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书院、义学经费的管理

（一）书院经费来源

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西南地区的书院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

一是官府拨款。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要求各省督抚在省会举办书院，“各赐帑金一千两……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38]。但除各省省会的书院状况较好之外，各府州县的书院接受的拨款就较少。因此，府州县书院的经费更多的来自官员、绅商和士民的捐助。

二是地方官员捐助或倡捐银钱。此种情形较为普遍。例如，贵州婺川县知县冯绍彭，对旧有书院进行大规模重修，并带头“倡捐养廉银四百五十两，劝谕士民捐输银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一两”；书院建造完竣后，“并置田产，岁收租息作为掌教束脩、生童膏火，助寒士考试等费”[39]。安平县知县刘祖宪对治下的书院、义学经费亦是多方设法筹措，他自己“先后捐养廉银二百五十三两三钱八分，以为之倡，一面劝令绅民量力捐输……前后共劝捐银七百九十三两四钱二分”，“共得银一千零四十八两八钱”，买得田四百五十丘，每年可收租谷五百五十七石，加上其他收入，每年可以为安平县书院、义学提供租谷八百五十六石九斗六升，其中“拨为治平书院山长束脩薪水谷一百二十石，内外肄业二十名，膏火谷一百二十石，赏给饭食、纸笔谷四十石”。[40]遵义府正安鸣凤书院，“知州罗锦城或捐劝，或罚款，或没收绝产，常年约数百金，以为士子膏火”[41]。

在云南开化府，不仅地方官员捐银修建开阳书院房舍，还捐置书院田，增置膏火，乾隆四十七年（1782），“知府常德、知县谭抡、教授李廷昌拍捐置田，次资膏火。道光元年（1821），知府李文祀、同知周炳积金五百，以岁息添修脯，增膏火”；文山书院学田亦得到增加，“新增学田三分：一坐落母都黑寨，每年收谷六市石，一坐落六主寨，每年收谷六市斗，一坐落落水洞，每年收谷一市石五斗。俱乾隆二十年知县谢千子捐置”。[42]

三是地方士民捐银钱及田产。如在云南广南府，“唐友信充入者马寨粮田五里，大小六十二丘，四至立有碑石。里月寨蕊充入田亩共五十七丘”。[43]在嵩明州，鹿元书院、龙泉书院、巢经书院均于咸丰年间毁于兵火，然后都是光绪元年（1875）阖邑士庶重修的[44]。

在贵州郎岱，道光八年（1828），“张绅与十三绅耆，捐资以建书院。张绅固不甚裕，至是家产几尽，而十三人中，亦有力难再举者，然皆勉为撑持，期竟其事。阖邑人民大为感动，输将者遂益踊跃。有捐材木者，捐砖石灰瓦者，捐屋产田地以供膏火者。不及一年落成，名曰‘岱山书院’”[45]。雍正三年（1725），黎平府里人张应诏捐资重建龙标书院；此外，还有郡人胡一中等重建太平书舍，平茶所人高继恺所建小蓬莱馆。[46]

清朝官府没收“叛产”充入书院经费，其项下的事例亦属不少。例如，光绪十七年（1891），贵州台拱同知周庆芝创建莲花书院，“膏火则取资于台阳书院旧产，并捐集叛逆绝产以益之”[47]。在云南，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滇西地区官府常常将“叛产”拨入书院充作经费。如大理府云龙州龙门书院，文献记载，“杜文秀之变，焚毁。经知州陈光藻、萧永馨相继重建，并置书舍。光藻任内，详拨叛田租一百一十石，又详拨叛田租五十石，永作束脩、膏火之费”；彩云书院，“光绪元年（1875），知州陈光藻复拨叛田租九十五石。三年，知州董良弼又拨叛产田租一百石。永作束脩、膏火之费”。[48]

西南边疆大部地区经济均较内地落后，加之在书院经费管理过程中往往有侵渔之举，经营不善，故许多书院常感经费不支，难以为继。在贵州，诸如铜江书院，“其地租谷有名无实，加以经理非人，徒滋冗费，近年来竟致修脯、膏火之不济”。道光年间，大定府知府王绪昆描述了万松书院经费之窘态，“自嘉庆元年以来，其本年束脩、膏火之费，必俟下年租入始给。或不及待，则称贷以应之，是以费无赢余”，书院“堂室斋舍俱颓败而不可支”，“其或一年所入不敷所费，又将取给于下年，而下年束脩膏火之费者，又不能不出息称贷以给之，是终无赢余以为岁修也”。[49]嘉庆十七年（1812），兴义府有商人捐银复设书院，至道光初年，积银七百两，但后为知府仇效忠“将本银干没二百两”，使“士颇有怨言”。[50]此种情形在云南、广西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亦颇为多见。

（二）义学经费的来源

关于地方义学的管理及其经费来源，清廷有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即“各省由府州县董理，酌给膏火”[51]。在西南各地，义学的经费来源关系到义学的性质问题，无论官办还是私立，抑或是以官办为主民助为辅。翻检清代西南边疆各地修成的志书不难发现，清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义学经费来源，是以官府出资为主，民间社会捐助为补的。

一是官府出资。官府出资兴办义学，大体有直接拨给钱粮、为义学置办学田等形式。

（1）官府直接拨给钱粮。有关清代广西省义学经费的来源，崔维雅在《立义学以广文教议》中指出：“应令各府、州、县立义学择宽闲公所，选取儒学中老成有学，行谊端方之士立为社师，官给馆谷，以资膳养，约岁费二十余金，正佐捐奉共举，不得派民，其穷荒残邑力有不足者，同各司、道、府等官，各随力量捐以助不给。远近寒素子弟愿受业者，咸使教授。”[52]由于是官府出面主导，因此官府一般会拨给相应款项，如兴安县“瑶地义学，在融江、泍水、东田、高田四处。乾隆四年建，召僮瑶子弟读书，司库岁发馆师脩金四十八两”[53]。

清代，贵州义学经费的拨给，乾隆五年（1740）议准：“其大、小丹江、清江、旧施秉摆顶等处，均应速饬设立（社学）外，所有长寨、大塘、水城、都江、三脚屯、荔波县、凯里、松桃、丙妹、朗洞、台拱、邛水、柳霁等处，应各设社学一所，永从县在城、在乡设立义学二所。……其社师每年各给修脯银二十两，统于公费银内动支，入于该年册内报销。”[54]

雍正十三年（1735），云南省广南府创设义学，时任布政使的陈宏谋“捐银二百两，又于八达寨内无人承领之米，折银三十九两二钱”。所设9所义学，除在城义学“每年给束脩银十九两二钱”外，其余弥勒湾、普厅、皈朝、莫雨竜、里跛、八播、者钟、博隘8处义学，“每年给束脩银十二两”。[55]昭通府建有府义学（城南门内大街、天底炉、八仙营）3所，恩安县义学（城内县署前、城南凤凰山）2所，雍正八年（1730）题明，该5馆“每年支公件银九十六两，给南门、县署前二馆各银二十四两，天底炉、八仙营、凤凰山三馆各银十二两，共银八十四两，余银十二两。乾隆三年，改拨大关新添、洛岸村、滩头汛三馆束脩。昭通本无公件，所需束脩银九十六两，按季司库领支，永著为例”[56]。

（2）为义学置办学田。地方官府为义学置办学田，这在西南边疆各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田是古代专门为各类学校置办的田产，学校可以通过出租这些田产收取租谷，从而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57]延至清代，由于地方官府的重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类学校，如官学、书院、社学、义学，都有自己的学田：官学田、书院田、社学田、义学田。为义学置办田产时，地方官府采取两种形式：其一是直接置办学田；其二是将当地有争议的田地、绝户田、无主之田判给义学，以及将查获的地方隐漏田土收归义学。

官府直接置办学田。贵州大定府黔西州知州苏松到任后，“捐养廉银七十五两，置买州民肖成俸、册民李盛先水田一段，截粮四亩四分，送入义学以备耕种。每年收仓租谷二十石八斗，永为馆师膏火之费”[58]。广西灌阳县义学建在县城东门内，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知县赵成章建，“置义田五十亩，以资膏火”[59]；邕宁县义学，“清康熙三十年（1691）知府孙调新建。五十五年，知府沈元佐另建于城隍庙街式南书院左，置学田四百五十五丘，计每岁租谷二百四十石。鱼塘四所，每岁租银三十两，以作束脩、膏火之费”[60]。云南开化府乐农里义学位于城西北九十里，为知县徐本仙、曹国弼所设立，“学田二分。一坐落卡租寨，一坐落季里寨，每年共收京斗谷五十二石，系知县曹国弼捐置”[61]；富民县义学有城内东街、城南三里仓前、城北三十里者北、城西十里永安庄4馆，“康熙四十八年（1709）知县谢天麟据士民呈请学宫前垦田八十亩，名曰西庄，钱粮知县捐完，年收京斗租米五十七石六斗，除分给四馆永供束脩外，年余米六石六斗”[62]。

官府往往将当地有争议的田地、无主之田、绝户田等判给义学。在贵州，据《永宁州志》所载的《永宁州牒文》记述：“案据下三马洛运总目王日恒、生员王天元具控：邕怀王天宇匿契不税一案，业经前州讯明，照例充公，断归义学以充膏火在案。因州城未设义学，以至延搁未经查办。今义学现在兴修，相应开明四至《牒》送办理。为此合《牒》贵学署，烦为查照来《牒》事理。希将邕怀寨纳永田亩，照依后开四至丘数，归入义学安佃，收租以资膏火，须至《牒》者。计粘邕怀田，上抵坡脚，下抵河坎，左抵水沟，右抵水沟，四至清单。”[63]广西来宾县雷江义学建于雍正八年（1730），“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县民黄重奇、韦扶良等互控入官五里塘一口，岁收租谷三千斤；南三里周容绝户入官田，租谷四千三百二十斤。共谷七千三百二十斤，每百斤计易银四钱五分，共银三十二两九钱四分，为师生束脩、膏火之费”[64]。云南广南府义学，则有“生员王洪照与王云龙互争普厅田一段，详请拨入义学，每年实收京斗租谷十二石”[65]。

关于将查获的地方隐漏田土收归义学，此种情形在广西较为多见。如《南宁府志》记载：“国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府沈元佐捐置，嗣因隐占田塘，租多田少，佃丁逃散。乾隆年，知府苏士俊委宣化县知县吴逢年清查出原售隐匿那腊村田四十四丘，收租谷三十九石九斗，原匿者以墰留村田足其丘与租之数，并追出私占鱼塘立案。又田八十四丘，每年收租谷五十五石。……田于康熙五十七年亦归入义学并文昌祠香火，以上二项田，每年收租谷二百九十石。”[66]在横州，“乾隆二十一年（1756），知州谢钟龄查出覃京合等官山脚下开垦零丘碎块，例免开科，田坐落南乡彭村，每年租谷二十石，拨入义学，更增资费”[67]。

咸丰同治年间，云南、贵州两省分别爆发回民起义、张秀眉起义等各类民族反清起事。这些起义被镇压后，地方官府将参加起义民众的所谓“叛产”拨给义学。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义学，“一在上关乡周城，清光绪五年知县秦述先设立，并拨叛产田三十四亩九分三厘作束脩之费”[68]；云龙州义学在咸同年间遭受较大损坏，清同治十年（1871），云南巡抚岑毓英“拨叛产田租十石，永供束脩”[69]；元谋县义学，“经兵燹废弛”，“光绪七年，知县杨炳垣详准拨叛产田租一百八十石，除完纳条粮外，分给各乡兴复义学”[70]。

在贵州丹江厅，光绪元年（1875），丹江通判杨兆麒创设城乡义学32所，“六年（1780），通判曹正魁举兴月课膏火，以绝逆租谷充办。嗣因绝逆田产时被水湮，经费支绌，通判李成英禀准，义学减为八所”；在都江厅，“咸丰苗变，同治肃清。通判周启江办善后局，清获逆绝等产，约谷四万余斤为束脩，置训苗义学十二堂”[71]。光绪十六年（1890），台拱同知周庆芝认为“苗民之梗化也，实由智识浅陋，文字隔膜所致，复兴义学，清理咸同起义的农民绝产，充作学田”[72]。

二是民间捐助。从西南边疆各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对兴建义学的民间捐助，主要是指任职当地的官员以个人身份捐助的行为，或者当地士绅、商民向义学捐助的行为。捐助方式包括捐给银钱、粮食、田地、房产等。翻检清代刊布的西南边疆各地方志书可知，此种情形非常普遍，然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随举数例。

清代云南府昆明县义学主要分布在县城四乡。文献记载：“一在东乡板桥堡，一在南乡普自堡，一在西乡多依堡，一在北乡沙朗堡，俱清光绪七年盐道钟念祖捐设。盐道钟念祖捐银一千五百两交商生息，每年得息银一百六十两，永供四馆束脩。”[73]广南府城义学的捐助为，“客民王姓府署瓦房一所，捐入义学，每年收租吹银四两八钱”[74]。开化府安南里义学，有学田一分，坐落母拉寨，每年收谷十市石，系乾隆十七年（1752）本里士民捐建；王弄里义学有学田一分，坐落团山，每年收谷八十石六斗，系乾隆九年（1744）里民徐元捐置。[75]在偏远的滇南普洱府思茅厅，义学“一在城东南四百八十里倚邦山，乾隆二年土千总曹富斋捐建书舍；一在城南五百里九龙江，乾隆二年宣慰司刀绍文捐建书舍；一在城南六百八十里猛遮，乾隆二年土守备刀细闷同八猛土目公建书舍。知府漆扶助、总兵杨国华议定：土千总叭先开垦笼代地方叛产，年纳租银五十两，分给三馆，永供束脩”[76]。东川府巧家厅义学，“一在新街，一在老街，俱清光绪六年邑绅杨盛宗新设，并筹款以作束脩”[77]。

广西永宁州义学，“原捐田租二十六石五斗，续捐本银二百两，生息为师生束脩、膏火”[78]。在镇安府，“育英义学在城内，育才义学在东门外，均光绪十四年知县洪杰设。每年脩脯钱七十二千文，经知县洪杰等筹获钱四百千文发黉善局生息，按年动支”[79]。

在贵州安顺府安平县，道光四年（1824），“知县刘祖宪又添设义学一十七处。大弄场外戛卧寨义学房二间，道光六年（1826），刘聪、王君显等捐建。柔西齐伯房义学房三间，在文昌阁下，道光六年（1826），贡生刘德丕、耆民杨作顺暨三排士民鸠建。城外东关厢义学正房三间，右厢房三间，过厅一间，头门外左边草房二间，右边草房二间，又门前空地一所，道光五年（1825），民人张永富捐银九十两，刘文贵捐银十八两，杨士成捐银二十六两建。三八下洛阳义学房三间，道光七年（1827年），耆民苏玉佩捐建”[80]。

从上述关于义学经费来源的情况看，清代西南边疆各地义学经费主要来自官府拨款拨粮、置办学田，官员的倡捐亦占重要地位，民间助学积极性相当高，大量士绅、商人、里民捐银、捐田产亦不少，但其中官府力量依旧是占主导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