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国”“藩属”：族群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石
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地理活动空间并非十分清晰，尤其是内地中原区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犬牙交错。《通典》曰：“桀为暴虐，诸夷内侵。商汤革命，伐而定之。……武乙衰弊，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12]实际上，诸夏与蛮夷混同杂处，一直持续至秦始皇一统天下。众所周知，西周末年，“犬戎以数万众犯关度陇，历秦、渭，掠邠、泾，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13]关中尽为戎夏交错，杂处共生。东周时，“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14]，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15]，华夷区隔难于消弭，乃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的局面。秦汉以来，随着内地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农耕文明的发达，古代中国自然地理单元内的诸族群逐渐完成了以农耕为生业的内地汉族聚居区域与以游牧为生业抑或以渔猎农牧为生业的边疆民族聚居区域，尤其是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区域与内地区域的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互动所构筑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予古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以相当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鲜有专家学者在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视域下从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视角给予全面深入的讨论，而李先生《互动研究》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抽象出“藩属”“行国”“凝聚核心”“政治体”“自然凝聚”“文化认同”等诸多学术概念作为阐释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李先生《互动研究》一书的众多学术概念当中，“藩属”与“行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学术概念，以此概念为核心引申出内地中原区域出现的王朝藩属体系的族群政治体和边疆民族区域出现的游牧行国体制的族群政治体。游牧行国政治体的凝聚核心自然凝聚着其周边较弱的凝聚核心，而王朝藩属体系政治体的凝聚核心自然凝聚着天下的“五方之民”。两大势力凝聚形成后，便出现了游牧行国政治体的凝聚核心与王朝藩属体系政治体的凝聚核心的碰撞、交融与重组，进而塑造出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绚美画卷。
“藩属”一词在清代才出现，含义为“奉朔朝贡之国”，[16]应源出于先秦时期的“藩”和“属”的概念。[17]在李先生看来，“‘藩属’用于指称边疆民族，是在‘中国’‘四夷’二元结构‘天下’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出现的”，“在属于农耕汉文化的土壤中形成的一个概念”[18]，“以中原农耕地区和农耕族群为核心出现的王朝藩属，是奠定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的基础”[19]，并由此学术理路出发，构建出王朝藩属体系，主张“农耕族群构建的这一‘藩属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多数情况下其内核（王朝的直接统治区）是基本稳定的，其外围的‘藩属’的多寡则取决于王朝势力的强弱；而游牧族群构建的‘游牧行国’在多数情况下其涵盖范围的大小也取决于核心势力的强弱”[20]。在此认知基础上，李先生归纳出以农耕族群为核心构筑的王朝藩属体系的族群政治体具有三大主要特征：一是“有一个被称为‘中国’的核心区域”；二是“由‘王’发展而来的‘天子’（皇帝）是王朝藩属体制的权力核心，并拥有一套维持王朝藩属体制运转的以户为单位设置的管理体系”；三是“不断凝聚的华夏（汉）族群是推动王朝藩属体制运转的主要动力和稳定力量之一”。[21]在遵循王朝藩属体系三大特征学术理路的基础上，李先生总结出王朝藩属体系族群政治体的凝聚轨迹：“藩属观念的形成，尤其是夏、夷二元结构天下观的出现虽然导致了以中原为核心的王朝藩属体系的构建，但从东亚乃至世界政权分布的趋势看，为保护权力中心的安全而在周边地区构筑起藩属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权分布也由此围绕相对强大的政权而形成了在政治上有一定统属关系的一个个不同的藩属体系，犹如不同的星系构成宇宙一样。每一个藩属体系都有一个维持其运转的核心政权，一如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地球吸引着月亮这个卫星运转一样；不同的是，由不同政权凝聚成的众多藩属体系之间碰撞、重组进而形成新的藩属体系分布格局是频繁发生的现象，王朝疆域的构成和变动就是在这种不同藩属体系之间碰撞、重组的过程中形成的”。[22]依此学术理论认知展开古代中国王朝藩属体系的演进特征的讨论自然就显得有理有据有节。
“行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太史公《史记·大宛列传》，《集解》注曰：“徐广曰：‘不土著’。”[23]对此，贾敬颜先生解释说：“‘不土著’的行国与‘土著耕田’‘有城屋’‘市民商贾’的安息、条支、大夏、身毒这些城国绝对不相同，即是说，他们都是以畜牧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24]李先生以此“行国”概念出发，引申出游牧行国体制下的族群政治体，主张“游牧行国建立初期凝聚核心（或称之为‘行国内核’）形成后”，“随着行国凝聚内核的完成，为了保护其利益，它会将更多的其他‘行国’或‘半行国’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进而构建起更大规模的游牧行国”[25]，从而归纳出以游牧族群为核心构筑起的相对完善的游牧行国体制的族群政治体具有五大主要特征：有一个以游牧为生业的族群作为维持行国凝聚的核心力量；有一个被称为单于或可汗，类似于中原农耕王朝皇帝的行国最高权力核心；有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维持和发展着行国体制的运转；有一套维持行国体制运转的以数量为单位设置的管理体系；有具有一定继承关系的以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游牧文化。[26]遵循这样的游牧行国体制特征的学术理路，李先生总结出游牧行国体制族群政治体的凝聚轨迹：“从匈奴到蒙古汗国，虽然每个游牧行国存续时间的长短不同，但都有一个构成游牧行国核心力量的游牧族群。核心族群的出现是游牧行国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在游牧行国存续期间不断凝聚着其他游牧族群，随着游牧行国力量的膨胀而壮大。”[27]“最初分布着星罗棋布的小族群，之后不断凝聚、壮大，发展成为一些规模不等的、以某一族群为核心的游牧行国。在不同时期，草原上的游牧行国的数量取决于实力的对比，一般的状态是势力较大的游牧行国和周围的实力相对较小的游牧行国构成某种依附关系，但这种依附关系取决于双方势力的对比，一旦势力对比发生变化，旧有的依附关系就会为新的依附关系所取代，所以草原地区游牧行国的数量和规模是在不断变动中的，变化是其常态。和农耕地区政治体的运行轨迹一样，在经过长期的凝聚后，有一定规模的游牧行国会出现在草原地区，不仅会带动更大范围内游牧族群的凝聚，也会改变游牧行国之间的依附关系，进而使游牧行国涵盖的范围更大，所体现出的政治格局演变即是实现局部乃至整个草原地区统一的游牧行国的形成，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藩属一样，由此达到了最大化。”“经过数次聚散，至成吉思汗构建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游牧行国的发展才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8]在笔者看来，从“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学术理论认知出发，深入展开古代中国游牧族群演进特征的讨论就显得水到渠成，游刃有余，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互动之演进谜题自然而然便被揭开，学界不得不承认这是开启古代中国社会演进研究的一把“新钥匙”。
在构建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理论的基础上，李先生更加聚焦于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的碰撞与重组的理论认知，此为李先生《互动研究》的核心要义，“‘用夏变夷’不仅成为农耕族群处理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农耕族群衡量‘王’（皇帝）是否‘合法’和具有‘德政’的重要标准，而‘王’（皇帝）以‘用夏变夷’为指导思想制度和实施的众多政策，谋求的最高境界是‘九州攸同’和‘德化被四海’，其结果即是对不同族群（夷夏）的整合”[29]，“王朝藩属和游牧行国之间的互动既不断推动着夷夏族群之间的整合，同时这种整合也成为王朝藩属和游牧行国之间互动的动力来源之一，最终促进了中华民族和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30]，这便是古代中国族群“自然凝聚”的理论内核。在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学术理论观照下，李先生将边疆游牧族群与内地农耕族群的互动过程划分为五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至秦汉时期（1世纪之前），中国北疆游牧行国第一次以完整的族群政治体与内地农耕族群实现碰撞、对峙和交融，第一次实现了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凝聚与整合；第二阶段为永元三年（91）到永熙三年（534），即从“匈奴遁逃”至北魏灭亡，其显著特征是在游牧行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魏，不仅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整个中国北疆草原区域，而且曾一度将黄河中下游的内地农耕区域纳入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同时与南朝形成长时间对峙；第三阶段为东魏太平元年（534）至后梁开平元年（907），即从北魏分裂至唐朝灭亡，进入内地农耕区域的游牧族群逐渐融入农耕族群之中，先后出现的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行国，虽有对峙，但多数情况下成为王朝藩属体系的组成部分；第四阶段为后梁开平元年（907）至明朝建立（1368），游牧族群建立的族群政治体已超出单纯游牧行国的范围，不断向农耕区域拓展，与农耕族群政治体形成隶属关系，甚至将辽阔的农耕区域纳入有效的控制之下，尤其是蒙元帝国，第一次成功实现了以游牧族群为主导的“大一统”；第五阶段为洪武元年（1368）至辛亥革命（1911），先是明朝结束了游牧族群构建的“大一统”，尔后又出现了以满族为主导的“大一统”。[31]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重组与交融直接导致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正如李先生所言，“自北方草原地区出现强大的匈奴汗国始，两大‘政治体’或称之为‘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就纳入到了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轨道中。虽然存在激烈的流血冲突、‘政治体’权力核心的轮替、族群的散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一直是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相互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而游牧族群对诞生于农耕族群中的‘中国正统’观念的接受并和农耕族群长期对‘中国正统’的争夺则是交流尤其是政治、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深刻影响着双方关系的发展，也成为双方共同参与构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引导因素。”[32]这种学术理念认知与研究范式，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为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之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与研究路径，具有中国学界的学术特色，有力地质疑了西方学界的学术理念认知与研究范式，对提升中国学界的话语体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依笔者看来，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石，就是李先生所强调的游牧行国体制（游牧族群政治体）与王朝藩属体系（农耕族群政治体）的碰撞与重组、交融与消解，最终构建起将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合而为一”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马克思说：“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3]故此，将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视为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政治体”，用“行国”与“藩属”等核心学术概念来阐释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状态下的“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当下的中国学界确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