会调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这固然由于他们受过系统严格的社会学训练，更在于他们有着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们深入农村社会内部了解农民的生活实践，洞悉农村社会结构，把握社会前行的实际逻辑。

以上两路人，一路是革命家，一路是学院派；一边是社会调查与理论政策研究，一边是社会学调查与学理学术研究，两路人马有着鲜明的区别，然而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成功有着相同的原因。首先，他们的调查与研究都不是为了玩智力游戏，也不简单地是为了建构理论，他们都有着社会责任的历史担当，都是为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其次，他们的研究都是从中国农村的实践出发，而不是把经典理论作为教条。再次，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没有简单地淹没于支离破碎的经验之中，革命家是基于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全面分析，提炼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学院派则是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抽绎与建构。最后，他们的研究又都回归于社会实践进行检验，并程度不同地引导着和影响着中国社会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学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界紧扣时代脉搏，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调查，例如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雷洁琼的家庭调查、陆学艺主持的“百县市调查”，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北京师范大学的“百村社会治理调查”等。这些社会调查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学科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决策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历史和现实深刻表明，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社会学科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社会实践创新。这些都给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如此规模的世界变局，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此丰富的社会实践，如此庞杂的社会问题，既是我们中国社会学人重大的学术研究和创新机遇，也是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

二

社会学研究必须直面社会变迁中的真问题，社会调查也必须围绕社会变迁中的实际问题而展开。社会调查的范围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以下方面尤其值得高度重视。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广泛和深刻影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社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产业形态、利益分配格局、生活模式、社会行为与社会运行状态、社会治理机制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调查，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农民的生计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主要投放于非农就业，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农民的价值观念、家庭内部关系，以及农户之间的关系、农村基层的建设状况，乃至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和乡村治理体系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完善相关的体制、制度、政策，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都亟待调查研究。

城镇化与城市社会发展。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人口流动、社会治理、社会行为、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都迫切需要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

单位、企业与劳工关系。传统单位制的变化、机制与社会影响，企业与政府关系，企业与市场关系，企业与社区关系，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利益分配与保障体系，就业状况，新兴行业与新兴职业等，都需要调查研究。

家庭、婚姻、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体系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家庭的规模与结构，代际关系、夫妻关系的变化需要引起关注，尤其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婚恋模式、家庭暴力、家庭家教家风和婚姻的稳定性；抚养与教育、老龄社会治理、老龄人口养护等，都值得深入调查研究。

教育、医疗、健康、公共服务。这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也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民生需求变化和投入保障，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等，都需要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

此外，城乡基层民主、法治、安全、诚信、环保、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问题和制度建设，以及传统优秀文化传承、智能社会发展与治理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也都应该被高度重视。

三

社会学人不仅仅是社会的生活者、观察者，还是思考者和理论的建构者。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具有学术性、探索性，不仅仅是见闻的收集、资料的获取、社会现状的了解，还要深入研究社会运行与发展的过程、逻辑与机理。因此，社会调查需要掌握科学方法。

树立问题意识。要围绕问题开展调查和收集资料。资料看似收集得丰富，但如果繁复琐碎，主次不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资料用途有限，甚至可能是无效的信息，因为信息只有纳入一定社会事实的范畴来思考和体悟才是有价值的。正是基于此，对于较大规模的调研，调查人员与项目设计者要做到认知的同构，并做到把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调查者便可能沦为“学术炮灰”，仅仅是个资料收集员，主观能动性无法得到发挥，而研究者得到的仅仅是二手资料，缺乏厚重的质性感受，这样研究效果会大打折扣。

坚持整体性观念。社会生活的不同面向之间彼此交织、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的整体。任何一个系统都是更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只有在更大的系统中了解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对整个系统有深刻的理解。单从某一个方面切入可能会“盲人摸象”或过度阐释，发现各个部分之间的张力与悖论能使我们迸发出知识与思想的火花。因此，当我们带着具体的问题、任务进行社会调查时，必须尽可能对相关的场域有整体性的理解；面对杂乱无章的现象，要善于抽丝剥茧、溯本求源、去伪存真、拂尘见金，深刻认识社会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80多年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村做调研时，就成功地使用了这样的方法，这对于今天的社会调查研究仍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解剖麻雀与全局分析。解剖麻雀就是进行典型个案调查，是要获得这一案例全方位的知识和深入认识，在具体深入个案做性质判断的时候，可对其进行深描，以理解行动者背后的复杂动机。但是，解剖麻雀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全局，以利于“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如果我们只局限于个案的认识，就很难获得全局知识，甚至有可能出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因此，在全面解剖麻雀的基础上，需要展开全局分析。在从个案调查到全局分析的过程中，理论指导非常关键。毛泽东同志在进行农村调查时，之所以能够把握农村全局，很重要的就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剖不同村庄的材料，让理论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社会科学调查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社会调查，原因也在于它能够将社会科学理论运用于调查实践中，在具体个案调查中展开全局分析，从而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定性调查方法，主要是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做深入访谈来获取资料。这种调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对调查对象进行详细、全面、深入的了解，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访谈内容，在与调查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展开深入思考。召开调查会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定性调查。要做“讨论式”调查，就是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之间进行深度交流，让调查对象帮助调查人员完成对事情的分析和认识。定性调查的缺点是，在有限时间内，只能对有限的人员进行访谈，并获取调查资料；同时，定性调查在资料汇总以后，在分析总结阶段对调查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既能够掌握大量资料，又能从具体资料中归纳分析出普遍性的认知。定量方法往往需要以扎实的定性研究为预研究。定量研究主要是在获得质性感受的基础上，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研究表格，从调查对象处收集资料，并进行集中分析和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标准化、规范化调查；其缺点是，只能收集到有限的数据和信息，很难根据不同调查对象进行随机应变和调整，同时对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的知识水平等要求也较高。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成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技术。将大数据作为社会调查的重要方法，可以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类识别、清洗净化，进而对诸多复杂社会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调查研究的做法会越来越多。

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发端于20世纪初，底蕴深厚，大家云集。1919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就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1930年，学校成立社会学系，后来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辅仁大学，1943年也设立了社会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的社会学学科聚集了一批名家，也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曾经在两校社会学系任教的名家还有李达、黎锦熙、许德珩、黄凌霜、施存统、马哲民、李景汉、朱亦松、钟敬文、袁方等，这些名师大家先后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也迎来了建设发展的历史机遇。1981年，学校设立民俗学博士点；2001年学校将哲学院改建为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成立社会学系，设立社会学硕士点和社会工作本科，；2011年，学校成立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2015年，学校将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社会学系、文学院民俗学方向相关资源整合，成立社会学院，与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实行两个牌子、一套班子，致力于建设国家社会治理新型高端智库和社会学一流学术重镇；201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为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设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2020年初，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成为国家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主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的师生们，一边阅读社会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掌握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一边深入农村、城市调研，产生了诸多科研成果。为了持续汇集和展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研人员和社会治理智库人员的社会调研成果，我们特编辑出版“京师社会调查丛书”。近年来，董磊明教授带领学生在深入农村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三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作为首批“京师社会调查丛书”出版。我们期待着有更多优质调查研究成果列入此系列丛书出版。我们也谨以此套丛书参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治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进程，将其奉献给所有关心、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人们。

魏礼群

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