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历史地位与核心价值（代序）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周易》天人合一、太和中正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居安思危、慎终敬始的忧患意识等，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一书以其宏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传承不绝，历久弥新，数千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特别推崇和高度重视。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到作为中国古代文献总汇的《四库全书》，《周易》一直在其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是经学，那么《周易》则是经学之冠冕。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易》一书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升华，逐渐由原始的卜筮之书发展为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学著作，并对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制度建设，对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化学、农林、医药、建筑、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当前，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业已成为一种国家战略。若想深入了解、真正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演变历程、发展规律，《周易》和易学都是无法回避的关键之所在。
一 易学的研究内容
《周易》一书所自甚早，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将《易》之成书，视作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相继创作、推演、加工的产物。今天的研究成果表明，《周易》的两大部分经与传，其中《易传》部分在历经了春秋以来数百年的人文理性的浸润之后，最迟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形成。而更早的《易经》部分，其源头虽不必然如古人所说的那样，是伏羲氏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但也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骤成的。张政烺先生曾试图以“数字卦”解释《易经》的起源，而近年来有关清华简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同样说明了《易经》在早期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和久远[2]。当然，正如《周易·系辞下传》中所说的那样：“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周易》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元典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其年代久远、文字古奥，而是自汉朝以来，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阶层基本知识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本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与开拓进取、顺时而变的价值理念对历代的思想创新和社会变革，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应用阐发的过程中，《周易》博大深邃的思想得以不断拓展，《周易》“无所不包”的社会价值得以不断发掘。这种互动关系使《周易》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条主线，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由此形成的对《周易》的种种理解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即为易学。如果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易学算起，易学在中国最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成果之丰硕、名家之辈出、流派之纷呈，堪称中国古代经典之最。清代四库馆臣曾对易学之发展进行过归纳、总结，其言曰：“《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3]此论固然可视为探究古代易学发展时的不刊之论，但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传统易学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今时今日易学之研究内容已非旧式之貌，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大领域。
第一，对易学理论的研究。其内容主要有两部分，其一是对《周易》经传本身所作的文字训解以及多角度、跨领域的文化阐释，很多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套以易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其二即所谓的易学史研究，虽然撰述者因其所择取的立足点的差别而导致其内容乃至结论各有千秋，但是其研究之视域，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实体，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易学专家与易学典籍。自然，与中国古人视《周易》经传为圣人之言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同，现当代的易学理论研究单就其多样性而论已经是空前的了。在中国大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最炫目的易学成果中，易学理论的研究是占据主要部分的。然而，我们也明显地感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在传统经学的范围内周旋，把注意力放在典籍授受、经传注释、学派演变等问题上，关注的是那些专门的易学著作，那些专治易学且有著述传世的易学家，而未能紧密结合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展开多视角、全方位考察，致使易学史上的某些阶段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讲。例如，对于秦汉易学、南北朝易学、明代易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这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易学研究范围较窄，研究对象较少。因此，我们应该摆脱传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束缚，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受《周易》及易学启示、影响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学术文化现象上来。易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周易》和易学启示、影响下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曾经研究易学、运用易学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张，而不管这些人物是否有所师承的易学家，不管这些著作是否专门的易学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把握易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认识、解读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现象，从而推动易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
第二，对易学典籍的研究。中国古代易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乎所有易学家都有各自的注本，各家《周易注》就不知凡几。此外，以《周易》学说为本的历法、乐律、中医学等各种著述所在多有。如果计算与易学相关的文章、诗词等著述，则无异于恒河沙数。故如不适时加以整理、研究，则必将有泛滥无归、无处措手之憾。正因为如此，古代学人非常重视对不同时期的易学发展加以总结，并集中体现在目录学著作中。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等官修书目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易学文献在历代国家大规模典籍整理时的情况。而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私家书目里，则可见易学典籍在私人藏书家手中的存留情况。正是得益于前人打下的雄厚、坚实的学术基础，发展到清代，易学典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学者朱彝尊的《经义考》是一部经学专科目录，其中有70卷涉及《周易》，占总卷数的四分之一。朱氏所论及的易学典籍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面广。尽管有许多本不属于正统的经学范围，但也由此得以展现出易学文化的全貌。中国古代典籍的大规模整理工作最为瞩目的当属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周易》作为儒家五经之首，位列开篇。《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就有161部，逾千卷，是所有分类中最多者。随之而辑录的《四库全书总目》则是中国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之作，而其中的《经部·易类》又是中国易学文献目录的重要作品。另外，阮元主持编纂的《清经解》中所汇集的清儒易学作品，其规模虽不及《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但却是对清代易学水平的总结，其集大成之功不容低估。王先谦又在阮元的基础上，编成《清经解续编》，续收清代学者经学著作209种，其中就有胡渭、惠栋、李林松、张惠言、宋翔凤、李富孙、李锐、姚配中、胡祥麟、俞樾等十数家之易说，清代易学之全貌得以完整展现。民国初年，一些学者出于补正《四库全书》之失的考虑，本着考察“二百年来新出书籍”之态度，倡议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此事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但随着时局的动荡，续修之事不了了之。然而，在“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组织下，一些文史领域内的学者仍然撰写出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其中，易学文献依旧居于各种典籍之首。通过此书，后人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嘉庆、道光直至民国时期的最新易学研究成果。直至今天，在重新整理易学典籍时，它仍是重要的参考用书。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新的易学典籍工程开始不断涌现。1994年，我国启动了《续修四库全书》大型文化工程，其中仅《经部·易类》又收书200余部，数千卷。1998年四川大学启动《儒藏》编纂工程，2002年北京大学也启动《儒藏》编纂工程，易学典籍整理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当然，易学典籍研究并不仅仅包括传世文献，同样也包括出土文献。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4]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出土的一批简帛文献中，就有不少易学方面的内容。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的帛书《周易》，到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中发掘的汉简《周易》；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迄今为止版本最为古老的《周易》[5]，到敦煌经部文献中《周易注》《周易正义·贲卦》的整理[6]，再到近年来清华简中颇为学界所重视的《筮法》《别卦》两篇易学文献的公布[7]。每一次“新发见”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出土易学文献及其与传世文献相互释证的研究，更在深层次上推动了易学理论的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如上所言，因缺乏足够的“易学视角”，这些“新发见”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易学研究的整体面貌。
第三，对国外易学的研究。《周易》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成果。国外易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本土与域外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如今，《周易》已先后被译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鲜文、俄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各国纷纷建立从事《周易》研究的学术组织，手段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和著述相继推出，其中更是不乏拥有全球视野和国际视野、富于启发性的佳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对国外易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新的问题意识以及新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自身文化，这对于推进本土易学研究，丰富和完善自身文化体系，坚持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创新，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总的来看，关于国外易学典籍，目前除了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孤本《郭氏易解》等少数几种有学者整理外[8]，其他大多处于介绍研究动态、梳理传播史和学术史的阶段，较少有专门的整理成果、系统的翻译作品、全面的研究论著，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专业知识储备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开拓空间。特别是现存易学典籍的总数、详目尚无整体性定论，也没有系统规划、编纂的书面成果。普查、编目等基础性工作方面的薄弱，限制了国外易学典籍整理、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因此，对国外易学典籍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相关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 易学的学术思想价值
众所周知，《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原为卜筮之书，最迟在西周初年就已经成书，但当时人们关注的主要还是其宗教卜筮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战国中后期，《易传》诸篇陆续问世，它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包容精神，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综合百家、超越百家，建立起一个以阴阳学说为主要内容，以《易经》的框架结构为外在形式的思想体系，《周易》完成了由宗教巫术向人文化、哲理化的过渡。秦始皇不焚《周易》，易学的传承在汉初得以延绵不绝。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周易》逐渐取得了群经之首的崇高地位。两汉是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间的易学名家层出不穷。此阶段的易学被后人称为“汉易”，其主要特征是用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宣讲阴阳灾变的象数之学。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是汉易的代表人物。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易学史上的大转变时期。王弼扫落象数，直指“汉易”流弊，由此开辟了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之后数百年间，虽不乏反对之声，但玄学派易学还是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主要特征是充分借鉴道家的某些学说，追求《周易》经传中的抽象原则，从而使传统易学的理论思辨水平大为提高。这种包含着浓厚理性主义色彩的义理派易学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周易正义》以王弼为宗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象数易学并没有退出舞台，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即为汉易学说的大汇集。两宋是易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此时的经学，已由注重文字训诂的“汉学”步入了推崇义理阐发的“宋学”时代。受此影响，宋代的各派易学家都以研究《周易》的哲理为主，从而形成了古代易学哲学的高度繁荣。宋代易学流派纷呈，不仅有胡瑗、二程、朱熹、杨简的理学派易学、心学派易学，还有启自陈抟，大成于周敦颐、邵雍的图书象数派易学，更有成熟于李光、杨万里的“参证史事”派易学。宋易影响所及，遍及元、明二代。清代易学著作丰富，内容与倾向也较为复杂，但总体特点表现为汉易的复兴。具体而言，以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为代表的前期学者对宋易中的图书之学进行了大批判。之后，以惠栋、张惠言为代表的中期学者则对汉儒易学尽行了系统的辑佚、整理与考证工作。清儒的易学研究以考据为本，即使有焦循这种颇具创获的易学家的出现，仍不能从整体上改变清代易学在理论方面的匮乏。
回看古代易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轨迹与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潮变迁的总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颇为吻合。应当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学在传统社会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清人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中所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反映的不仅是经、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更点明了经学在认识古代历史、解读传统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如清末张之洞所谓“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9]，诚为清儒不欺之论。所以，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对于今人在审视、研究古代中国的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乃至政治伦理等诸多领域时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概而言之，在哲学方面，不论是有关天地万物本根与演变的本体论、宇宙论，还是在古代人生论中占据显著位置的天人关系思想，乃至在讨论义利、性命、损益、动静等人生基本问题时，《周易》始终都是能给予古代思想家重要启示的一部典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一些思辨成果突出、哲学思潮浓厚的时代，诸如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时期，易学在理论探索与建构方面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宗教方面，对古代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刻的两大宗教——佛教与道教，与易学也有着不解之缘。就佛教来说，虽然清代四库馆臣认为“以禅言《易》，起于南宋之初”[10]，明代智旭的《周易禅解》也为人所熟知，但事实上易学与佛教在很早的时候就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譬如，唐朝是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而会通《易》、佛者更是不在少数，僧一行对《周易》的研习，李通玄以易学理论诠释华严宗，宗密的“心宗”范畴与“太易说”的关系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例子。相比佛教，道教与易学的关系无疑更为紧密。不仅道教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同样也是著名的易学专家之外，道教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如“参同学”与《周易》更是有着天然的联系，收录于《道藏》中的易学类著作更是古代易学典籍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道教易学”的价值业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在科技方面，易学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于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清儒所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1]，应当是一个恰如其分、较为精准的总结。而近代以来兴起的“科学《易》”，也应当视作易学这一传统的延续。在文学艺术方面，不仅以易学范畴为命题的各类“易赋”“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不绝如缕，在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周易》与易学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唐代诗人为例，陈子昂《感遇·其一》：“微月生西海，幽阳始化升。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至精谅斯在，三五谁能征。”李白《陈情赠友人》：“薄德中见捐，忽之如遗尘。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白居易《哭刘敦质》：“愚者多贵寿，贤者独贱迍。龙亢彼无悔，蠖屈此不伸。哭罢持此辞，吾将诘羲文。”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周易》在诗人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典籍，而是活生生的能给予其文化滋养或精神解脱的一种“依靠”。此处虽然并不涉及过多的易理思辨和探索，却仍能让人感受到易学的“日常之用”，在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里产生了延绵不绝的巨大影响。
三 易学的当代价值
纵观中国易学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智慧在《周易》，《周易》智慧在和谐”[12]。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与根本精神之一，而追根溯源，《周易》实为其重要渊薮。《周易》通过六十四卦来推衍阴阳变化，又通过卦象的阴阳变化来寻求包括自然、社会在内的天人整体和谐。《周易》将宇宙万物抽象为阴阳二体，用阴阳二爻加以体现。六十四卦正是通过阴阳二爻的当位得中及相应来体现天地之间的和谐秩序，其基本规则是：《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各有其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若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得位或当位，得位为正，象征阴阳各就其位，合于其应然的秩序。六十四卦中，每卦有上体、下体或外卦、内卦之分，二为下体（或称内卦）之中，五为上体（或称外卦）之中，若爻居中位即为得中，象征守持中道，中庸而行，合于阴阳和合的法则，从而体现和谐之道。在当位执中的基础上，若卦中六爻上下相应，即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两两相互交感，相互遇合，刚柔相济，彼此推移，就能达到完美的结合，象征着阴阳进入最佳的和谐状态，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太和”。《乾卦·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岀庶物，万国咸宁。”“太和”是和谐的最高形态，和谐是《周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天道变化，社会发展，正是在变化、摇摆特别是螺旋式上升中寻求这种和谐的目标。
《周易》倡导的这种建立在阴阳和谐基础上的和谐，大体上包含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天人）的和谐，二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周易》的这一和谐理念就是要通过人的发展来协调和沟通社会发展的诸要素，最终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获得更高层次、更高水准、更加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心灵和谐是整个社会保持和谐状态的基础，最终能够推动人际关系、天人关系走向和谐的局面。这种目标追求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灯塔。充分挖掘、认真借鉴《周易》与易学的和谐思想、和谐智慧，无疑将有助于当前加强社会建设，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有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1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面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去寻得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智慧。《周易》及易学典籍是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头和载体，它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环境实践。特别是其中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当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14]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
当然，在阴阳相互激荡、交替运行中，寻求和谐的目标需要有力的支撑，这个支撑点就是创新。创新从来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周易》则是中华民族创新理念的重要思想渊薮。《周易》以变化“日新”，生生不已为根本，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颂赞“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要求“去故”“取新”，强调“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贯穿于《周易》全书和整个易学发展史的基本思想线索，创新是《周易》的重要内涵。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首先是忧患意识、进取精神的产物，而这种意识、这种精神可追溯到《周易》。《周易》带有浓厚的周族性格因素，周族曾因种种原因而多次迁徙，在不断的迁徙中，周族形成了戒慎警惧、执中守正的忧患意识，保持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周文王被拘羑里而推演《易》道，文、武二王周革殷命，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意识的充分体现和高度发展。而作为对易学的创新发展，文王演《易》本身又开启了周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使得后世几千年不断溯其源而扬其波。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是在包容、吸纳、融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与《周易》海纳百川的兼容理念有着密切联系。《周易》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强调在多样性、多元性的前提下寻求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性、统一性，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要求兼容并包，并施以智慧，从而“厚德载物”；讲求融通，“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从而“弥纶天地之道”，以总结规律，科学创新。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是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总结规律、运用规律的结果，而《周易》正是对天地之道、万物情理的归纳与总结，带有某种规律性。其中的阴阳思想、辩证思维、整体观念、符号系统、感应观念、类比方法、系统原理、数列思想、相对原理、对称图式、互补原理、均衡思想、周期循环思想等，对中国科技、人文的发展和创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无一不是创新精神的体现，都有易学的创新理念在其中发挥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生生不息，日新月异，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创新，而这种创新精神正是易学变通、“日新”、革故鼎新等理念的实践性表达。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目的就是追求和谐，追求人类个体的身心和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而这种对和谐的追求也理当进一步扩展到世界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会之中。伴随着西方文明发展困境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以寻得人类文明发展新的方向、新的途径。作为东方智慧核心代表的《周易》和易学，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有必要继续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向全球推广易学等优秀传统文化，使之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扩大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话语权；有必要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探讨中外文明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充分运用易学智慧特别是其“会通”理念、包容精神，建立起具有实质性的世界文明对话的模式、机制和平台，从而有助于实现中外文化的沟通、交流和融会，互学互鉴，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和冲突，有助于中外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民族正在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大步迈向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周易》经传和易学思想必将在这一进程中起到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易学文化研究也会历久弥新，返本开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迎来更加深广、更加健康的“《周易》文化热”“易学热”，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绵薄之力。
最后要说明的是，海燕的这本书，是她多年学《易》、研《易》、弘《易》的一点心得，也吸收、借鉴了我们这个学术团队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治学理念、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谢谢！
张涛
2019年6月1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0～41页。
[2] 参见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载《文物》2013年第8期。
[3]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易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页。
[4]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第 239页。
[5]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收录竹书四篇，分别为《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 收录于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一册《群经类周易之属》，中华书局，2008。
[7] 收录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
[8] 《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郭彧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影印南宋官版〈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明）郭子章著《郭氏易解》，谢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9] （清）张之洞编撰，来新夏等汇补《书目答问汇补》，中华书局，2011，第978页。
[1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童溪易传》，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5页。
[1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易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页。
[12] 余敦康：《中国智慧在〈周易〉，〈周易〉智慧在和谐》，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24日，第7版。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23页。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2017，第394页。